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建筑：在一个没有工作的时代，建筑学将何以自处？

原文作者：Nicholas Korody

原文发表日期：2016年3月18日

翻译：高舟

原文标题：Architecture after capitalism, in a world without work

原文链接：http://archinect.com/features/article/149935222/architecture-after-capitalism-in-a-world-without-work

注：本文内容仅供学习交流，如有纰漏，欢迎指正，不可商用

“蜘蛛的活动和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段话，也许是他那富于影响和争议的写作中对建筑的一次最直接的引用，“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造蜂房前，已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它建成了。”

抛开马克思所虚构的蜜蜂筑巢本领是否准确不谈，他的观点非常鲜明：人类并非仅能机械地干活，他们还能在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主观情境。我们对劳动所抱有的社会态度也可以类比为前文的“建造”。多诺万.雷奇（Donovan Leitch）在《金表蓝调》中模仿一位老板的口气唱道“二十年换了四个工作，这可不行，我们只招那些会为我们工作到死的人。”这话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现在我们通常会在两年内换四份工作以换得一份上道的简历——因为当前得到一份工作的难度及工作的特点和薪酬，都与半世纪前歌曲写就的那个年代大相径庭了。

然而，虽然劳作条件和人与劳动的关系自福特流水线时代以来历经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经营并寻求更公平的工作环境的愿景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从前一致的。在新自由主义政策步步为营地取缔工人运动，藉着灵活性、企业精神与财政紧缩的名义扭转劳工获得更高报酬与更好保障的趋势的当下，左派们依然仰仗着过时的策略，守着从前的底线进行抵御为主的抗争，未有迈向新未来的企图与尝试。至少《发明未来：后资本主义与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一书的两位作者，尼克.斯尔尼赛科（Nick Srnicek）和艾利克斯.威廉（Alex William）是这么认为的。

“Demand full automation. 

Deman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emand the future.”

首次使这个身在伦敦的二人组备获声誉的是他们于2013年发表的《加速论宣言》（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在文中二人认为，为了加速资本主义的蜕变，尽快转变为一种更为平等的社会机制，左派必须整合拉拢资本主义中既存的社会技术倾向（sociotechnic tendencies）。《发明未来》则对此更进一步。全书以对当代左翼政策的批判起头，并基于此力图构建足以凝聚左派一众的具有建设性的新视野：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与全自动生产模式（full automation）。

《发明未来》是一部颇具可读性和原创性的著作，迈可.戴维斯（Mike Davis）将其描述为“一座能发动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想象的观念上的发射台”。本文原作者在与两位作者的接触中探讨了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两人所构建的未来在建筑学上的意义。

问：我想我们的对谈可以从《发明未来》一书的起始部分——对当代政治环境的探讨开始。在这一部分中你们将“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反紧缩运动（the acampadas movement）等一系列强调去阶级化与共识建构的当代左翼运动称为“民间政治”（folk politics）：“这是一种集体性的、历史构建的政治常识，在当今权利的真实运行机制中走向失控与紊乱。”你们能在此简要解读一番“民间政治”的定义吗？以及这种运动对左派产生了什么害处？

答：你刚才也提到了，“民间政治”概念的核心即是一种“常识”——这是一种社会自然、自发形成的，对政治在战略战术上应当如何运行的设想。在当下的语境中，极左派的“民间政治”聚焦于一种直接性。激进的社会活动者与左派学人潜在地——当然很多时候也相当明确地——认为应对全球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回归直接性。这种对直接性的认同常常以地方主义（生态、农业、资金方面）的形式，或以对仅在即时语境（immediate contexts）下才能发挥作用的政治组织形式（共识政治、直接民主、纯粹水平主义）的偏好展现出来。

“If we want to transform the politicalfabric today, we need to be placing issues of scale at the forefront of ourstrategic analysis. ”

这种“常识”的问题，在于它决然无法成为左派政治势力积累与发展的承担者。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真想变革当下的政治架构，我们就必须在策略分析的前沿与更大尺度的层级上抛出我们的议题。而如今，忽视这一点的“民间政治”越来越成为一种边缘化的、转瞬即逝的弄姿作态——它自满于创造一种临时的、脱离现世的情境，但无法在更大的尺度上改变现实。

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我们并不否认任何小规模努力本身的价值。但问题在于光靠这些星星点点是不足以对付像全球资本主义这样大尺度、结构性霸权的现象的。

