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莫扎特：根据莫扎特书信（上）
傅雷译
一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那种不可思议的精神健康，想到他受着病魔侵蚀的身体，他精神的健康就更可惊讶了。——他的健康在于所有的机能都得到平衡，而且差不多是绝对精神的健康就更可惊讶了，而且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平衡：一颗样样都能感受，样样都能控制的灵魂；一种镇静的、甚至心里有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母亲的死，对妻子的爱）的时候令人觉得冷酷的理智，那是一种目光犀利的聪明，能抓握群众的趣味，懂得怎样获得成功，懂得一方面保持自己骄傲的天性，一方面把这个天性去适应社会，征服社会的聪明。所谓各种机能的平衡，就是这些因素的平衡。
这种精神健康，在一般性情很热烈的人是不大会有的，因为热烈必然是某种感情到了过分的程度。所以莫扎特具备所有的感情而绝对没有激烈的感情，——除了骄傲；这是一个可怕的例外，但骄傲的确是他天性中极强烈的情绪。
有个朋友对他说（1781年6月2日）：“萨尔斯堡总主教认为你浑身上下都是骄傲。”他自己也绝对不想隐瞒，谁要是伤了他的傲气，他就显出他和卢梭是同时代的人，会拿出共和国民的高傲的态度来答复人家：“使人高贵的是心；我不是伯爵，但也许我的灵魂比伯爵高尚得多；当差也罢，伯爵也罢，只要侮辱了我，他就是一个坏蛋。”
有一天，奥格斯堡两个爱取笑的人挖苦莫扎特获得金马利十字勋章，莫扎特回答说：“很奇怪的是，要我得到你们能得到的所有的勋章，比着要你们成为我容易得多，即使你们死过去两次，复活两次，也是没用……”他在信中述及此事，又加上两句：“我为之气愤交加，怒火中烧。”
另一方面，他喜欢收集人家恭维他的话，详详细细的在信里报告。
他在1782年8月2日的信中说：“高尼兹亲王对大公爵提起我的时候，说这样的人世界上一百年只能出现一次。”
所以他的傲气一受损害，他就愤恨之极。他为了不得不替王侯服务，觉得很痛苦。
“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1778年10月15日信）受了萨尔斯堡大主教侮辱以后，他浑身发抖，走在街上摇摇晃晃象醉汉一样，回到家里，不得不躺上床去，第二天整个早上还是极不舒服。他说：我恨大主教，简直恨得要发疯了。”（1781年5月9日信）——谁要得罪了我，我非报复不可，倘使我回报他的没有比他给我的更多，那只能说是还敬，而不是教训。”（1781年6月20日信）只要他的傲气成了问题，或者仅仅是他的意志占了上风，这谦卑恭敬的儿子就不承认世界上还有什么权威。
“你的来信，没有一行我认得出是我父亲写的。不错，那是一个父亲写的，可不是我的父亲写的。”（1781年5月19日信）他是没有得到父亲同意就结婚的。
二
去掉了骄傲这股巨大的、独一无二的激烈的情绪，你所看到的就是一颗和蔼可亲，笑靥迎人的灵魂。他的活泼的，时时刻刻都在流露的温情，纯粹象女性，甚至于象儿童，使他喜欢流泪、傻笑、说疯话，和多情的小娃娃一样作出疯疯癫癫的事。
往往他还有一股永远兴高彩烈的劲儿：对无论什么都大惊小怪地觉得好玩；老是在活动、唱歌、蹦跳；看到什么古怪的，或者往往并不古怪的事，便弄些有意思的，尤其是没有意思的，有时还是粗俗的，但并不缺德的，也不是有意的恶作剧，说些毫无意义的字儿，让自己发疯般狂笑一阵。
他在1769年的信中说：“我简直乐死了，因为这次旅行太好玩了！……因为车厢里热得很！……因为我们的马夫挺好，只要路稍微好一些，他就把牲口赶得很快！”
这一类莫名其妙的兴致，这种表示精神健康的欢笑，例子多至不胜枚举。那是旺盛而健康的血在那里活动：他的敏感绝无病态的意味。
