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中国力量与全球经济新篇章：发展与展望在港举行

本文字数：7578字

阅读时间：19分钟

7月20日，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所（ICE）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主办的2024年中国与全球经济论坛于香港大学黄丽松讲堂举行，聚焦“中国力量与全球经济新篇章：发展与展望”，来自政府及市场机构的精英经济学家、商界及学界领军人物通过高水准的思想碰撞与对话交锋，就中国与全球经济金融问题分享真知灼见。

本期论坛由香港大学全球CEO项目首期班学员，前凤凰卫视主持人江欣荣主持。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洪滨致欢迎辞，他表示希望与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这样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同行进行深度合作，以此形成活跃的中国经济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术社区，通过不断的交流与思想碰撞，能够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更加清晰的理解，有助于为中国经济面临未来各种挑战之下选择正确的经济政策取向、理解经济政策背后的底层逻辑，进而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代表CMF季度论坛（2024年中期）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4年中期）《“流量恢复”与“存量调整”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梳理了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十个重要现象：一是实际GDP增速企稳回升，但名义GDP增速保持低位；二是工业生产平稳回升，但服务业生产显著回落；三是出口出现了一定程度改善，但是促消费、稳投资仍有压力；四是物价延续低位运行态势，反映总需求不足依然是当前宏观经济突出矛盾；五是居民就业和收入状况改善，但消费者信心和预期偏弱制约消费增长；六是企业绩效和经济状况改善，但产能利用率不足制约投资扩张动力；七是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导致政府支出由扩张转向紧缩；八是房地产市场持续深度调整，给各方面造成较大短期下行压力；九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所回升，“货币空转”现象令人担忧；十是制造业PMI回落，生产强于需求。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复苏可以分为三个必经阶段。一是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以供给需求各方面实现恢复性增长为主要特征。二是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以企业利润、居民就业、财政收入改善为主要特征。三是常态化扩展阶段，以资产负债表扩张和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速为主要特征。2024年已经出现了本轮经济复苏的曙光，2023年经济复苏的痛点集中在“五个20%“：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突破20%；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消费省信心指数的缺口高达20%。但2024年以来，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回暖向好，核心宏观经济指标增速较去年第四季度全面回升，观察中国经济复苏状况的“五个20%”现象正在发生拐点性变化。第一，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由同比下降20%扭转为增长4.3%；第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由同比下降20%跌福缩小至10%；第三，青年群体调査失业率由20%以上逐步下降至15%。

报告总结，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流量恢复”与“存量调整”并存态势，受到宏观政策、房地产市场调整与改革预期三大力量的影响，观察中国经济复苏状况的“五个20%”现象已发生拐点性变化并出现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面临与以往时期不同的机遇和全新挑战，需要趁胜追击，把2023-2024年经济恢复所积蓄的潜在力量转化为下阶段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政策选择上建议短期考虑需求管理政策，中期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短中期结合方面，建议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长期建议增长动能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实务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代表第三届香港大学中国经济季度论坛发布ICE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筑底回升的政策选择》。报告提出了中国经济筑底回升的六项重要政策。

第一，通过去库存与市场出清，尽快实现价格水平筑底。一方面，冻结供地与房地产新开工，推动存量地产去库存和出清，尽快实现房价触底。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工业产品去库存，避免在过剩领域持续加大供给与投资。

第二，通过需求端政策发力与收入结构调整，提振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一方面，基建投资的效率走低，体现在资本形成率显著走低，单位货币供给带来的新增GDP显著走低等等。另一方面，消费的拉动乘数显著大于投资。因此建议减10万亿基建支出，增10万亿消费补贴，是重启中国经济复苏的关健。同时居民风险偏好与行为模式已发生变化，改善居民预期与信心离不开中长期的结构调整。此外，建立充分就业促进机制，通过充分就业兜底民生。

第三，通过妥善应对化解债务问题，处理平衡好发展与债务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当前一揽子化债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投资紧缩效应，需把握好化债与发展的平衡，避免宏观杠杆率“越去越大”，建议通过债务的腾挪和转移等方式应对债务风险。

第四，通过宽松的政策激发创新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议将新型举国体制与促进民间创新相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优势。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目前资本市场领域存在的管控趋严，可能将对我国的科创企业投融资带来较大风险。此外，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创新型供给引导消费、扩大消费。

第五，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加快构建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当前出口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背景下，需要努力维持一个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新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但还没有形成“铁幕”，我国还有一定的调整窗口期。外商投资背景改变但作用未减，中国企业从出口到出海是必然选择。

第六，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本次三中全会提出将在2029年前推动或完成300余项改革措施，将极大的提升经济增长的动能，深化改革开放的措施重在有所突破，加快落实。其中，从扩大对外开放来看，香港既是外资流入内地的门户，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哨，应进一步发挥香港与大湾区作为双循环“中转站”的功能与作用。

