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哈斯姬尔：我和李帕蒂不得不说的故事（上）
1950年12月2日，在忍受了漫长的病痛之后，迪努•李帕蒂离开了人世。十年后，几乎是同一天，12月7日，1960年，克拉拉•哈斯基尔在布鲁塞尔火车站失足，一颗流星陨落。似乎是一种巧合……两位都是卓越的音乐家，钢琴家，都是罗马尼亚人，而且还有一段深深的永恒的友谊。
今年是克拉拉•哈斯基尔逝世40周年和迪努•李帕蒂逝世50周年。Tahra公司特意推出了此套专辑，包括以前从未发行过的录音，以作纪念。最珍贵的就是一部分克拉拉的私人录音，声音古旧但是音乐却是那样的美丽。这些录音从78转唱片以及盒式磁带中转录而来，是在50年代末期录制的（似乎1958年的可能性最大）。在克拉拉心脏病后的疗养期间，她获赠了一台盒式磁带录音机，这样，在克拉拉的小屋子里，她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录音了。尽管这些录音的史料价值更大一点，它们重要的感情影响力也是不容怀疑的。我们现在能够从这些资料里获知钢琴家的私人内心世界。
这些磁带最初是克拉拉•哈斯基尔的妹妹送给热罗姆•斯皮盖特（Jérôme Spycket）先生的，斯皮盖特先生允许Tahra公司在这套纪念专辑里发行。它们以前从未公开发行，在我们看来，它们是如此的重要，因为这些作品哈斯基尔只有这些录音存世。我们决定选用贝多芬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片断和拉赫玛尼诺夫前奏曲的四个录音中的一个。最后我们发行的是哈斯基尔的妹妹选择的一个录音（它们有一个45-rpm的私人录音）。它们真是太杰出了，李斯特音乐会练习曲第二首《轻快》（La Leggierezza）尽管最后的三个小节遗失了，但仍闪耀着最敏锐的触键和精湛的技巧；阿贝格变奏曲则几乎和后来克拉拉的录音室录音一样完美。莫扎特的第九钢琴协奏曲，欧根•约胡姆大师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协奏，是在海牙的一次现场音乐会录音，Tahra有幸得到来自荷兰声音博物馆（Dutch Sound Library）的母带。与李帕蒂联系的“纽带”则是他们各自演绎的巴赫的合唱改编曲《来吧，异教徒的救世主》（Nun komm'der Heiden Heiland）。这两个演绎是多么的伟大！
我们没有找到李帕蒂的尚未发行过的录音，除了这套专辑里的三个法语访谈。它们和巴托克的第三协奏曲（保罗•萨彻尔指挥）一起出现在此专辑里。这个协奏曲的录音以前曾经两次发行。一次是德国公司Archiphon，不过不完整，还有一次则是Urania公司，可是在转录方面做的很不好，背景噪音太大，也没有尽力消除其他声音瑕疵。我们非常感谢Südwestfunk Radio Archives允许我们使用原始的母带，这使我们的转录工作得到了质量保证。最后，我们衷心感谢斯皮盖特先生——克拉拉•哈斯基尔传记的作者，欣然同意为我们的专辑而写的一篇文章，讲述这“两个天才”（Duex êtres de Lumière,玛德莱娜•李帕蒂称呼她的丈夫和克拉拉）之间超过十五年的非同寻常的友谊。
巴黎。1934年。距离那场“伟大的战争”已经15年了。空气里似乎已经有了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息（对那些敏锐的人们来说），似乎那并不该被认为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德国，已经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有关“再教育”的谣言像长了翅膀似的传播着…… 在法国，放荡疯狂的日子已经开始了，政治气候里充斥着丑闻。来自世界各地的“波西米亚人”还是经常造访咖啡馆。巴黎，这座不夜城，仍然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那些梦想成为艺术家的人们：人们可以在这里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艺术家得到了巴黎的认可就意味着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为数众多的沙龙聚集着众多“名流”。通常有政治家的沙龙，工业家的，画家的，作家的，等等，当然还有音乐家的沙龙。
贵族夫人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Edmond de Polignac）（原名Winaretta Singer，美国Singer牌缝纫机的发明者之女）的沙龙，被公认为最辉煌和独一无二的。从音乐方面来讲，它的确是最重要的沙龙：在丈夫去世之后，她在亨利马丁路和高当贝路（分别是今天的乔治芒代勒街和巴斯德波尼街）街角建造了这个别有风格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宅子，她懂得如何把音乐界最负盛名的人们聚集到这里来，作曲家、指挥家或者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福雷，樊尚•丹第，梅萨格和萨提都经常来参加公主的沙龙。同来的还有名画家萨金特，以及马塞尔•普鲁斯特，后来还有拉威尔，法拉，斯特拉文斯基，普朗克，索盖，维纳，阿图尔•鲁宾斯坦，霍洛维茨，以及纪德，高戴尔，瓦勒利，贝里松，科克托，科莱特，盖埃诺，阿沙尔，莫里斯•帕普奥洛格，雷蒙•普安卡尔，皮卡尔教授等等许多人。