问：当下，建筑学似乎正在经历一种“社会转向”（social turn），即重视设计与当地政治环境的关联。比如最近获得行业最高奖项的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那（Alejandro Aravena）策办的威尼斯双年展，其关注重心就是建筑学在改善社会条件方面的实践。针对这些可以改善用户生活的好设计，一些评论家也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这些个体实践也许忽视了探索更大尺度上的议题：造成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住房困难的社会因素。甚至可以说，这些作品通过含蓄地展现一种志愿服务（建筑师个人的热忱与付出）的精神，帮助掩盖了上述问题，并理所应当地将这种志愿精神，作为全社会正在崩塌的福利体系的替代品。

这种现象，与你们提出的“民间政治”是否存在共鸣？我同样很感兴趣的是，你们认为建构特定学科的政治（discipline-specific politics）是否具备可行性？以及更进一步地，你们觉得建筑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属性？

答：“民间政治”这一概念之所以有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的确是建立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的，就其本身而言毫无疑问可以被用于具体的建筑学实践上。然而须谨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性实践都可以称得上是“民间政治”的。这里需要重申这一概念的基本特点：因为任何政治都是从地方层面展开的，所以“民间政治”的最核心特征就是对政治势能累积和拓展的忽视，以及对直截了当的偏爱。

“Architecture, as the design andprovision of space, is inherently political”

建筑作为空间的设计与提供方，天然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一目了然地表现在本世纪头十年巨大的地产泡沫，也反应在泡沫与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债务推动消费间的联系上。全球逾十亿人居住在粗陋危险的平民窟中。托马斯.皮克蒂（Thomas Piketty）指出的全球不平等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城市房价的飙涨。如果建筑师无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即不啻为其中的同谋了。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觉得似乎建筑学这一在最严格意义上具有政治性的学科，却也常常最令人感到乏味。我们对现代建筑创造的一系列宏伟杰作本身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尺度建筑的建造中往往存在劳工问题，而建造的目的则是进一步巩固扩张富人的财产，更不用说类似伦敦这样的城市中的奢华地产是如何起着驱赶域内贫民的指针作用的。无论设计本身如何地政治正确，只要建筑参与了这一社会过程，它在政治上就是反动、有害的。那么建筑学在它自己的位置上究竟能做些什么呢？英国战后大量粗野主义的社会住宅的建筑实践便是个迷人的例子。这些实践实现了对学科内的政治敏感性（politically-sensitive）、高度原创（hyper-Promethean）的可能性的深度挖掘，是对建筑学自身潜力的一次卓越探索。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复兴这样的实践。

问：你们认为全自动生产模式（full automation）与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能够并应当成为左派挑战资本主义模式的利器，我们就从前者谈起。我认为，对全自动生产方式的预期前景，会置建筑师于一种特殊的位置上。自动化的应用加快了建筑工业化的步伐与全行业的进步，许多建筑师也欣然参与了这一过程。我感兴趣的是，你们认为全自动生产模式会如何推动建筑工业向前发展？为什么建筑师需要这种模式？以及该模式投放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答：全自动生产方式为每一工业门类提供了转型的良机，建筑业也不例外。建筑师在工作中使用建筑模型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而这已然可以说的上是一种自动化。但对我们而言，最令人感兴趣的事存在于诸如加法制造业（additive manufacturing）和各种为创造廉价、快捷、宜居的房屋所做出的尝试之中。建造业无疑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人力参与，而加法制造业为我们提供了能快速“打印”出廉价住宅的愿景。对于英国这样亟待解决社会住宅短缺问题的国家，或孟加拉这样亟需建造更多普通住宅的地方而言，加法制造业无疑会极大地改变目前的一切。

“Full automation offers a chance totransform nearly every industry, and architecture is no exception

问：另一方面，许多建筑师在上一次金融危机后历经寻找工作的困顿，可能也更偏向于认同社会上传统的“充分就业”的要求。我觉得这里要讨论的可能跟建筑可以同时作为艺术与职业的特殊性有关：建筑师基于他们工作的特点，会倾向于抵制那些可能出现的人工智能设计或任何试图使设计自动化的企图。你们认为自动化对于设计这样惹人痴迷的创造性工作会有怎样的意义？所有的职业在未来都会被自动化吗？

答：不是所有的职业都会被自动化，因为哪怕是最先进的科技也会遇到技术掣肘。特殊而论，创造性工作的过程直到今天也难以——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被计算机复制。我们能让计算机作画谱曲，但它们尚无法评判这些成果的好坏。许多生成艺术（generative art）——我们可以将建筑艺术也归于此类——在计算机的主导下会趋于平淡与无趣。我们不确定这里是否存在绝对迈不过去的限制，所以也不太肯定创造性工作真的能全然处于未来大规模自动化的趋势之外。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将未来描述为一个没有工作的时代，但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工作会被彻底抛弃——那些仅仅为了雇主而奔忙的工作将会大量减少，而我们将可以获得更多以自我为导向的行为机会，如更多地接受教育，更多地照顾家庭，当然也包括从事创造性工作。我们的想法是，全自动化能够帮助人们从近似强迫的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当然在此之前必须先让恰当的社会体制就位才行。

