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 & 辛贡等丨政治倒退时代的道德普遍主义——尤尔根•哈贝马斯谈时政和其毕生事业
政治倒退时代的道德普遍主义
——尤尔根•哈贝马斯谈时政
和其毕生事业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年第08期【哲学研究前沿】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欢迎学术公众号转载，请在本文下方留言，我们会及时授权。
译者按：在其90周岁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回顾了自己的毕生事业，并从交往理性和商谈民主的宽阔视野出发，对西方社会当下的现实困境提供了一系列深刻的评论。他讨论了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欧盟和跨国民主的发展前景、宗教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公共领域的数字化结构转型，也回应了有关商谈理论可能遭遇的界限、人类认知与规范的学习过程、批判理论的后认知主义发展等问题。从哈贝马斯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尽管现实的迷雾令哈贝马斯忧思重重，但他始终坚持推动现代性的未竟之业。
作者简介：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荣休教授；克劳迪娅•辛贡，社会学家，任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杂志《利维坦—柏林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阿莱塔•迪芬巴赫，社会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情感社会”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维克多•肯普夫，柏林洪堡大学社会和政治哲学讲师。
译者简介：金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019年，尤尔根•哈贝马斯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值此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想与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其哲学思想语境中讨论当前社会政治的现实发展。为此，我们于2019年3月在他位于施塔恩贝格的家中拜访了他，并完成了详细的初步访谈。现在的访谈稿是在10月以书面访谈形式完成的。
01
生活世界基底的分裂
问：根据您的社会理论，当西方社会合理化的生活世界被经济效益或国家管理的系统迫令从外部“殖民化”、渗透或操纵到一定程度时，危机和冲突就会发生。来自社会科学的新近时代诊断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它们指出晚期现代生活世界中具有中心意义的对抗前线自身正在破裂，并表现为越来越无法和解的文化战争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谈到了大都市的、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超文化”与非学术的、小城镇的中下阶层的“本质主义”之间的对立，前者的世界主义自我理解与您的普遍主义商谈模式非常接近，后者则非常明确地从特定归属的角度理解自己的身份。您如何评价这种有关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社会蓝图之间文化斗争的新说法？
哈贝马斯：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以建设性才能发展了一种看待社会的新方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可以形容他为伊里斯所说的“‘高尔夫’一代”社会学家。他具有像大卫•里斯曼那样的生动描述能力；然而，他从带有晚期浪漫主义色彩的意志自由主义视野出发，把后者的“内向型”性格反转为他所认为的“外向型”性格，并视为晚期现代的标准性格。在阐明这一渴求自身独特性得到承认的社会性格时，他参考的现象之丰富也许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不太让我信服的是，对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与那些最终是由全球范围内放松管制的世界市场的功能迫令所引起的社会结构错位之间的相对脱钩。如果人们将新自由主义的无限制竞争仅仅视为“承认市场”的自身文化逻辑，那么因果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无论如何我都没有低估新媒体的革命性影响。但是，把数字用户的形象——他们在对知名度和认可度的竞争中，试图通过原创性的自我描述来收集尽可能多的“关注者”的“点赞”——描绘成是整个“晚期现代”社会的代表角色，还是有一点儿草率，即使我们在一位美国总统的自恋式失态中再次发现了所谓“创造性场合”的扭曲特征。当这一新文化战争模糊或掩盖了下层的社会-经济原因，在我看来，它以“创造”取胜的一般图景，听上去并不那么真实。