一个很不起眼的年轻钢琴家，一朵壁花（wallflower，指的是舞会里无人邀请的小姐，这里和后文都指的是克拉拉•哈斯基尔的默默无闻），来到了沙龙，她别无所求，只求融入房间的木艺中。从1927年她自瑞士返回巴黎后，她就成了夫人正式的客人，在过去的七年里，这个罗马尼亚姑娘成为了一个“沙龙钢琴家”，就像年轻的雅克•费夫里耶那样，后者已经经常在沙龙里演奏了。费夫里耶和克拉拉相处的很好，尽管性格很不相同。费夫里耶非常外向，而克拉拉却很内向，她会为了一个错音而感到难过，总是很细微谨慎，讨厌社交聚会，少言寡语。但是每当周五下午，她坐到钢琴前的时候，克拉拉便神奇般地像换了一个人。
1935年年末的一个周五，一个年轻人走近了克拉拉——“我听了您在布加勒斯特（译者按：罗马尼亚首都）的演出”，他羞涩地用罗马尼亚语喃喃地说。克拉拉的忧郁瞬时软化消融了。
二十年后，她向贝尔纳•加沃蒂讲述了这个故事：“那是，当然是，迪努•李帕蒂……单纯，善良，崇高，都汇集在了这个奇妙的人儿身上！从那天起，我们每天互相见面，打电话，有时甚至一直聊到深夜……”
这是多么样动人的友谊啊！发生在一个四十一岁的女性和一个尚未满十八岁的年轻人之间！任何年龄的差距由于音乐，都很自然地消融了，彼此沐浴在天真之中，享受着人性的阳光！
他们相遇的时候，正是克拉拉的生命中最惨淡的时刻。一年多以前，1934年的2月14日，克拉拉残暴的叔叔阿夫汉•莫斯古纳（可是在克拉拉小的时候是多么的和蔼亲切！）去世了，留下克拉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以倾诉。她是还有一个妹妹让娜， 在巴黎，是一个乐队的小提琴手（当年德斯尔•安热尔布雷什特组建国家交响乐团的时候她还在其中呢）。克拉拉在瑞士和巴黎还有一些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他们在经济上支持克拉拉——她曾试图开始自己的职业演奏生涯——尽管后来这个想法渐渐变的不现实。
她率直纯真，并不善于处理好公共关系，她知道自己的真实价值所在；但是对她来讲，现在开始自己的演奏生涯似乎太晚了。整个1934年她一共才收到四份演出邀请！尽管她的那些富有的朋友们会友情购买保丽金（Polydor）出品的她的25厘米唱片，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对她的录音感兴趣，前景很黯淡。1935年似乎好了一点，广播电台邀请她和国家交响乐团一起演奏。可是她这个忧郁羞涩的人儿呵，竟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当迪努那热情四射，充满着阳刚气质，敏感又发射出蓬勃的生命力的眼睛照射在她身上的时候，克拉拉受到的是多么大的震惊啊！突然之间，她似乎找到了生活的动力！这个还年轻然而却如此封闭的女性，突然之间面对着炽热的爱慕，或者说某种超越了普通友谊的感情。她总是把感情隐藏的很深，然而周围的朋友却很轻易地发现了迪努在克拉拉的生活中的分量。
他们的关系在随后的四年里像刚开始那样热烈和富有激情。在巴黎，他们每天见面，打电话，他们会互相写信，甚至给对方画小卡通漫画。当然，在他们之间，音乐始终是中心。他们互相交谈，常常并肩坐在钢琴前。有时是一个人弹，一个人倾听，也有的时候是四手联弹。
那么对迪努而言，克拉拉的意义又何在呢？在对这位伟大的女性那无与伦比的触键，音乐风格以及演绎的推崇之外，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种似乎是于生俱来的不同寻常的共通之处。他们的声音都是自由地让人惊叹，他们的举止都是那样的自然和谐。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并不重要，对迪努而言，克拉拉是最伟大的合作伙伴，尽管年纪上差不多可以做他的母亲了……但是另一个角度讲，他们的关系总是很好。倘若克拉拉精心打扮一下，她还是很迷人的。
每当她聆听他演奏的时候，音乐总使她抑制不住自己的赞誉。在李帕蒂的职业生涯刚刚发轫的时候和后来他濒于崩溃的日子里，克拉拉这样的音乐家的赞誉对他来讲是何等重要呵！
他们是如此“自然”地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除了演出——都使他们彼此接近。他们分享着忠实和纯真：他们的友谊是最完美的典范。
只是有一个人：迪努的母亲。安娜•李帕蒂是很好强的一个女人。她不遵从丈夫，自己带着两个儿子（迪努的弟弟瓦伦丁，比迪努小六岁）去了巴黎。他们于1934年8月初到达巴黎，随即住在一处舒适的住宅里。从他们的屋子里能看到圣•罗马大街9号的广场，而圣•罗马大街10号就是克拉拉曾居住了七年之久的地方，只在她叔叔去世时离开过。
