王晋斌：贸易战没有赢家

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7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字数：3652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新能源产能远不能满足全球市场潜在需求

《21世纪》：一段时间以来，欧美持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话题。随着全球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新能源已然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战场。当前全球的新能源产能可以满足全球市场的潜在需求吗？全球和中国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

王晋斌：中国“产能过剩”这个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全球层面来看，目前新能源产业的优质产能不是过剩的，而是不足的。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需求都是非常巨大的。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共识，全球能源绿色转型、绿色产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不会改变。从当前生产力的角度讲，目前全球新能源产能对于满足绿色发展需求、能源转型需求来说还是有缺口的。

依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到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 GW，约是2022年的4倍。当前全球新能源领域产能还远不能满足全球市场的潜在需求，远未过剩。

欧美持续炒作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主要原因是他们想掌控全球新能源市场的定价权，但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十分具有市场竞争力，欧美担心失去全球新能源的市场份额和话语权，更担心由此引发货币体系的变革，于是就将“产能过剩”作为出台更多贸易保护政策的借口。

欧美在有竞争力的产业领域鼓吹自由市场，在丧失竞争力的领域就搞保护主义的老把戏。中国先进制造的崛起，威胁到了欧美在先进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说辞，是欧美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旧术语新用，损害了中国及世界的绿色发展权。

《21世纪》：欧美指责中国新能源产品“低价倾销”，然而据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售价普遍高于国内售价。如何理解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为什么在出口定价高于国内的情况下，仍然会被欧美指责“低价倾销”？

王晋斌：中国新能源产品在欧美市场被指低价倾销，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你所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的售价普遍高于国内售价，但销量却在快速增长。可见，新能源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与普通商品一样，是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结果。

市场经济中，供求不平衡是常态，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某种产品的供过于求，而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会自发淘汰没有市场需求的过剩产品。近些年来，中国新质生产力推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升，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先进制造取得了快速发展。

欧美认为中国产品“低价”，是站在西方国家的成本视角去看的，这是不公正的，只能说明按照欧美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无法制造像中国新能源产品一样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产品质量相同的前提下，欧美使用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是高于中国的，因此我们也看到特斯拉在上海建立工厂，主要就是看重了中国的成本优势。

中国新能源崛起靠的是技术创新和高品质

《21世纪》：有外媒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对新能源车实施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然而据了解，对新兴产业给予政策支持和补贴是全球政府的通行做法。补贴政策是造成中国新能源产品“低价”的最根本原因吗？如何看待我国产业政策和补贴政策产生的效果？

王晋斌：任何一个产业都不可能长期依靠补贴做大做强。中国新能源在全球市场上的崛起，靠的是技术创新和高品质。新能源产业布局早，产业集群效应大，研发投入多，成本管理效率提升，物流稳定高效，再加上国内大市场的牵引作用，使得中国新能源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种分工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激烈竞争中通过自身的拼搏，而不是靠低价倾销或产业保护形成的。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采用补贴的方式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全球各国政府的常态化政策。特别是在能源转型领域，通过财政政策支持新能源行业发展是通行的办法。我国政府对于新能源行业的补贴是根据市场动态调整的，近年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的情况下，补贴支持政策已经退坡。

中国技术进步带来了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从早期的低端制造迈向中高端制造，中国制造的新技术比较优势开始发力，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在逐渐增强，这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

反观美国政府，则在大肆宣扬“100%美国制造”。2021年11月，拜登政府签署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批准1.2万亿美元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拜登政府通过补贴鼓励美国企业使用美国货，以此推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这种做法不仅是“双标”的，而且违背全球比较优势分工原理，只能加剧美国通胀压力，降低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21世纪》：按照经济学理论，通过国际分工，各国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再通过国际贸易实现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欧美与中国各有自身的比较优势产业，为什么欧美不能接受中国物美价廉的新能源产品？