“今天我在这儿大教堂的广场上看见吊死四个坏蛋。他们这儿吊死人的方法是和里昂一样的。”（1770年11月30日信）他不象近代艺术家有那种广泛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只有爱他的人，他才爱，就是说他只爱他的父亲，妻子，朋友；但他是一往情深的爱着他们的；提到他们的时候，他自有一种温柔的热烈的感情，象他的音乐一样把人家的心都融化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妻子和我都哭得象泪人儿，大家都为之感动，跟我们一起哭了。”（1782年8月7日信）他是个极有情义的朋友，只有穷人才可能做到的那种朋友：“世界上只有穷人才是最好最真实的朋友。有钱的人完全不懂什么叫做友谊。”（1778年8月7日信）“朋友！……只有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想为朋友好，竭尽所能使朋友快活的人，我才认为有资格称为朋友。”（1778年12月18日信）他给妻子的信，尤其在1789一1791年中间的，充满着甜蜜的爱情和狂欢的兴致。那个时期是他一生最困苦的时期，象他所说的“老是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挣扎”，又是病，又是穷，又有种种的烦恼；但这些都不能把他狂欢的兴致压下去。而且他也不是象我们所想的，特意鼓足勇气来安慰他的妻子，不让她看到真实的处境；那是莫扎特不由自主的，情不自禁的需要痛痛快快的笑；即使在最惨痛的情形之下，这种笑的需要也非满足不可。
但莫扎特的笑是和眼泪很接近的，那是抱着一腔柔情的人必然有的，乐极而涕的眼泪。
三
他是快乐的，可是没有一个人的生活象他的那么艰苦。那是一场无休无歇的，跟贫穷与疾病的斗争。这斗争、到他三十五岁才由死亡加以结束。那末他的快乐是从何而来的呢？第一是从他的信仰来的。他的信仰没有一点儿迷信的成分，而是富于智慧的、坚强的、稳固的，非但没有被怀疑动摇，便是极轻微的怀疑也不曾有过。他的信仰非常恬静，和平，没有狂热的情绪，也没有神秘气息，他只是真诚的相信着。父亲临死以前，莫扎特在信中和他说：“我希望得到好消息，虽然我已经养成习惯，对什么事都预备它恶化。死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终极，所以我多年来和这个真正的最好的朋友已经相熟到一个程度，它的形象非但不使我害怕，反倒使我镇静，给我安慰。我感谢上帝赐我幸福……我没有一次上床不想到也许明天我就不在世界上了；然而认识我的人，没有一个能说我的生活态度是忧郁的或是悲观的。我有这种福气，真要感谢上帝，我真心祝望别人也有这种福气。”（1787年4月4日）这是他以永恒的生命为归宿的幸福。至于尘世的幸福，他是靠了亲人对他的爱，尤其是靠了他对亲人的爱得到的。
他写信给妻子的时候，说，“只要我确实知道你生活周全，我所有的辛苦对我都是愉快的了。是的，只要知道你身体康健，心情快活，那末我即使遇到最困苦最为难的境况也不算一回事。”（1791年7月6日）但他最大的快乐是创作。
在一般精神骚动的病态的天才，创作可能是受难，他们往往千辛万苦，追求一个不容易抓握的理想，在一般象莫扎特那样精神健全的天才，创作是完美的快乐，那么自然，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享受。对于莫扎特，作曲和演奏，是跟吃、喝、睡眠，同样不可缺少的机能。那是一种生理的需要，而且有这个需要也很幸福，因为这需要时时刻刻都能得到满足。
这一点，我们必须认清，否则就不容易了解他书信中提到金钱的段落：“告诉你，我唯一的目的是尽量挣钱，越多越好；因为除了健康以外，金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1781年4月4日）这些话，在一般高雅的人听来未免显得俗气。但我们不能忘记，莫扎特到死都缺少钱，——因为缺少钱，他的自由创作，他的健康，老是受到损害；他永远想着，也不得不想着成功和金钱；有了这两样，他才能获得解放。这不是挺自然的吗？假如贝多芬不是这样，那是因为贝多芬的理想主义给了他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何况他还有一些有钱的保护人维持他的日常生活。但莫扎特是着眼于生活，着眼于尘世和实际事物的。
他要活，他要战胜；结果他至少是战胜了，但能否活下去不是他作得了主的。