安娜•李帕蒂对迪努真是关爱有加。正是为了迪努和他的演奏事业，安娜才决定举家搬迁到巴黎的。科托前年在维也纳国际钢琴比赛中发现了迪努的才华，当时年轻的罗马尼亚人只得到了第二名，理由是他“太年轻”了，科托对此很愤怒，于是邀请年轻的迪努去巴黎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安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她为她的儿子登记了1934学年的课程：科托的大师班（最初科托安排助教伊冯娜•勒费比尔教他），保罗•杜卡斯的作曲班，查尔斯•明希的指挥班。无论在何处，迪努出色的天赋都让所有的人感到震惊：他的技巧和音乐内涵，还有他始终保持着的纯真的心。
保罗•杜卡斯在第一个学期结束后这样说，“他的天赋近乎完美，只欠工作和公开的演出经验……”但是杜卡斯几个月后（1935年3月17日）就离开了人世。他的课程也由纳第阿•布朗热接替，布朗热同时也就“继承”了李帕蒂。而当她发现了李帕蒂优秀的天赋的时候，她便竭尽所能帮助他成长。
纳第阿•布朗热和这个新学生之间的友谊发展得很快。在她的音乐生涯里，纳第阿•布朗热总能和年轻一辈的音乐家形成一种深厚的友谊，无论他们是不是自己的学生。对迪努也一样，迪努就认为布朗热是自己的“精神母亲”，这显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
当时，纳第阿•布朗热在波利尼亚克夫人的沙龙里当指挥。她和伊戈尔•马克维奇以及让•法兰塞一样，喜欢在沙龙里隆重推出自己得意的学生。夫人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着一双闪耀着天赋的迷人眼睛的罗马尼亚小伙子，于是就向她周围最亲密的朋友们介绍了他。于是不可避免地，克拉拉和迪努相识了：对迪努来说，两人的相识不过是他丰富的交往圈中的一环；但是对克拉拉来说，那情况就是两样了……当然很容易想象，安娜•李帕蒂该是很高兴的。
李帕蒂夫人很机敏，不会正面地反对这好似从天而降的友谊。尽管她似乎对儿子管得很松，在迪努二十岁生日的时候她还送给他一辆汽车作生日礼物，母亲还能控制得住他。可她拒绝不了他，而他也恰好利用着母亲的这点溺爱。迪努真正是她“生命的爱”，——但是同时，也是她“生命中永远的痛”——在迪努英年早逝后这位母亲献给儿子的一本书的名字。那一年，和他们尚未离开巴黎的那年不同，她决定1936年回罗马尼亚过暑期。难道这真的是因为 “dor”，这个罗马尼亚单词——勾起了游子的思乡之情？是为了迪努能够和他的老师艾乃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音乐会？还是为了能够把迪努和克拉拉两人分开？
无论何时，这种想法总是会落空的！他们还是彼此通信，通过信笺，他们仿佛就在琴旁耳语。在1936年的初冬，克拉拉从威尼斯回来后，贵族夫人又邀请她去她的宅邸，继续她的沙龙。至少有一个线索显示出了安娜•李帕蒂对克拉拉的怀疑：在后来她献给她儿子的书里面——书中集中写了他们在巴黎的日子——克拉拉的名字一次也没有被提到，哪怕就是当迪努和克拉拉在一起在明希指挥下演奏双钢琴协奏曲的时候……
1937年，1938年，1939年。迪努•李帕蒂的演奏生涯迅速发展的三年。他开始在音乐圈子里出名了；甚至比克拉拉还有名，而实际上后者的公开演奏要更多，这得感谢国家交响乐团，安热尔布雷什特多次邀请克拉拉合作钢琴协奏曲。但这些年里，迪努和克拉拉那特殊的友谊得到了巩固。
当他们两人都在巴黎的时候——那是他们的天堂，他们在一起最多的时候——他们几乎每天见面。他们每天都要打好几通电话。他们喜欢一起弹琴，在贵族夫人的沙龙里，在克拉拉位于圣•迪迪埃大街的屋子里，在迪努位于圣•罗曼大街的屋子里——哦，这得感谢安娜•李帕蒂了，那儿有架很棒的Pleyel钢琴。他们彼此聆听对方弹琴，评论他们的演奏，交流想法……他们还吵架！通常，都是迪努不满克拉拉那似乎是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试图说服她相信她的演奏生涯才刚开始。可她拒绝相信他。她自身的态度几乎完全是消极悲观的——她有时也承认，“多么遗憾我有这么高的音乐天赋，神经却是如此脆弱！”
可爱的老师纳第阿•布朗热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机会来推介自己的得意弟子李帕蒂：每当她有机会演奏双钢琴的时候，她准会叫上李帕蒂（1938年她让迪努参加了她著名的勃拉姆斯《爱之歌华尔兹》（Liebeslieder Walzer）的录音）。同时，克拉拉为保丽金录制了她的第一个《阿贝格变奏曲》（Abegg Variations）。几年后，迪努像往常一样，真诚地告诉克拉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首舒曼演奏地跟您一样……那么纯真，完美。”
1938年10月19日，贵族夫人第一次邀请迪努和克拉拉两人一起演奏莫扎特的降E大调双钢琴协奏曲。那次是李帕蒂自己写的华彩乐段，并且郑重地将它题献给克拉拉：“克拉拉•哈斯姬儿小姐，为了我们的第一次双钢琴音乐会……”
这两个出色的钢琴家的默契深深打动了贵族夫人。她过去很熟悉克拉拉的演奏，然而当她听到李帕蒂的演奏的时候，她写信给纳第阿•布朗热说：“您一切关于他的美好的预言都成为了现实……”他们能在一起合作举行音乐会的机会并不多……然而已经足够使迪努清楚，克拉拉自己是她最可怕的敌人。