在德国，我们经历了十年的经济增长，而与此同时，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也在增加。即使是在我们主流日报那基调保守的商业板块上，也能发现人们对托马斯•皮凯蒂的诊断——由于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之间的联系，全球资本主义正危及自身——的反思性认同。当然，经济的基尼系数与身份认同运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的出现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在我们国家，受右翼民粹主义影响者远远超出了被边缘化的贫困阶层。显然，整个范围内动荡不安的因素影响着这些弱势社会阶层的生活世界经验。
这些亚文化可能对社会关系的弹性化和熟悉的生活条件的解体，以及那些由移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多元化引起的社会认知失调特别敏感。但深层次的触发因素更具系统性。除了气候变化的加速之外，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发展是与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的数字化相联系的日益加速的技术变化。同时，我们还面临人类机体自然发展之终结所提出的问题，“改进型”优生学正不受控制地在暗地里扩散，迄今尚未引起公众注意。这些抽象的经验和预感也会浓缩成一种持久的令人不安的效果，因为它将个体生命的时间域扩展到当下的预期之外。在受影响最强烈的社会阶层中，这些效果一方面与对地位丧失的现实恐惧相结合，另一方面与政治无力感的经验相结合。
人们不应该被穿靴子的光头的游行所蒙骗；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们倒不如说，与愈发弥漫的民族中心主义相联系的恐惧症式的情绪状态，将自身只是一种防御性反应的事实暴露了出来。在这一防卫中，公民们表达了他们的现实经验，他们如今察觉到，民族国家失去了政治行动的能力，更一般地说，当面对放松管制的世界市场的功能迫令时，这个世界在民族国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的状态，正是其弱点所在。不断地鼓噪加强国际竞争力的命令限制了公共预算的范围，从而也限制了国家的行动能力。愤怒的公民对毫无斗志的政治阶层在面对组织社会生活的日益高涨要求时的自暴自弃做出回应。鉴于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人们仍可最合理地期望得到政治回应的政党，它的萎靡不振标志着整个政治阶层的总体悲哀：整个政治阶层在面对社会复杂性的实际增长时变得畏首畏尾。这一政治阶层试图将它那旨在维持权力的小打小闹式机会主义当作务实，自限于以渐进的方式满足群体利益，放弃了任何塑造未来的视角，这些视角在不断分解的社会中超越了个人利益的竞争。眼下，分别将鼓吹全球抗击气候变化和倒退性地诉诸民族认同视为压倒性政治目标的两个政党受到了大众的支持。
当涉及同样作为右翼民粹主义基础的无力感经验的矛盾特性时，以上描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情绪下，整个欧盟都在鼓吹退守到民族御车之后，恐惧也找到了另外的（逃避性的）出口，而这种恐惧是直面我所认为的最大的政治挑战所带来的。这一政治挑战是对被民主地控制的跨国政体进行制度建设和扩展，这是应对新自由主义“超民族国家治理”所导致的日渐瘫痪的后民主僵局的唯一可行方式。只有这样的政体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贯彻已达成的协议，与之相反，“世界国家”则不过是被反对者当作恐吓物而捏造出来的不伦不类的怪物。作为紧迫的、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的重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是当今唯一一个由于物理上的可测量性而具有充分的客观性，因而也许单靠国际法工具就能解决的问题了。但是，面对防止逃税、监管银行或互联网公司之类的相对简单的任务时，这一工具却已然失效了。
问：鉴于当前欧盟内部的实际变化，您如何评估作为跨国民主化前提条件的制度变革的机会？
哈贝马斯：随着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衰落，两极世界秩序的解体加速了，西方的分裂已急剧加深，这不是自特朗普才出现的。除了中东这个危险爆发点之外，欧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政府——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要不顾英国的抵制——早就应该行动起来，深化核心欧洲的制度化合作。当然，（欧盟）快速扩大到那些高兴地重获其民族主权的东欧国家，并不完全有利于上述提议。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货币共同体内部煽起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火焰，并从总体上销蚀了欧盟内部本就式微的合作意愿。货币共同体在更深入的一体化中起着领跑人，并充当总调气阀的作用。这场危机巩固了俄罗斯、土耳其和东欧的威权政权。最后，它使世界上两个最古老、同时作为欧盟核心的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面临右翼民粹主义的压力测试。仅仅这些关键词就已表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失败主义的。
