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弦乐时间】伯格曼《芬妮与亚历山大》中的舒曼配乐

Piano Quintet in E flat Op. 44

舒曼：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降E大调，OP.44，作于 1842年，舒曼将这首《钢琴五重奏》献给妻子克拉拉，但她因生病无法参加此曲在莱比锡1842年12月6日的首演，结果钢琴演奏由好友门德尔松替代。在临时受邀的情况下，门德尔松大胆地以视奏的方式完成演出。不过也有人说，本曲1843年1月8日由克拉拉主奏钢琴首演。

舒曼的这首优美、活泼的五重奏乐曲是一部开山之作，后来衍生出众多浪漫时期的钢琴五重奏——包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及弗兰克的同类作品。在钢琴与弦乐四重奏的高度融合中，它为同类的后续作品设下了标准，同时乐器之间生气蓬勃的交互作用，也为室内乐曲立下完美的典范。

或许是身为钢琴家且经常以钢琴的观点来思考，舒曼以他最擅长的乐器作为重点，建立了钢琴与四重奏之间对立的平衡。在合奏激烈地奏出第一乐章的主题之后，钢琴软化了冲劲，并在彼此的对话中加入一种温暖的沉思特质。然后钢琴优雅地让位给大提琴及第二主题的伙伴，呈现出一种幻想的本质。乐曲的发展部相当激烈，但开场热情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乐曲末尾再度出现。

慢板乐章以葬礼进行曲的风格开头，但铺陈为挽歌式的第二主题，其中弦乐的结构和钢琴徐缓起伏的琶音模式都令人联想到勃拉姆斯的最诗意之作。在骚动人心的中间段落，钢琴弹奏轻快的八度音阶带领进行曲再现，由中提琴鬼魅般的音调在颤音的伴奏上浮现。接下来的诙谐曲生气勃勃，近于门德尔松类似的乐章，也有着矫健迅捷的力量。终乐章快板以小调活力充沛地开始，是令人惊讶的手法，同时以两首赋格插曲组成的广阔终曲结束，其中第二首以强有力的三声部手法，并结合了第一乐章与终乐章的主题。

《芬妮与亚历山大》选用的正是第二乐章（II. In modo d'una marcia, un poco largamente ）：稍宏大而以进行曲风格，葬礼进行曲风格，却以回旋曲形式。第一小提琴奏进行曲主题，确定后转C大调。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奏第一副主题，回归C小调后主题第一次再现，转F小调，钢琴奏第二副主题。中提琴第二次强调主题后，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提出第二副主题，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以F大调再提出第一副主题，最后以C大调和弦终止。

第一小提琴奏进行曲主题：

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奏第一副主题：

总谱可点击阅读原文下载

伯格曼选择这首曲子做《芬妮与亚历山大》的主旋律应该就是被这俩主题吸引，主题具有明显的“命运动机”倾向，仿佛踟蹰之人初入人世，死神正躲在某个初盯着自己，强烈而又紧张的内心感受几乎令人窒息，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亚历山大主题”。第一副主题具有强烈的叙事色彩，死神仍在，但与亲人生活在一起的短暂幸福已经大大缓解了死神死神镰刀恐惧与压力，所以这个主题或许可以称之为“芬妮主题”。或许我们每个人生活会都会有感受到死神的“亚历山大时刻”，而片刻笼罩以后，则又会回到日常所熟悉的“芬妮状态”。

这首优美、活泼的五重奏乐曲，就像舒曼众多其他室内乐作品一样，写于1842年。这是一部开山之作，后来衍生出众多浪漫时期的钢琴五重奏—— 包括勃拉姆斯、德沃夏克及弗兰克的同类作品。在钢琴与弦乐四重奏的高度融合中，它为同类的后续作品设下了标准，同时乐器之间生气蓬勃的交互作用，也为室内乐曲立下完美的典范。舒曼将这首《钢琴五重奏》献给妻子克拉拉，但她因生病无法参加此曲在莱比锡1842年12月6日的首演，结果钢琴演奏由好友门德尔松替代。在临时受邀的情况下，门德尔松大胆地以视奏的方式完成演出。