他们合作演出了迪努写的双钢琴交响协奏曲，明希指挥。演出结束后，克拉拉情绪很低落，一言不发就直接冲出了大厅，回到家躲了起来，谁也不见，迪努也不例外。当她终于平静下来，尽管此时仍然在为自己的表现而耿耿于怀，她拿起了电话准备向迪努表示歉意……然而一直打到深夜，迪努始终也没有接。这令敏感忧郁的她更加失落。迪努已经回到了家里，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响个不停的电话是谁打来的：他对克拉拉太了解了！尽管他很想安慰安慰克拉拉，他还是决定给克拉拉上一课，于是一直没有接。第二天，他温柔地告诉克拉拉，她演奏地棒极了！克拉拉没有告诉迪努她前天晚上彻夜未眠，她知道她和她的孤桀该得到惩罚！
这件趣事（许多年以后他们还能非常鲜活地回忆起）描绘了他们当时的亲密无间，以及他们之间那种默契的自由：这两个人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他们是不会拘泥于任何社会规则的束缚的……然而当他们坐到钢琴前准备演奏的时候，一切就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似乎他们两人都达到了他们演奏生涯的颠峰。1939年7月3日，波利尼亚克夫人组织了另一场音乐会，曲目都是前天他们在电台的录音曲目：克拉拉弹了李帕蒂作的古典组曲（为钢琴和交响乐团而作），两人一起演奏了布索尼改编莫扎特的双钢琴协奏曲，随后是李帕蒂的交响协奏曲，最后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双钢琴协奏曲，音乐学院音乐会乐团协奏，明希指挥。
但是这个辉煌的夜晚将是他们的天鹅之歌（传说天鹅在死之前都会唱凄凉无比的歌，后被用来形容最后的绝唱）。纳粹德国渐长的气焰使安娜•李帕蒂心惊胆战，她决定这场音乐会后就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巴黎，回到布加勒斯特。尊贵的夫人——此时她尚未意识到她的赞誉是多么的崇高——在她离开巴黎去伦敦的家之前，对克拉拉说，“您知道，每个人都说，他们从未曾听过像您弹的这么好的莫扎特，太令人惊讶了，不可思议的出色！”
9月3日，战争爆发了。这得“多谢”那一小撮蠢货的自大，把祸害带进了如此迷人的国度，把这里的一切都送入了悲剧之中。即使是最为悲观失望的人们也决不会想到整个的一个文明，会被摧毁，会突然坠入地狱，充满粗俗和恐惧。
李帕蒂离去的那天，克拉拉拂晓时分就起床，赶去里昂道别：分别总是令人心碎的。她不知道何时才能重逢，今生还有没有可能重逢。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人们都这样说。可是1914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心存着这样的幻想。在周围这样的环境里，伤心的克拉拉穿过巴黎城回到自己在圣•迪迪埃大街的小屋。那还是五年前她叔叔去世的时候，她离开了以前的住所，好心的朋友德马雷转让给她的。
她是那么的孤独无助，什么也不愿意做。7月13日，李帕蒂离去后的两天，她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朋友，今天中午前你就该到布加勒斯特了，我衷心愿你摆脱疲惫。当我意识到你真的就这么离开了，整整好几个月我们都不能相见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悲伤！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孤独寂寞。我常常向你倾诉，你的性格、天赋是多么的吸引我，我们的友谊使我的心灵充满着欢乐和愉悦。如果这还不是毫无保留的自白，那什么是？！因为我不能通过电话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就‘报复’你，写信给你！你在那儿也可以‘报复’我，让我忍受等待你的来信的煎熬直到地老天荒！你看，我正努力保持我一贯的幽默呢……我想象着这个暑期，你会如何工作、作曲。人要是像你这样聪明，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做不了的。和你交流，尤其是直面真理的时候，那是多么愉悦和舒畅啊！这又让我想起了埃乃斯库，他在说起你的时候，充满着赞誉和喜爱。我求求你，只要你一有空，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干些什么，又写了什么曲子，在何时何地开了音乐会。我告诉过你9月9日我的一次广播独奏会吗？其中就有你的夜曲，还有一首普朗克的曲子。如果在那之前你不给我寄来，那天我就得自己写一首夜曲了！你看看，我现在是多么地期待你呀！”
她在信最后的署名，是迪努送给她的昵称“克拉瑞内逖”（Clarinette）。
这些只是一系列信件中的开头。他们之间的鸿雁传书一直进行着，只是其间因政治事件而被截断了一段时间。四天后，一张明信片又寄来了，上面画着四只小驴子：
“亲爱的迪努，你很让我恼火——你从没有跟我要过照片！——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寄给你我近期的快照。在洛桑（Lausanne），我的名声远播，我的这张相片在城里四处都挂着。为了买我自己的这张照片，我还不得不花了一个瑞士法郎。我本用它来准备将来的音乐会的。”
她开始准备和迪努（在家乡罗马尼亚）的双钢琴音乐会……但是8月3日：