尽管自欧洲选举以来，气候政治热潮一直在推动全球合作，但就目前而言，我没有看到这些趋势的逆转。另一方面，我认为，全球政治和欧盟内部局势都异乎寻常地不稳定。在欧盟中，未得到利用的政治提案在范围上实际上要比发育迟缓的政治精英们愿意承认的要广泛得多。他们像兔子盯着蛇般对待右翼民粹主义，并像（金融）危机暴发时的德国政府一样，拒绝采取任何推进一体化的步骤。相比之下，在13个欧盟国家国民中进行的大规模比较调查结果所讲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那些在规范上未受足够挑战的欧洲人民确实显示了跨越国界团结的意愿。因此，至少希望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她一直是默克尔内阁中唯一公认的欧洲人——领导的新欧盟委员会，在欧盟议会帮助和马克龙政府的顺势推动下，能向前迈出几步，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问：我们想再深挖一下理论层面的问题。你特别强调了当下向右转的系统性原因。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背景，但正如你自己强调的那样，不可能谈论单方面的因果关系。有趣的问题似乎是，为什么你所描述的生活世界中那些受恐吓和力量被剥夺的经验越来越多地被民族主义政体抓住和回应？这一定与交往共同体本身的整合逻辑和历史有关。因此，我们难道不应该首先从内部的角度，即以文化维度为中心，将其重构为一种由交往所滋养的社会整合的（病理性的）变体，而不是诉诸压制符号再生产的自身逻辑的唯物主义解释模式？
哈贝马斯：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欧盟的未来恰恰是由社会整合的转型——更确切地说，是由融合了不同政治文化的形态——这一层面来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一个长期趋势：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人民的文化构成越是异质，民族国家内的社会整合负担就越是从与自然有关的生活条件转移到公民角色身上。而这又愈发植根于一种越来越抽象的政治文化，以及一种在情感上脆弱但在理性上稳固的宪政爱国主义。最终将跨越所有文化和社会距离的居民团结起来的是作为公民和政治共同立法者的相互承认。欧洲一体化的反对者之所以打民族主义这张牌，这一事实可以用政治上的要求（有些许严苛）来加以解释：成员国民众，首先是欧洲核心国家的民众，应该准备放开他们的民族身份，并以一个共享的欧洲身份加以“补充”，因为这是创造共同政治文化的唯一途径，而宪法调节的实践必须立足在这种文化中。除此之外，欧洲政党体系必须站稳脚跟；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跨国政党联盟，欧盟议会中各种团体也无法强大到让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利益得以普遍化。
然而，欧洲范围内的政治文化轮廓早就明显地表现出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普遍的价值取向的交叠了，在这种价值取向中，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形式虽有不同，但都是同一条西方发展道路的产物。这一发展始于罗马帝国，融合了《圣经》和拉丁化的希腊传统，并通过深刻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冲突，通过移民、宗教战争、阶级斗争、以民族主义为根基的世界大战，甚至还有大屠杀，最终在20世纪下半叶产生出对某种文明共存的欧洲形式的可识别的渴望。
但我现在要回答你关于社会整合的逻辑这一理论问题。社会通常在两个层面上稳定自己：一方面是社会整合过程，它出现于在主体间共享的生活形式的框架内，发生于通过交往行动以及语言社会化的评价和规范取向的背景中；另一方面则是在对环境的偶然性的系统性适应过程中实现的——这是系统整合，从功能角度来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在黑格尔对社会整合危机的抽象描述中，我们可识别你所指出的现象。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已经描述了现代政治体的社会凝聚力，并以临床观察的眼光对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不断变化的格局进行了描述。但是，由于语言是社会整合的媒介，他只从交往行动的主体本身的角度来使用这些概念。
说“我”和“你”的主体是作为“个体性的个别”彼此相遇的。同时，当他们说“我们”时，他们把自己理解为同一社会生活形式的成员，虽然他们参与到“普遍性”之中，但与其他生活形式相比，作为一种具体的生活形式，它又只是一种“特殊之物”；这个“具体的普遍”也构成了对成员来说有约束力的规范嵌入其中的背景。同时，成员们把对所有接受者具有同等约束力的规范都理解为一种“抽象的普遍”，因为作为一种普遍的规范，它忽视接受者（对规范说“是”或“不”的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并非源于自由）。
由此，黑格尔区分了个体人格的独特性、它们作为“伦理”总体的具体普遍的历史生活形式的各自特殊性，以及社会交往的由道德和法律调节的抽象普遍性。基于这些概念，只有在个别、特殊和普遍之间建立起平衡的关系，并使现代社会发展成为一个“伦理总体性”时，社会整合才能算成功。然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中，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黑格尔不仅说明了市民社会功能上的逐步分化，而且也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动力，解释了市民社会同时将分裂为社会阶级的趋势。