或许是身为钢琴家且经常以钢琴的观点来思考，舒曼以他最擅长的乐器作为重点，建立了钢琴与四重奏之间对立的平衡。在合奏激烈地奏出第一乐章的主题之后，钢琴软化了冲劲，并在彼此的对话中加入一种温暖的沉思特质。然后钢琴优雅地让位给大提琴及第二主题的伙伴，呈现出一种幻想的本质。乐曲的发展部相当激烈，但开场热情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乐曲末尾再度出现。

慢板乐章以葬礼进行曲的风格开头，但铺陈为挽歌式的第二主题，其中弦乐的结构和钢琴徐缓起伏的琶音模式都令人联想到勃拉姆斯的最诗意之作。在骚动人心的中间段落，钢琴弹奏轻快的八度音阶带领进行曲再现，由中提琴鬼魅般的音调在颤音的伴奏上浮现。接下来的诙谐曲生气勃勃，近于门德尔松类似的乐章，也有着矫健迅捷的力量。终乐章快板以小调活力充沛地开始，是令人惊讶的手法，同时以两首赋格插曲组成的广阔终曲结束，其中第二首以强有力的三声部手法，并结合了第一乐章与终乐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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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和他的钢琴五重奏Op. 44

在北京听到舒曼的室内乐，如今还是件难得的事。谁都知道舒曼重要。柴可夫斯基说，我们的时代是舒曼的时代；格里格也写到，门德尔松结束了前一个时代，而舒曼开启了新的时代。意思都是说他们受了舒曼的哺育。然而舒曼音乐的推广一直是个问题，除了他的钢琴作品随克拉拉的巡演很快流传。若是把舒曼看作肖邦那种写钢琴小品的作曲家，而不了解他的交响乐、室内乐和戏剧音乐真是太遗憾了。老柴谈舒曼的每一首交响乐时都称赞其乐思丰富，又嫌其配器不好，遮蔽了其中的美妙。而马勒干脆为舒曼的交响乐重新配器。几件乐器的室内乐能减弱这方面的缺点，可是他的室内乐也不流行。即便在世界范围这种状况早已改观，在北京却依旧如此，听他这些美好作品中的一首要等上好几年。当然可以归因于室内乐总是流行不起来，即便演也就演最有名的几个，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有人问过我，怎么看待浪漫主义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我说，音乐比诗歌先进了一个时代，浪漫主义音乐接近现代诗歌，其一个例子就是，舒曼的音乐是一种心理的音乐。尽管他的交响乐和室内乐多数采用了古典曲式的框框，但走进去不是海顿的大厅或门德尔松的卧室，而是走进内心的房间，走进身体，浸陷在翻涌的体液里。因而舒曼的音乐初听会觉得有点怪异、粘滞、晦暗，但听进去发现所探极深。

以这首钢琴五重奏为例。

其一，舒曼企望贝多芬的英雄性格，总想让快板主题呈现英雄形象，比如第一乐章坚定的主题，但却根本不是贝多芬那种席卷扫荡式的英雄，他的英雄跌跌撞撞，在地面上蹒跚，虽然用力、很不容易地显出点儿英勇。舒曼有时也追求贝多芬的崇高，比如C大调第二交响乐末乐章的结尾段落，但那只是一个凡人的努力。

其二，他音乐的其他部分都很沉溺，已不是抒情，而是对情绪、感觉发生的实况呈现。比如这首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式的行板，一首孤独和爱的叙事诗，前半部分交替着独处和爱恋的场景，中间钢琴和弦乐竞相加快，冲动在克制中激增，突然凝滞了，弦乐交错着摩擦、颤抖，疼痛而疲惫，就像聂鲁达的诗：“最猛烈的时刻来了！而我爱你。”完全是在描写身体之爱，用音乐仿生地复现一个过程。