“还是没有埃乃斯库的消息……我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对回布加勒斯特几乎丧失了一切信心。他们显然不会和我签三年的合同——听众根本不愿意来听我演奏。”
这些直到1940年6月5日的信，有30封保留了下来。大部分都是在法国写的，有的在罗马尼亚。迪努都保存着它们。但是这期间迪努写给克拉拉的信都遗失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克拉拉把它们和另外整整一箱子的文件一起毁掉了。因此我们只能想象迪努是如何回复克拉拉的这些“自白”的了。克拉拉的信，不管是寥寥数行还是洋洋数页，字里行间流露着她的迷惘和忧伤，尽管她试图用幽默和反语来冲淡这种气氛。信件从巴黎、瑞士（八月份她是在那儿度过的）、荷兰（她在那儿开了一些音乐会）寄出，然后又是巴黎，最后是雷恩（Renne）——她搬到那儿，和她妹妹让娜住到了一起。战争刚一开始让娜就和国家交响乐团以及广播公司到了雷恩。
视她情绪的不同，她会称呼迪努“Gregoire”（看起来是迪努自己想出来的昵称），“Docteur”（Doctor），或者“亲爱的小兄弟和大师”（Cher Frérot et Maître），她抱怨自己的孤独寂寞，抱怨自己的自怨自艾，而使事情越来越糟糕。在卢赛恩（Lucerne），她因“地狱般可怕的潮湿”而病倒了，她写道：
“没有人和我说话，甚至没有人关心我……但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倾诉的对象：一只猫，和我一样寂寞的猫。至少它爱我。”
她信末的署名是“珂丽内逖”（Colinette）。
还有一次，她写道：
“我羡慕你的天赋。为什么上帝只赐予我可怜的一点点而赐予你这么多？这就是人间的不公平……我的情绪很低落，我不想演奏，哪怕是和以前一样糟糕的演奏；我不知何去何从，弹些什么音乐。我的身体也不好。我的脑子空空的，和我的钱包一样……让我和我的一切都去地狱吧！可至少我得知道地狱的地址呀……”
“每当我试图弹点什么的时候，我脑海中总弥漫起你是如何弹的或者你会如何去弹——哦，我只得放弃。”
很显然能够推断的出，迪努曾经责备过她，试图使她从绝望灰心中走出来。迪努信中告诉她，他是多么钦佩她——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他一旦不马上回信，克拉拉酸溜溜的信就来了：
“这么快你就抛弃我了？你再也不写信，当我最需要亲爱的朋友的消息之时……”
一个关于她的签证的问题（一切的旅行都严格受到控制，很困难）让她很“紧张和焦躁”，1939年9月21日她写道：
“亲爱的迪努，这又是我——我打搅你了吗？我疯狂地思念我所珍惜的一切（原文又用了dor这个罗马尼亚单词），不安，思慕，想念——唯一缓解一点的方法就是写信……请不要生气，如果我这样显得夸张了点……”
六天后。从维葳(Vevey，瑞士法语区的一个小城市，日内瓦湖边，为旅游胜地)写的信：
“最亲爱的迪努，我打搅你了。不要生我的气。我是多么地忧虑和烦恼啊！我周围没有人可以说话——不需要理由，当然，这就得让你受累了……我妹妹在雷恩，和安热尔布雷什特以及乐团在一起，她告诉我，当局现在决定外国人不许在电台里演奏了——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再在电台了。我还能有什么言语？我还能干什么？我将怎么办？难道我妹妹不是个聪明人吗（其时她妹妹已经获得了法国国籍，故克拉拉有此言）？我真傻，不要反驳我！告诉我哪里可去，我无家可归！没有——或许可能会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上，我所有的音乐会都被取消了……”
克拉拉感到的是彻底的绝望。她是个外国人，无论在瑞士还是在法国。她来自一个不能在希特勒纳粹德国和铁骑下保持自己民族意识形态的国度。或许1930年的时候，她可以像她的妹妹那样申请法国国籍，可是谁能预料到以后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呢？
迪努的情况就不同了，但非常同情她。尽管他为自己不得不离开巴黎感到难过，然而在法国四年后他还是到了父亲的身边。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乡村的家，他热爱的家，所有的人都近乎“溺爱”他，他父亲第一个送给他一架新的Bechstein钢琴。在朋友们的包围中，在所有人的羡慕中，他又见到了埃乃斯库，他的恩师——在精神上一直给予迪努巨大的支持，鼓励他作曲，还帮助他登台演出。他在布加勒斯特的音乐会迷住了更多的更激动的听众……
这和克拉拉在贫困线上挣扎、前景暗淡无光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壤之别！迪努一直写信给克拉拉，告诉她他的音乐活动——他一定意识到了就在他不经意之间，已经深深地刺痛了她——她的信渐渐少了。尤其当他告诉她，由于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合作伙伴的时候。
1940年3月15日，她在巴黎给他写了封长长的信，签名用的是“来自你的‘前’合作者克拉瑞内逖”。