因此，现代性哲学话语是从黑格尔开始的，在马克思之前，这一话语就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加速复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在正义的规范条件下，如何在一方面是熟悉的但日渐多孔的“伦理的”传统世界的团结，另一方面是经济动能的功能迫令面前，维持两者之间的脆弱平衡。资本主义的动力，加上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个体与其所习惯的生活状况之间的异化；然而，从黑格尔观点来看，通过和解的、促进正义的国家组织力量，这种异化是可以转变为个人自由上的收获的。黑格尔相信，在功能分化的更高层次上，君主国家可以恢复日益孤立的、被利己主义裹胁的个体间的社会纽带。
我远没有追随黑格尔去赞扬实质的国家权力，这个概念幽灵般萦绕着直到卡尔•施密特和恩斯特•福斯特霍夫的德国国家法学。但是，在宪政国家中，当民主意志的形成成为克服社会整合危机的民主决策捍卫者时，由语言哲学所解释的普遍、个别和特殊的基本概念格局仍然有效。我并不关心黑格尔（的思想）本身，但在必要的修正下，我们仍然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动力通过加速的技术变革和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对社会凝聚造成带来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不允许采取倒退性的解决方案。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现代化的演变中起了先导作用，因为它在系统层面创造了越过了社会整合的生活条件的功能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由此产生了许多需要政治来调节的问题的积压。
因此，社会-认知的和规范的学习过程是必要的，否则的话，权力和军事力量就将取代政治合作。在现代性过程中，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他们民主构成的民族国家中逐步对无特权阶级和阶层、受歧视群体、文化少数群体和移民实现社会的和政治的包容。在许多情况下，这涉及的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包容，即承认他者是成员，而且是对仍然想作为“他者”的他者的相互包容。这里要求双方有一种意愿，即在一个政治和文化上有待扩大的生活世界视野中承认,并将对方作为平等公民来对待。这些学习过程的痛苦之处恰恰在于对习惯了的生活形式进行抽象扩展，这样的生活形式被认为是共享的，在其中相互平等对待的抽象规范必须扎根下来。
自然，社会阶层、地位群体和亚文化面对这样的挑战有不同的反应——他们主观上对社会不安全越是敏感和恐惧，防御性也越强。然而，防御性反应在以下方面只是“特殊主义的”：它们主题化的是受到威胁或已经失去的、怀旧式理想化的生活形式；而有能力在新的分化和个体化水平上重建破裂的社会整合的生活形式并非那么“特殊”。这种仍有待扩大的政治生活形式——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已经被长期确立起来的持有酒红色欧盟护照公民的政治文化——像其成员国的民族文化一样是特殊的（由于这些成员国各自的地域多样性，它们——如大不列颠、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在当前压力下仍有分离的危险）。
02
公民社会的商谈的局限性
问：自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以来，关于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应对“右翼声音”的问题一直在公开讨论中炙手可热。从商谈伦理学视角看，人们似乎很快就会遇到言论自由与歧视性言论的不良传播之间的冲突。在日常语境下，这种冲突有时以特别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商谈伦理学原则预设一种充分发展的交往敏感性前提，但这是以社会和文化资源在社会中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许多公民的反应是由个人经验驱动的；他们出于情感价值而行动，以矛盾心态和不一致的方式言说——（因而）经常带有歧视性的和伤害的效果。然而，如果因“粗鲁的”说话方式就将整个文化领域排除在公共商谈之外，这也不是一种民主上可以接受的方案。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理这种张力？