王晋斌：这涉及两个原因。一方面，欧美国家的运行背后是选票政治，中国新能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强，给欧美新能源企业带来压力，威胁到欧美企业的利益，于是这些企业就以选民利益为借口，去游说政府制造贸易摩擦、抬升贸易壁垒。另一方面，欧美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存在巨大的逆差，欧美认为这种不平衡的贸易状态是存在风险的，一直在试图减少贸易逆差。

两个原因综合起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阻止甚至降低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国际市场的规模和竞争力提升。从终端产品到产业链上下游，欧美施行了一系列市场分割、关税壁垒等办法，试图降低我国产业的竞争力，也在试图跟中国的产业链实现一定程度的“脱钩”。

贸易战没有赢家

《21世纪》：相比于从中国进口新能源产品，提高关税壁垒、补贴本国产业的路会使欧美获得更大利益吗？

王晋斌：贸易战没有赢家，包括关税壁垒在内的各种贸易摩擦，从消费者福利角度讲只会是双输结局。

对于欧美来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抬高了产品价格，使得欧美消费者使用物美价廉产品的机会少了。对于中国来说，出口减少也约束了企业的生产能力。

然而，在选票政治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欧美现在将所谓的“安全”放在了比效率更高的位置，基于其所谓的“产业链安全”、所谓的“政治正确”，把保护国内产业利益放在了国民利益之前、放在了全球分工效率之前。

于是，欧美将产能等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引发国际经贸摩擦。“去风险”的过程也是逆全球化的过程，欧美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以美国为例，一方面，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和政治迫诱促使制造业回流，《通胀削减法案》为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新能源产业提供了接近3700亿美元的税收激励和补贴；另一方面，通过操弄地缘政治，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对中国采取围堵策略，妄图以此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度，实现所谓“去风险化”“去中国化”。

这种试图扰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为，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不利于本国产业发展，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损害，还对全球气候议程的实现造成了严重冲击。

成立专门工作组前置化处理经贸矛盾分歧

《21世纪》：当前我国新能源产业面临着来自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和挑战。近期美国宣布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加征关税，欧盟拟对华电动车征临时反补贴税，如何评估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我国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要如何规避或应对这些风险挑战？

王晋斌：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下，欧美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投资政策都是在走下坡路的。他们完全忽略了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将使每一个国家更加安全，而是一味坚持他们所认定的“政治正确”的“安全”，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可能会具有比较强的顽固性，对我国来说将会带来一定挑战。

当前，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面临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劳动力结构调整的挑战，新能源产业技术进步正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全球竞争带来资源和利益的重新配置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全球市场份额形成了替代效应，使一些国家在该领域的贸易从顺差变成了逆差。

国际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和分歧应该在坚持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下，依据世贸组织规则妥善处理，各国应共同维护全球正常的贸易秩序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事实上，中国欢迎美国在国际新产能市场上展开公平竞争。中国已经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让各国充分共享中国大市场的发展机遇和红利，进而提高中国及全球市场的竞争效率。

中国是特斯拉全球第二大市场，2023年特斯拉在华汽车销量超过6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37%。中国新能源产业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全球气候议程。欧美理性正确的做法是摒弃经贸合作中的“双标”，与中国携手推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让世界各国受益于新能源产业发展带来的优质产能。

《21世纪》：对于如何引导我国新能源产业健康良性发展、应对当前困难挑战，你还有哪些政策建议？

王晋斌：要更新思维方式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几点可以参考。

第一，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推动全球化发展，不能让“小院高墙”隔离世界。

第二，在坚持多边主义的基础上，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拓新市场，包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

第三，要进一步有效激发国内大市场的需求，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动我国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第四，要积极应对欧美贸易摩擦，对于双边贸易失衡、进出口相差较大的经济体，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前置化处理双方经贸矛盾和分歧，建立常态的、积极主动的沟通机制。

第五，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商来华投资的便利度，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