“我亲爱的迪努，我不能写的更多了。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的脑袋空空如也……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欢乐……我很高兴，你现在能过的很好，有许多新的计划。我为你欢呼！可我很失落：
1） 因为你现在已经和玛德莱娜•康塔居赞（Madeleine Cantacuzène）合作而忘记了我，她可是所有领域里的危险的竞争者；
2） 因为你和她重复了“我们”的巴黎音乐会曲目，如果这是你的方法的话，我亲爱的迪努，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的，我将和J.D.合作，你我都知道他只不过是二流的，但可能他的演奏反倒更适合我的风格呢……这样至少我们能在一起演奏。我对此很抱歉，亲爱的伙伴，我只是希望你明白这点……
她继续写了下去，告诉了迪努她在海牙的音乐会的情况，和安塞梅特，卡萨尔斯，莉莉•克劳斯，多达•康拉德的合作，以及他们是多么的成功：“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妒忌他们所有的人，他们有大量的作品，而我单调地像植物一样……我该怎么做呢？你有什么好主意没？……”
他们“巴黎音乐会曲目”的新合作者的出现对克拉拉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不过她很快就敏锐地洞察到了——甚至有可能在迪努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这个年轻的瑞士钢琴家玛德莱娜•康塔居赞将在迪努生命中的地位，尽管玛德莱娜那时已经和伊恩•康塔居赞伯爵结婚，并且比迪努大整整九岁。
法国的战败和被占领使他们的通信就此中断。连续几个月，克拉拉和罗马尼亚没有任何联系。她的姐姐莉莉在罗马尼亚，是一个出色的音乐教师，住在布加勒斯特。迪努也是一样，很长时间都没有克拉拉的音信。克拉拉总是情不自禁地幻想着他们这对新的双钢琴搭档“迪努—玛德组合”（迪努这样称呼他们俩），痛苦地折磨着自己。她痛苦地眼看着罗马尼亚渐渐地和德国走近，直到1940年底加入了“三国轴心”。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还有两千英里的边界和苏联接壤，后者已经吞并了罗马尼亚的Bessarabia——这个国家的处境，至少可以说，是不安全的。它自我宣扬的所谓中立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克拉拉在法国深感失落，尤其是1940年5月法国陷落后。她还是个罗马尼亚公民，可是即使她想回去——那根本不可能——她又能在布加勒斯特做什么呢？毕竟，她的妹妹让娜在一战前就离开布加勒斯特，被反犹太组织赶走了。
在失陷的法国，反犹狂潮就像瘟疫一般地蔓延。克拉拉姐妹对等待她们命运没有一点幻想，尽管她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犹太人。由于那些在希特勒露出真嘴脸前就逃出来的德国犹太难民的记述，在法国陷落前，人们就已经知道集中营了。虽然只有在战争结束后，在集中营里发生过的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才广为人知，但在战争爆发前，人们就已经都知道了这些集中营里是几乎没有人能活着出来的。
自从那时起，克拉拉的首要“占领前预备工作”就是防止被抓起来——这就意味着她得藏起来。显然，这里就有练琴和演出的问题了。她早就被禁止公开演出了，但是为何连练琴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呢？
1940年7月31日，她离开了雷恩，回到了巴黎。也不知是对是错，她感到那儿不够“隐蔽”。让娜只有在九月份和她在一起，以及国家交响乐团……让娜在被占领前想的是如何跑到尚未被侵占的法国领土去，在马赛开始新的工作。
于是姐妹俩发现自己都面临着离别和失业的困境。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是安全上的考虑，她们俩都离开了原先的住所，栖身于废置的阁楼。法国沦陷后的第一个冬天极端寒冷，她们没有暖气……当然，克拉拉也显然没有钢琴。但至少，她们还是安全的。
国家交响乐团迅速地（也很聪明地）组织了撤退，撤退到未被占领的法国领土上去。在1941年3月2号至30号之间，音乐家们化整为零，秘密地通过“边界线”，让娜是第一批离开的，克拉拉则是最后一批。这得多谢安热尔布雷什特（让娜拜托他照顾克拉拉，他也是克拉拉的超级崇拜者，始终记得经常是克拉拉帮助他摆脱尴尬——当钢琴家在开演前一刻决定取消音乐会的时候，克拉拉毅然救场），还得感谢波利尼亚克夫人的秘书，是她决定送给克拉拉逃离巴黎所需要的钱（贵族夫人本人已经流亡到伦敦）。
尽管德国人统治着一切，一个庞大的乐团的“转移”还是顺利地完成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这一切都被在马赛（Marseille）迎接他们的委员会——阿尔弗雷德•科托所负责掌管着的委员会——给毁了。他不仅仅剥夺了乐团音乐家们的自尊，让他们通过一个为初学者的考试，甚至还开除掉了乐团里所有的犹太音乐家。让娜（科托曾让她担任他的独奏小提琴！）也像其他人一样，被开除了。