哈贝马斯：请允许我先说两个简短的想法。商谈伦理学不是一种行动指南，而是一种道德理论。它的任务是为道德原则提供依据，即解释在何种视角下，正义的冲突在原则上可以被理性地决定。虽然我们想讨论的政治问题确实有一个道德核心，但远非完全都是法律和正义问题。相反，它也包括政治-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涉及普遍利益，而是涉及共同的价值取向，并为参与者提供诸如“总的来说，什么对我们而言是善的？”之类问题的指导）。政治讨论的主题首先是利益冲突，它们是不能通过寻求普遍利益或共享价值来解决的，因而只能要求做到公平的妥协。我的意思并不是相关的政治家和公民会在实践中对这类问题实际地做出分析性的区分；而是说，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要了解他们争论的是什么类型的问题，以及具体到各种情况下，什么样的论据具有“牵引”作用。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现在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为了促进最终具有约束力的政治决定的民主合法性，这类讨论必须根据它们在一个民主构成的政治体中发生的地点——法院或议会、政府内阁或政党、公共领域等——分别满足不同的要求。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初步的想法。你的问题涉及党派和公民在政治公共领域中政治性意见的交换，在这里，大众媒介控制着信息流动和交往循环。当这种政治的大众交流在相关问题的充分定义上产生了相互竞争的公众意见，它有助于公民民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从而实现了法律调节的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然而，这绝不是像人们总是强加给我的那样，认为我将“研讨会”推荐为共识取向的、良好公共讨论的典范。相反，广大公众的非正式交流也要能承受得住坚定的示威或激烈的冲突，因为媒介公共领域的贡献仅限于为公共争议调动相关的话题、信息和论据。毕竟，公民自己应该在投票站里根据竞争性意见或多或少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则是在其他地方做出的。诚然，这只是一个模型，但这种模型将接受现实内容的检验，例如，如果政治运作的公共领域基础设施已经解体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民主选举所需的信息流通被截断，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可能会赢得并保留多数席位。
在这个概念的背景下，你们对我如何回答你们关于在公共领域中处理右翼民粹主义的具体问题，不会感到惊讶：我完全不理解用棉絮包裹愤怒的公民的做法。公民是成年人，有权利被当作成年人对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纳粹游行、反犹主义袭击，甚至是一名政治家被谋杀，这些都花了过多时间才对被灌输过反共和伊斯兰恐惧症的公众敲响警钟，并促使当局把预防和惩罚措施的重点从左翼转向右翼极端分子。直到最近，德国中间派政客们还是不会在没有指出右翼和左翼极端主义不过半斤八两的情况下，冒险对右翼暴徒持明确的反对立场。公共电视上对“Treuhand”的可疑、病症性角色的相对不带偏见的讨论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例子。然而，它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又被扼杀了。在我看来，双方在如何管理（两德）统一的路线上犯下的错误，多年前就应该进行透彻和持续的辩论了。我们不需要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就能确认西德方面所犯的三个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首先，民主德国所有生活领域的组织力量被西德的专业精英们“接管”，剥夺了东德民众及他们剩余精英犯他们自己的错误并从中学习教训的任何机会。相反，这也使他们更有可能将所有负面发展完全归咎于西边。被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职能系统强有力“吞并”的政治对应物是《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新联邦州“加入”程序。后者实际上是专为萨尔州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起草的，并暗自假定了一种“成长的”民族归属感。事实上，这种统一模式剥夺了东西德公民介入修正宪法基础以（重新）塑造传统的机会，通过它，他们本来是可以培养出能产生持久效果的理想合并所需要的共同政治意识的。
第二，对民主德国精英不加区分的清算，尽管有着历时正义的所有困难，但与前联邦共和国使纳粹精英逍遥法外的宽容相比，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也给（统一后东西德地区的）生活条件的经济非对称性增加了一个规范的因素，使民主德国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稀奇古怪的讨论一直不温不火地持续到今天。对待尚存的东德左翼知识分子的方式也需放在同一背景下考虑，虽然他们并非都是体制的忠诚者，但还是像那些政治上（向旧制度）妥协的职能人员一样受到了无情的反共肃清。“圆桌”不声不响地被清理了。结果，“加入区”民众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所剩无几，由此，东德民权活动家与其民众的多数派之间内部郁积的冲突也从没有被公开过。