奇妙的是，他的艺术老是倾向于争取成功，同时却绝对不牺牲他的信仰。他写作乐曲的时候，始终注意到对群众的效果。然而他的音乐决不丧失尊严，只说它要说的话。在这一方面，莫扎特得力于他的机智、聪明和嘲弄的心情。他瞧不起群众，然而他自视甚高。
所以他永远不对群众作一些会使他脸红的让步；他把群众蒙住了，他能支配群众。他使听的人自以为了解他的思想，其实他们只有听到作者特意写来博取掌声的段落，才报以掌声。他们了解与否，对莫扎特有什么相干？只要作品能成功，使作者有办法从事于新的创作就行了。
四
莫扎特在1777年10月10日信中说：“创作是我唯一的快乐，唯一的嗜好。”
这个幸运的天才仿佛生来就是为创造的。历史上很少见这样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因为莫扎特的得心应手，一挥而就的才华，不能与洛西尼那种不假思索的铺陈混为一谈。——巴赫是靠顽强的意志写作的，他对朋友们说：“我是被逼着用功的，谁和我一样用功，就会和我一样的成功。”——贝多芬永远和他的天才肉搏，朋友们去看他而正碰上他在作曲的时候，往往发见他困惫不堪的情形无法形容。兴特勒说：“他脸上的线条都变了样，满头大汗，好象才跟一支对位学家的军队作了一场恶斗。”不错，这里说的是贝多芬写作弥撒祭中间的“吾信吾主”的一章；但贝多芬老是拟稿、思索、删削、修改、添加，从头再来；而等到全部完成以后，又从头再来；有一支奏鸣曲，久已写好而且已经刻好版子的，他在Adagio开头的地方又加上两个音。——莫扎特可完全没有这种苦难。他心中的愿望，他实际上都能做到，而且他只愿望他所能做到的。他的作品有如生命的香味：正如一朵美丽的花，只要拿出劲来活着就是了。创作在于他是太容易了，不但双管齐下，有时竟是三路并进，无意中表现出他的不可思议的，惊人的手腕。1782年4月20日，他写作一支赋格曲，同时还在写一支序曲。某次音乐会预定他演奏一支新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他在上一天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急急忙忙写了小提琴部分，没功夫写钢琴部分，更没时间和合奏的人练习一次；第二天，他把脑子里作好的钢琴部分全部背出来演奏。
（1781年4月8日）——这种例子不过是百中之一。
一个这样的天才，在他的艺术领域内自然无所不能，而且在各个部门中都发展得同样完美。但他特别适宜于写作歌剧。我们不妨把他主要的特征重述一遍：他有的是一颗完全健康而平衡的灵魂，一颗平静的、没有热情的风暴、可是非常敏感、非常婉转柔顺的心，受着坚强的意志控制。这样的一个人假如能创造，必然比别人更能用客观的方式表现人生。热情的人精神上有种迫切的要求，无论作什么非把自己整个放进去不可。莫扎特可完全不受这种要求的牵掣。贝多芬的作品，每一页都是贝多芬；这也是最好不过的，因为没有一个英雄能象贝多芬那样引起我们兴趣的。但在莫扎特，由于他的感觉、温情、细致的聪明、自我的控制等等的优点混合得非常和谐，所以天生的长于抓握别人心灵中许多微妙的变化；并且他对当时贵族社会的形形色色感到兴趣，能够把那个社会活生生的在他的音乐中再现出来。他的心是平静的，没有任何渴求满足的声音在心中叫喊。他爱人生，也善于观察人生；要把人生照他所看到的在艺术中刻划出来，他不需要费什么力气。
他最大的荣誉是在乐剧方面，这是他早知道的。他的书信证明他特别喜爱戏剧音乐：“只要听见人讲到一出歌剧，只要能够上戏院去，听见人家歌唱，我就乐不可支！”（1777年10月11日信）“我有一个无法形容的愿望，我想写一出歌剧。”“我羡慕所有写作歌剧的人。听见一个歌剧的调子，我就会哭……写歌剧的愿望是我一刻不能忘怀的。”（1778年2月2日与7日信）“对于我，第一是歌剧。”（1782年8月17日信）
五
以下我们谈谈莫扎特对歌剧的观念。
莫扎特纯粹是个音乐家。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学修养的痕迹，更不象贝多芬那样的注意文学，老是自修，而且成绩很好。我们甚至不能说莫扎特主要是个音乐家。因为他只不过是音乐家。——所以对于在歌剧中需要把诗歌与音乐融和为一的难题，他从不多踌躇。他用一刀两断的方式解决了，凡是有音乐的地方，决不许有竞争的对象。