与此同时，她知道了德国人已经去了她曾住过的寓所试图逮捕她。
这些接连不断发生的事件在姐妹俩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克拉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要面对更多的审讯和磨难：在嘎纳（Cannes）住所的过户，查出肿瘤并需要迅速做切除手术（当时这种手术通常危险很大），以及针对马赛犹太人的追捕。所幸她能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她已经被压迫地喘不过气来了。一切直到她找到了避难所 ——帕斯特雷伯爵夫人，克拉拉在巴黎时的赞助者为止。帕斯特雷伯爵夫人在Montredon她的领地里组织了私人的音乐会，就在马赛郊区。在那里，克拉拉经常举行精彩的演出，尽管好久不曾练琴。但值得注意的既不是她的技巧，也非她演奏的水准，而是经历了长久的蛰伏的状态后，似乎她的音乐修养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她的状况一天天不安起来。马赛城的第一轮反犹运动后，她就被抓了起来，几个小时后释放。这使她更加紧张不安。多亏她的瑞士朋友们，她终于得到了去瑞士的签证。她的朋友们催她立刻起程。火车慢慢开了超过二十个小时，1942年11月7号终于到达日内瓦（Geneva）——比盟军在北非战场上登陆早了几个小时。随后很快，法国瑞士边境就关闭了。离开了让娜让她感觉尤其糟糕——战时她被一些农民藏在了罗特加罗那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许多还在法国的朋友如今则完全在敌人的掌握下了。
在威葳的时候，克拉拉最终联系上了她的家人，以及迪努——她企盼了很久的消息呵，以至于当两方面的消息同时到达的时候，她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从罗马尼亚慢吞吞寄来的信使克拉拉确信，玛德莱娜在迪努的音乐生活和情感生活中已经是多么的重要。迪努1941年和布加勒斯特爱乐乐团在德国的巡回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汉诺威、法兰克福、慕尼黑……1942年7月在柏林开了场独奏音乐会，紧接着1943年年初又开了一场，随后是去意大利的巡演。1943年3月，又和交响乐团一起在全德国巡回演出（柏林、法兰克福、德累斯顿等地）。这些克拉拉是后来才知道的，起初是怀疑，接着便逐渐不安起来。
在克拉拉面前，迪努就像天使一样纯洁，把他的一切活动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她，告诉她自己在德国——这个让整个欧洲颤抖的国家——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是不是迪努最终意识到了他已经陷入的困境——他常常宣称自己“不管政治”？ 1943年9月，迪努本该在德国举行巡演，可他借口疲劳，去了维也纳等地，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无论如何，他看起来脑子里有个很清楚的计划，他在他的节目里安排了双钢琴的作品，那样他就可以让玛德莱娜•康塔居赞出现了——当时她丈夫还不愿意和她离婚。
1943年的秋天，德国人军事上开始失利了。玛德莱娜•康塔居赞坚持认为她的家乡瑞士是他们的终点——不是正式的——而是他们斯堪地纳维亚之旅的终点。二十年后，玛德莱娜却否认（可是为什么？）曾经劝迪努离开罗马尼亚。看起来似乎他们在瑞典的时候很容易地就得到了去瑞士的签证……当他们到达的时候，罗马尼亚公使馆把他们的到达安排成了一个盛大的庆祝罗马尼亚光荣的活动。
这个全新的旅途充满困难，需要横贯充满着战火的欧洲大陆。在离开布加勒斯特之前，迪努就写信给克拉拉，告诉她自己和玛德莱娜将会延长旅途去瑞士。要是在往常，克拉拉早就会兴奋异常了，可这次她的反应却很含蓄：
“亲爱的迪努，你风趣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愉悦，对你告诉我的关于你和你的艺术生涯的所有事情都让我感到很高兴。你知道，这些是多么吸引我，对你的成功我由衷地高兴。然而我一点也不惊奇。我一直认为你正迅速地走向成功。这是显然的，以你的天赋，凭你的个性。如我所愿，假使你能按计划到瑞士来的话，我也不愿再欢迎你。我又怎能忘怀，我们过去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电话里我们长谈，还有我们美丽的计划，它注定会湮灭……但那些都属于过去了……对将来，我还没有任何打算……”
迪努和玛德莱娜在1943年10月初乘火车到达了瑞士巴赛尔（Bale）。然后他们去了伯尔尼（Bern），迪努在那儿为电台录了音。随后他在苏黎士（Zurich）举行了音乐会——接着，卢赛恩（Lucerne），伯尔尼，洛桑，最后是威葳，他们决定在那儿住下。冬天还没完，他们住在Balmoral旅馆。这些音乐会大都由罗马尼亚公使馆组织的，他们当年根本不曾想过伸出一根手指头去帮助一下克拉拉（大概是反犹的缘故吧！）。而当迪努明确了自己不准备再回罗马尼亚的时候，这帮人便瞬时拒绝给他任何支持了，哪怕他经济上有困难。