上午场论坛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发表主题演讲《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着重点着力点》。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当中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已经由以往总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延伸为由预期和信心变化引致的经济波动，进一步导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发生变化。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全国两会所做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就是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替代了原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这种调整底层逻辑的变化意味着在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这三个所形成的关系链当中，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在当前条件下，只有居民和企业预期稳定信心增强，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化解，进而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的良好态势。

稳预期、强信心既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持，也离不开改革的推动。在政策和改革双引擎同时发力于信心和预期问题时，宏观政策在稳预期、强信心方面相对于改革而言的作用是辅助性。所以，改革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要砝码。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发表主题演讲《法治的力量与制度的作用：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石》。他指出，中国经济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信心和预期，信心来自于法治，当人们有了安全感和基本底线，就会有信心。一个国家拥有完善的法治、基本的社会秩序、低成本的税负和能够激励人们前行的制度，这个社会一定会繁荣发展。所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源头来自于完善的法治，来自于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平台。

中国的内部需求扩张（包括就业增加、收入增长以及存量财富增值三个重要因素）固然重要，但不意味着可以替代外部需求，因为外部需求并非仅仅是需求总量的扩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标准。我们在很多领域需要根据国际性标准来运行，只有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才可以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发表主题演讲《全球经济软着陆中的分化及其原因》。他认为，全球经济在后疫情时代超预期实现了软着陆，而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分化，未来预计还会加速。世界经济表现出结构性的新变化：一是FDI、金融和全球价值链的收缩快于GDP与贸易的收缩；二是商品贸易的收缩快于服务贸易的收缩；三是微笑曲线底端产业的收缩，但两端却出现快速增长；四是世界的收缩快于中国的收缩；五是小国和新近发达国家的收缩远大于大国与研发密集型国家的收缩；六是地缘政治紧张的国家和区域的收缩大于地缘政治宽松的国家和区域。

造成这一分化主要有五个原因。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生的区域极度不平衡。第二，大国博弈和利益分配差异导致全球分工体系重构，导致不同分工环节的国家增长出现分化。第三，新一轮全球移民浪潮将改变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第四，各国财政空间的巨大差异将决定下一步经济持续复苏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将发生分化。第五，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分化将导致未来货币政策调整出现强劲的不同步，进而引发国际资本和汇率的再调整。

上午场论坛经济圆桌中，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教授张红松主持，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邢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主持工作）、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教授李冰晶，建银国际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崔历对当前世界及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研讨。

王庆表示，民间投资除去房地产后，与去年相比出现了复苏，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口的改善直接拉动了制造业投资，而且在供给侧对新质生产力投资力度方面加大了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民间投资的可持续性要看需求的可持续性，上半年出口改善主要是因为全球存货周期的改善。但目前供给侧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市场力量下，过剩的行业可能会经历较为惨烈的出清过程，即相当一部分企业要被淘汰，在总量方面表现为私人投资的不可持续性会暴露出来。

邢自强认为解决消费问题有三大主要措施，一是刺激增量，通过给老百姓发消费券和补贴的方式来刺激增量；二是解决社保问题，通过大量的中央政府财政投入或者国企分红强化社保体系，特别是覆盖2亿多农民工和农民在内；三是稳定房地产市场，包括消化存量问题。但要这些尝试落地需要打破一定的路径依赖，因为历史上对资产泡沫和对通胀的考量远大于对当前准通缩压力的考量，所以过去的政策力度相对温和和不足，一旦形成通缩压力，将来可能需要付出比防通胀更大的代价。

刘青指出，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都处在大转型时期，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全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治理思潮改变。脱钩断链、贸易的区域化和集团化背后都是经济组织中安全逻辑和效率逻辑的变化。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科技革命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还不够清晰，这会造成在投资结构和政策选择上存在不确定性，因为AI技术变化会影响政策，政策会进一步影响预期。

李冰晶表示，外商投资可以分成三种：一是平衡投资，美国企业来中国生产出的成品卖给中国的消费者；二是垂直投资，美国企业来中国投资生产出的中间产品卖回美国企业来做进一步的生产；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平台的外商投资。在平衡投资方面，国内消费非常疲弱，导致很多外商没有想要增加在中国的平衡投资。在垂直投资方面，目前的贸易壁垒和国际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对投资的信心打击很大。在政策上吸引外商投资要降低成本和风险，并且要在完善法治体制方面进行努力。

崔历认为，今年全球制造业呈现上行周期，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出口增长上，全球出口指标也表现出回暖迹象。但市场关注的焦点不仅在于当前的出口表现，更在于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产业链的布局和外部环境变化是影响未来出口的关键因素。目前，产业链布局呈现出行业分化趋势。例如，近年来汽车行业本土化趋势明显，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可能向外转移。其次，区域化布局也成为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市场对贸易未来走势的判断不仅仅局限于短期，更关注中长期的产业结构和布局。

下午场论坛中，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在评估人民币国际化时，需要意识到国际环境和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为我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统计数据揭示了多个明显的反差。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在贸易结算领域增长迅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增长率非常高。然而，在投资领域和储备中的使用却有所下降。第二，在金融交易中，借款和负债端的人民币使用明显上升，而资产端的使用则有所下降。