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的信中说：“在一出歌剧中间，诗必须绝对服从音乐。”
他又说：“音乐居于最高的主宰地位，叫人把旁的东西都忘了。”
可是我们不能就认为莫扎特不注意歌词的脚本，不能认为音乐在他是一种享受，歌词只是音乐用来借题发挥的材料。相反，莫扎特深信歌剧必须真实的表现情感和性格；但表现的任务，他是交给音乐，而非交给歌词的，因为他是音乐家，不是诗人；也因为他的天才不愿意把他的作品和另外一个艺术家平分。
“我不能用诗句或色彩表现我的感情和思想，因为我既非诗人，亦非画家。但我能用声音来表现，因为我是音乐家。”（1777年11月8日信）因此，诗歌的责任在于供给一个组织完美的布局，供给一些戏剧化的场面，“富于服从性的歌词，专为音乐写的歌词。”（1781年10月13日信）余下的，据莫扎特的意见，都是作曲家的事；作曲家所能运用的语言，和歌词同样准确，虽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准确。
莫扎特写作歌剧时的用意是毫无疑问的。他对歌剧《伊多曼纳》和《后宫诱逃》中好几个段落都曾亲自加以注释，很明白的显出他很聪明的努力于心理分析：“正当奥斯门的怒气愈来愈盛，听众以为歌咏调快要告终的时候，节奏不同与音色不同的Allegro assai，一定能产生最好的效果；因为一个这样狂怒的人是越出一切界限的，他连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所以音乐也应当变得面目全非。”（1781年9月26日信）提到同一剧中另一歌咏调的时候，他说：“惊跳的心是预先由小提琴用八度音程宣告的。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战栗和迟疑不决，可以看出由一个crescendo所表现的心绪的紧张；大家也能从加了弱音器的小提琴和一个长笛的齐奏（Unison）上，听到隅语和叹息。”（1781年9月26日信）这种力求表情真实的功夫做到哪一步为止呢？——是不是会有止境的呢？音乐是否有这种力求表情真实的功夫？音乐是否永远能够，如莫扎特所说的，“象一颗情绪高涨的心的跳动”呢？——是的，只要这种心的跳动始终保持和谐。
因为莫扎特只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不许诗歌来指挥音乐，而要诗歌服从音乐。因为他只是一个音乐家，所以戏剧的场面一旦有了越出高雅趣味的倾向，他也要它听命于音乐。
他在1781年9月26日信中说：“因为感情——不论是否激烈——永远不可用令人厌恶的方式表现，所以音乐即使在最惊心动魄的场面中也永远不可引起耳朵的反感，而仍应当使它入迷，换句话说，要始终成为音乐。”
可见音乐是人生的绘画，但这人生是经过净化的。反映心灵的歌词，必须对心灵有诱惑的力量，但不能伤害皮肉，“引起耳朵的反感”。音乐表现生命，但是是一种很和谐的表现。
这种情形，不但在莫扎特的歌剧是如此，在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虽然他的音乐表面上象是刺激感官的，其实并不然，它是诉之于心灵的。莫扎特的音乐永远表现某一种感情或是某一种热情。
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莫扎特所描写的感情往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别人心中观察得来的。他自己心中并没有这种感情，而是在别人心中看到这种感情。——他倘若不亲自说出来，我们简直不会相信：“我想完全根据罗斯小姐来作一曲andante。一点都不会错：andante怎么样，罗斯小姐便是怎么样。”（1777年12月6日信）莫扎特的戏剧意识既如此之强，所以他在一些最不需要戏剧意识的作品中，就是说在一般音乐家尽量把自己的个性和梦想放进去的作品中，也流露出戏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