其三，他表达了疯狂。比如他进行曲风的段落总是透着“躁”，控制不住地有种紊乱、抖动和不能停止的重复。在这首五重奏的第三乐章，贝多芬结尾才有的那种急速作为中间的一个插段，把结尾逼向歇斯底里的边缘。我觉得正是这疯狂，是我们所疏于理解的，这才是舒曼受冷落的最重主要原因。正像在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里的人们仍然对心理层面的事情保持着无知，缺乏同情心和理解的愿望。

但愿不要阻碍我们认识舒曼室内乐之于音乐史的意义。在他新婚第二年，完成了两部交响乐之后的1842年，被称为他的室内乐年，他写了三首弦乐四重奏Op. 41和两首最为人喜爱的钢琴五重奏Op. 44、钢琴四重奏 Op. 47。当他刚写完弦乐四重奏的时候，门德尔松很不认同，批评其没有发挥出每种提琴的音色特点。实际上正这个“缺点”——他把它们聚合成一个整体使用，开创了新的道路，直通向布鲁克纳的交响乐和拉威尔的弦乐四重奏。而也是这种新的功能性改造，使他有理由将古典有钢琴室内乐的标准形式——钢琴三重奏，增加两把提琴变成五重奏。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不再是均衡的、分别担任角色的，像门德尔松做出的典范那样，而是用弦乐组对抗更为丰富、饱满的钢琴，有些类似于古典的交响化的协奏曲。这种舒曼式有钢琴室内乐，取代纯弦乐室内乐成为一个时代最显要的室内乐形式。舒曼的确是富于创造力的。柴可夫斯基将艺术家的才能区分为：创造力和想象力，界定舒曼为前者，而缺乏门德尔松那种赋予乐思以诱人外观的想象力。他的另一则概括也令我无法找到更新颖恰切的表述：“舒曼的音乐反映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深奥过程以及现代人内心怀具的疑虑、绝望和对理想的追求。”

忽略这些深刻之作的同时，却对另一幅设想中的图景津津乐道，就是舒曼和克拉拉幸福的婚姻，似乎人们热衷于音乐家的励志功效。两个艺术家结合这种显然的不幸，是如何被轻易遮蔽了呢？结婚之后，克拉拉无法忍受没有掌声和追捧的生活，加上经济窘迫，她要去巡演，而舒曼惧怕离开家，不停地在旅途中抱怨，也不堪于在社交场合被认为是女音乐家的丈夫，而非一个音乐家。正是在1842年，舒曼发生了最初的精神病症的预兆。越到后来他越敏感，几乎自闭起来，而且发生幻听、幻觉，感觉被噪音和鬼魂围绕。他投莱茵河自尽未遂后，据说是出于自愿进的精神病院。那时的精神病院是怎样的状况，而一个音乐家会感受怎样的折磨？克拉拉则开始不间断的巡演，推广丈夫的音乐，却几乎不去看他。她销毁很多舒曼的手稿。一种说法是她毁了约阿希姆和勃拉姆斯争着喜欢的许多大提琴小品；另一种则说勃拉姆斯参与了销毁，认为这些作品沾上精神失常的印记，不应流传下来辱没了舒曼的名声。也许这是可信的，因为约阿希姆也一直保留着舒曼的小提琴协奏曲，没有按舒曼的意愿公演，且要求自己死后一百年之内不得公开，所幸1937年被梅纽因发现并演奏了。但我总觉得克拉拉知道舒曼晚年作品里有某种她不愿为人所知的秘密。现在普遍认为舒曼早在莱比锡求学时就染上梅毒，是病毒侵入大脑导致幻觉。这是否可能？从另一方面看，舒曼的父亲曾精神失常，他也许只是遗传，舒曼的大儿子路德维希50多岁的一生也在精神病院度过31年。这些都是克拉拉所承受的。从舒曼最后的那些室内乐小品看，他心中依然是爱和眷恋，似乎并无怨恨，对比他的遭际，这令人难过。然而对于克拉拉，一个不想失去周围和社会接纳的人，也绝不仅仅是给“父亲”穿上紧身衣的凶手（见斯特林堡的戏剧《父亲》），我甚至更愿意理解她的毫无办法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