问：让我们接下一个话题。你们在《发明未来》一书中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我们必须能动地解构资本社会赋予“职业伦理”（work ethic）的价值。建筑业无疑是研究职业伦理的“有害性”的一个尚佳例子：几成常态的无薪劳动、加班加点的工作传统以及极高的学科水准要求是建筑界的基本特征。但建筑师对于这种现状多是自豪的。这种职业伦理上的理想状态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要被消解？以及如何才能消解它？

答：这么看做建筑还真像是做学术了，其乐趣都源于人得以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两项事业存在着相同的问题——这种来自职业的优越感会被雇主利用并时常作为无薪工作的藉口。我们甚至可能会因为有一份令人享受的工作而感到罪过，并在被要求时义无反顾地“牺牲”掉获得合理报酬的机会。

“The problem is not hard work - the problemis the demand to work hard”

我们认为，自发的努力工作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劳动者的这种努力很大程度上是被强迫的（那便是所谓“职业伦理”），并随之丧失了自由选择是否努力工作的机会。许多建筑师和学者无疑会欣然为自己的工作投入大量精力，也能从中获得无穷的愉悦感。但当工作强度开始逼近精神与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人们发现自己仍然不能抽身而出时，那便是问题的所在了。在诸如建筑和学术这样对原创性和创造力有着显著要求的领域中，职业伦理（潜在地强迫你投入无穷无尽的时间与精力）与从业者为了实现真正的工作目标而应当付出的努力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张力，而后者是在抛却职业伦理，实现适当的工作减负后仍能达成的部分。职业伦理本身的形成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但在今天被我们视为有害的一个原因便是它所具有的自我强迫性，并巧妙地将这种强迫性掩藏在一些于人有益的社会准则——比如创造性——之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客观的方式，如实现全自动生产和制定令人足以维持生活的普遍基本工资等等，部分消除“职业伦理”对人们的影响。但对“职业伦理”的完全解构，还需要人们主观意识转变的跟进，逐步减少“职业伦理”在工作价值中的占比，转而用“创造性”、“企业家精神”、“革新”、“主观勤奋”等理念取而代之。

问：在最近一张疯传的照片中，扎克伯格走过一位头戴VR头盔的观众。这个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人，如果不是被科幻般的刻奇体验所吸引的话，到应该说是结结实实地被这似乎来自未来的科技所提供的图景吓到了。我们究竟是否应该为即将在未来无处不在的科技而感到害怕呢？

我们认为，很多时候这种表面的对技术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恐惧。人们之所以“害怕科技”，是因为他们发现人类对科技的发展与未来走向似乎没有多少控制的能力。但始终记住一点：科技永远不会有自己的生命，它总是在外在作用的驱动下发展的。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动力是对最大利益的追求（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便在学术中已经出现“自主科技”（autonomous technology）这样似是而非地承认科技存在“自主生命”的术语，其能动性的背后依然是经济刺激的资本逻辑在发挥作用）。这意味着我们对科技的恐惧来源于资本主义情境下的技术发展与应用，而非科技自身。我们经常下意识地“承认”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渺小无力，当一种科技被引介进入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会天然认为如何使用它的决定权并非在我们自己手中。举个例子，大数据可以主导医药行业未来的蓬勃发展，惠及人民，但也同样会被商业公司用以检测我们的信用信息、兴趣爱好、私人关系与旅行偏好。在这里，真正应该被责备的不是科技，而是我们的经济体系。

“Technology is not to blame here; oureconomic system is.”

问：建筑，或进一步说，整个城市领域，通常被认为是新技术最好的试验田。但当今建筑界的新技术引介，如被包装为“智慧城市”或“智能建筑”的技术实践，实际上是将建筑和使用者置于越来越普遍的人为监管和基于数据的自动监控环境之中。如何才能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让未来显得更自由与平等，而非处于日益强大的管控之下？另外，当下你们最感兴趣的家庭领域的科技革命是什么？