与以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时相比，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早期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下推动的，旨在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接受度。如今，国际地缘经贸格局已从全球化转向以区域合作为主，出现了局部脱钩和供应链重组、以及碎片化现象。一些国家提出了“中国+1”的供应链重新布局策略，这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关注当前以区域经贸合作为主、以碎片化推动的新的国际经贸发展格局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此外，仅仅靠贸易计价结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够的，应重点完善配套人民币的交易结算工具，并且重点推动人民币可供投资的产品，这是下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转折点和关键点。

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座教授，宝光基金教授（金融学）林晨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香港正在积极拥抱Web3.0，探索新的金融发展路径。尽管香港发行了ETF产品，但其交易量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此外，交易所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香港的金融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交易所的准人门槛、产品丰富度，以及对散户的吸引力，是决定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最后，稳定币作为整个加密资产的基础设施，其重要性日益凸显。稳定币的结算量已超过VISA和MasterCard，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等方面广泛应用。香港在这方面也有所布局，但与全球领先机构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需要在ETF、交易所、稳定币、公链、商业模式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才有可能成为Web3的中心。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企业可持续发展全球研究所所长何国俊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即如何从依赖化石能源转向清洁能源。目前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化石能源依然充足且便宜；二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各地表现出显著差异，贫困地区如非洲和印度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三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包括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减缓需要节能减排，而适应则需要改善基础设施和普及空调等设备，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如节能政策可能会限制空调的使用等。

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企业需要全面评估气候变化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并寻找适应性策略。此外，企业在推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不仅要关注企业是否遵守相关法规，还应关注其行动的实际效果。企业可以通过成本较低的方案在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例如，阿里巴巴在饿了么平台上的实验表明，通过简单的默认选项改变，可以显著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员陈志武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从公元2年开始，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南方被视为“南蛮之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唐朝中期和北宋时期，南方逐渐崛起。到元朝结束时，中国南方的人口显著增加，发展迅速。明朝和清朝时期，南方的发展并未有太大变化，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最大的30个城市遍布各地，显著改变了中国的地理和经济格局。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将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潜力发挥到了最高水平。从唐朝初期到明朝初期的七个世纪，海洋贸易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塑造了中国的南方经济，培育了亲商文化，改变了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未来，中国的发展仍需坚持对外开放，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下午场论坛金融圆桌中，香港大学全球CEO项目首期班学员、德林控股董事局主席、前凤凰卫视主持人江欣荣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王晋斌，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闫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校友会副会长，亚洲先进同位素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香港有限合伙基金协会创会会长李鹰，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对中国与香港宏观微观金融的挑战与前景进行分析与研讨。

王晋斌认为，香港作为大中华区金融发展的桥头堡和示范者，其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其作为示范者的资本。其次，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金融创新互动不应被过分限制，应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大陆经济实力的联动效应。最后，香港作为离岸中心，对于金融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发展离岸中心，必须有足够的人民币资产或其他关键资产来吸纳货币，否则货币寻找投资标的的成本和流动性将面临困难，不利于离岸中心的发展。

闪辉指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点在于高收益和低风险，但近年来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持谨慎态度。中国需要解决房地产下滑后对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影响，同时寻找新的增长点以替代房地产和传统基建投资。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表现强劲，但在贸易战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其并非长期增长的引擎。中国应关注在房地产调整后如何管理财政和金融风险，以及在不依赖房地产、基建和出口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闫衍表示，香港债券市场进一步需要推向多元化发展，关注如何从G3货币过渡到港元和人民币的币种结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本身的发展和内地金融强国的发展一脉相承。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和金融产品创新为内地建设金融强国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的制裁，这种制裁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声誉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可能产生较大影响，如何摆脱美国制裁的长臂管辖，推动内地金融强国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是未来需要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刘晓光认为，财政问题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需要从宏观视角系统性地看待问题，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循环问题。在房地产问题上，认为市场将进入一个逐渐从部分指标筑底到全面筑底的过程，并强调改善性住房需求和房屋折旧带来的新投资机会。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不再将房地产作为GDP增长的工具，而是作为改善民生的手段，这样房地产行业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李鹰指出，香港金融行业总体是健康状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比较稳固。根据《2023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报告》，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的总值稳健增长，净资金流入显著增加，显示了香港在国际化方面的强劲吸引力。其次，香港产业政策的调整为本土金融机构带来了新的业务机会和创新机遇。特别是对科创产业和新型工业化的重视，这不仅有助于弥补香港的产业短板，也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管公司等提供了新的本地投融资机会。最后，香港需要推出更多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金流入，并对已有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

常健表示，中国目前面临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双重挑战。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了贸易摩擦，而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疲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痛点。消费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更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幸福感。但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可能与市场期待存在较大差距。在货币政策方面，根据流动性陷阱，大幅降息并不一定能拉动经济，且可能对汇率和市场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在财政政策方面，过去两年的政策思维是以收定支，即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这可能导致财政收紧。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