我们并不清楚克拉拉和迪努是再次见面的确切时间：是在日内瓦——无疑是在“迪努——玛德”组合的第一次音乐会上。他们见面时两人的境况很不妙：克拉拉被禁止演出，而迪努也努力避免同样的厄运……这次会面看起来很紧张：他们都彼此感动，但又都很窘。当然，玛德莱娜也在场，她现在和迪努一起生活，工作着。还有在德国的那些音乐会，在战时，下面坐着的都是穿着军装的听众，他们的恐怖让全欧洲战栗。克拉拉当然不会忘记——她又怎能忘记呢——她刚幸运地没成为那些人的牺牲品，而她的朋友，在恐惧中藏匿着的朋友们，则远没有她这样幸运……这三人的第一次会面就是这种情形下。
1943年的初冬，尽管有新的转机，战争局势仍不明朗，克拉拉一直思考着她在迪努的地方将干些什么。但是她知道，埃乃斯库没有离开罗马尼亚。对她来说，当战争，连同那些恐惧结束的时候，她是不是该接受德国人的邀请去演奏呢？是的，“她不知道什么是仇恨”，作家桑塔•莫里纳这样描绘她，她也从不过问政治，但是一个人有权利去把过去的恐怖和牺牲抛之脑后吗？她最终打消了这些疑虑（一些人没有原谅她），但她后来经常问自己，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当德国人对她的演奏赞誉有加的时候，她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优秀的听众，对莫扎特有如此深刻理解的听众，为什么同时也是那些暴行的制造者……”
似乎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是玛德莱娜的出现使他们避免了那些产生矛盾的话题，让克拉拉和迪努间的紧张得到和解。过去的好时光，在玛德莱娜出现之前的，战前的那些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幸好生活中还总有音乐，玛德莱娜也尽力为他们创造音乐的氛围，经常独自离开，好让他们俩人单独坐在钢琴前。那是他们共同的时刻，空气里只剩下他们孩童一般纯真的本然，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切过去的不愉快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克拉拉决定翻过这黯淡的一页，她太欣赏迪努卓越的艺术才华了：这是“克拉瑞内逖”和“Gregoire”最终得以相见的时候。尼基塔•马加洛夫回忆到：“我清楚地记得，1943年李帕蒂到瑞士的时候，克拉拉开始‘游说’他。由于她的友谊和对迪努的欣赏，一贯对自己的事业很谨慎的克拉拉却毫不犹豫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以热情和信心为迪努打开了大门。”
1944年初就有例子，当时她自己还没有多少邀请，指挥吕克•巴尔默邀请她在伯尔尼开音乐会，她请求指挥用李帕蒂代替她。巴尔默拒绝了……可是随后还是邀请了李帕蒂，他被克拉拉的真情推荐感动了。她思量着把每个出风头的机会让给迪努。在1945年也是：“我不能应约3月2日在威葳（以及3月14日在伯尔尼）演奏，李帕蒂可以代替我。您真的应该去听听他演奏！”
而迪努这一边，战争一结束他就试图说服和自己签约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为克拉拉录制唱片：可遇到却是极端的冷淡（这种情况可能是受瓦尔特•李格的观点的影响）。在他返回巴黎演出期间，他非常激动地和他们（唱片公司）谈起克拉拉的精彩演奏（他们的经理人都是基斯根），可他们却仅仅是“有礼貌地”听着……
在瑞士，李帕蒂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征服了这里的音乐家和听众：各处竞相邀请他去演奏。渐渐他有了名气，几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4月1日，他被日内瓦音乐学院聘为高级钢琴教授，那年他才27岁……这使得其他教授，当然还有那些有希望的候选人极端嫉妒！
但同时，他的健康开始出问题了：他被迫取消音乐会。很长时间里，人们不知道是何缘故，也没想到情况会如此严重。尽管如此，他的演奏生涯还是很辉煌的。战争一结束，他就去比利时、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然而他没有回德国以及奥地利）演奏。无论在何地，他总能整晚地让人们陶醉。
他在日内瓦的日子（尤其是后来越来越频繁的半休息状态）以及克拉拉一贯的内向性格，使两人的接触和1944年相比变得多起来，哪怕他们不是住在一个镇上。通常是克拉拉乘坐从威葳或者洛桑开往日内瓦的火车，然后前往迪努和他妻子在这个古城的房子。当她到来的时候，他们的热情的握手会使克拉拉阴郁的心融化，通常他们都能让她开心起来。在钢琴旁和迪努度过的愉快的时光使得克拉拉的精神也似乎变的明亮起来。
有时，迪努也去威葳拜访她，特意听她练习巴托克的双钢琴和打击乐奏鸣曲，这首曲子她后来和新搭档尼基塔•马加洛夫经常演出。马加洛夫回忆道：“迪努•李帕蒂非常关心和喜欢克拉拉，坚持要参加最后两次排练；他的表现说明了一切：他看到她演奏这部不同寻常的作品，既惊讶又有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