答：兴许最显见的“智慧”家庭技术就是物联网设备了，不过目前来看它并没有改善之前的很多问题（你家中的供暖系统还是会崩溃，只不过原因换成了设备软件更新失败），其安全措施也不甚给力。我们认为未来的痛点会在于通过分析利用各类建筑产生的数据，来达到对复杂性问题更全面的掌控。一个早先的尝试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治下的智利。科学家斯塔福.比尔（Stafford Beer）与一众工程师研发了一种名为“赛博同步”（Cybersyn）的控制管理系统。项目的初衷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因特网体系，它将政府决策部门与生产企业连接起来，同时也组合了公众舆论监控系统，从而实现全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转型。我们认为，如果能诞生这一系统的当代版本，那它一定会成为掌控社会技术复杂性，建立一种成熟的民主参与的决策制定机制的关键所在。

让我们来讨论你们提出的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概念，这与现行的UBI（同名）政策的不同点在哪？

答：UBI政策的核心，是不带标准地让所有人都能在一定范围内足够负担生活。这一理念在当下吸引了很多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数百年前曾出现过左右翼同时支持最低收入标准的时期。对右派而言，UBI政策可以瓦解福利国家，将一切都市场化。而对左派来说，UBI的诱惑在于它可以引导传播一种全新的对待工作的价值观，从而推动全社会在个人发展、劳动组织上的进步（比如你不会再担心参加罢工时无法维持生计）。同时，UBI也相当适配社会的一些新动向，如渐渐崭露头角的全自动化生产模式。左派和右派提出的UBI方案也大相径庭。右派通常将工资标准设定得很低，且将其作为替代福利国家的一种方式；而左派会设置相对更高的标准，并使政策适配于大多数的福利国家体系。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如瑞士、芬兰与荷兰等业已严肃考虑对这一议题的探讨，这种发生在左右派之间如何定义UBI的斗争也将愈演愈烈。

“The entire present structure needs tobe radically transformed”

问：你们对当下的住房现象，如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城市都出现的住房短缺，相关配套及资源的缺乏和劣质的建造方式等有何思考？这些现象是今天特有的，还是一种更为结构性的持久的社会问题？你们认为UBI与全自动生产会如何改善这一议题？在一个没有雇佣劳动和收入差距的环境之中，地产又如何运作？谁会为它买单，它又能怎样决定一个人会生活在何处？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必要对当今既成常态的住房产业问题（房东与租客、租售与使用、开发商等）进行一次彻底洗牌？

答：我们生活在伦敦，在这座可能是全世界住房市场失调最严重的城市中，这一议题是无法回避的。常态的价格合理住房的稀缺，将新建奢华住宅当作纯粹投资用途以及上述原因一再导致的城市贫民从一些城区的迁离，这些现象都为大多数人创造了一个不宜生活的环境。这只能被理解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其背景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面临失效的危机。伦敦地产之所以成为投资首选，是因为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而上层建筑方面，八十年代撒切尔政府为了讨好工作阶层而提出的削减其之前持有公屋的地产税的政策，削减了廉价住宅的长期供应量。最近的政策不过是在加速这一现象的恶化而已。

我们认为当下的整个社会架构都会最终在根本上被改变。UBI当然会使居民买得起房变成可能，但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住房市场本身的变革，以免UBI成了变相补贴房东的政策。其中关键可能在于UBI的资金来源，如它可以从土地税中拨付。这种机制与其方法结合起来后，不仅对UBI的落实有效，也可以将另一些原本可能投入非生产相关的地产投资领域的资金导向社会需求更迫切的地方。

问：我对你们书中最感兴趣的一部分是对“消极自由”（negativefreedoms）与“综合自由”（synthetic freedoms）概念的讨论。你们能简要区分一下这两个概念吗？住房能成为未来自由社会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吗？

消极自由是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自由形态——它们通常可以表述为“从…争取而来的自由”。比如我们会说公民的隐私权是从国家处争取来的自由，保障公民拥有不受公权力侵犯的私人空间。这是新自由主义者们力图实现的自由。综合自由是一种建设性的自由，可以表述为“自由地去做…”。综合自由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强调人的自由的能力所真正可以企及的地方。例如在正式表述上，任何公民都可以参选国家领导的职位，但这实际上受到个人拥有的精英人际网络、资金募集实力和对重要机构资源的掌握能力等条件的约束。这种冠冕的自由实际上是真正自由缺乏之现状的遮羞布。在当前的语境下，诸如高质量、价格合理的住房这样的事物，其积极性是一目了然的——它是人们得以施展自己人生抱负的平台与基石。为了我们最终可以从“综合自由”的角度理解住房，我们就要在确认居住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基础上，认识到住房可以促进人类更大潜能的发挥，点亮人们的前程。

当我们可以将建筑视为一种促进人生发展的平台，而非仅仅是投资方式的时候，我们对建筑的理解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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