第三，最初民族情感的洋溢让“兄弟姐妹们”相互拥抱，这免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广大民众付出努力去政治地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体制问题的要求，而如今的事实则证明，这一要求也许是必要的。“比登科普夫体系”的运作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令人满意。即使在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的这一困难得多的状态下，人们也应该参与内部讨论，以补上前联邦共和国所上过的那一课：在相对而言更有利的条件下，前联邦共和国花了四十年进行充满冲突的公众辩论，以清整从纳粹的过去遗留下来的威权心态，让这些心态收敛并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实际行动践行民主信念，超越纯粹的机会主义迎合态度。而从西边引入的“红袜子战争”充其量不过是人们从阿登纳时代就熟悉的压迫性的反共产主义而已。
尽管有这三点批评，然而在我看来，在东德，比例甚众的大量民众悲哀地投入激进的“德国选择党”（AfD）怀抱，这并不是一个自信的反应。我并没有忘记极右翼的组织能力要归功于20世纪90年代渗透到东边来的西边骨干。
问：您维护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即允许有争议的立场成为活跃的公共领域和政治辩论的刺激性环节，也要求以不妥协的论据来反对和对抗某些意见。但是，如果歧视性声音瓦解了所有参与者（“所有受到影响的人”）的不受强制的表达呢？而这恰恰是自由民主社会为其道德和政治伦理商谈所宣称的标准，然而，自从右翼民粹主义兴起以来，有关“何者可说”的边界成了激烈谈判的问题。与此同时，合法的说和不合法的说之间分界的法律调节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同时也更备受争议了。例如，柏林地区法院的裁决就表明了这一点，它承认网络上对雷娜特•库纳斯特的侮辱是可允许和可接受的意见表达。您对有关“何者可说”界限的公共冲突持什么看法？
哈贝马斯：我们不能忘记，为了与德国法律传统相对立，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首先不得不赋予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以高度价值。另一方面，意志自由主义冲动（这也表现为动员群众抗议早该对大型IT公司的欧洲监管）导致了概念的混乱。我不知道库纳斯特女士案件的细节。但在此期间，司法机构已经纠正了自己。我的倡议参照的是前联邦共和国中尖锐的公共辩论的例子，当时主流政治日报和周报的编辑主管们，虽然也有争议，但或多或少还是允许论据不受阻碍地流动。相比之下，今天我们见证的是公共交往的扭曲形式，以及印刷的公共媒体和数字型“常客桌”之类半公共媒体之间距离日益缩小的效应。反犹主义的增加和公共讨论的普遍堕落已经是够糟的了。我发现，更糟糕的是“暗黑”互联网中以气泡和小群形式所提供的组织潜能。右翼极端主义网络的交流岛，已经悄无声息地渗入到警察、联邦国防军——特别是德国KSK特种部队——甚至还包括联邦宪法保卫局之类的机构，如今甚至让人联想到深层国家的噩梦。我们不需要放松对数字市场的监管，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迎合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因此，这一领域缺乏国家监管会使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03
“现代性未竟事业”的未来
问：在20世纪90年代，您创造了“现代性未竟事业”的说法，以表达社会生活正愈益合理化的想法。尽管尚未“完成”，这项事业似乎从一个民主的和批判的公共领域中汲取可靠动力，并逐渐导向对社会和文化的特殊主义的克服。与此同时，这种进步的乐观情绪似乎不再那么容易维持了，因为世俗的和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之普遍主义意义来源或已经耗尽、损害、衰竭，或陷入了高度争议。
哈贝马斯：1980年，我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个未竟事业》的获奖演说，感谢被授予阿多诺奖。这一演讲主要为了与当时时髦的两个思想流派对抗，一方面是政治上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哲学上更有趣的后结构主义。前者是“不情愿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拥抱资本主义进步，但是想用“支撑性的”传统这一软垫来缓冲其冲击力；后者诉诸尼采、施密特和海德格尔，以一种告别历史哲学的超越性姿态出现，呼唤一个现代性终结之后、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之后的新时代。如何理解理性的有效性主张的“普遍主义”是我与后结构主义者争论的中心点。福柯、德里达和我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改变这一实实在在的分歧。
我们用“普遍主义的”这个词是用来描述这样的一般规范，所有相关和受影响者都可从中获得同等的权利。这些规范在一个有趣意义上是自我指涉的。在进行正当批评的时候，如果不预设这些规范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没有述行地使用这些规范，就无法对这些规范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片面的或虚假的应用做出令人信服的批评。让我参照尚塔尔•墨菲这一左翼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喜欢提及的权威来解释这个有争议的观点。卡尔•施密特用具体例证来奚落人权的虚伪，以表明这种修辞不过是用普遍利益来掩盖说话者自己的特殊利益；但是，在此批评中他不得不默默地采纳了这样一条标准，即事实上只有可普遍化的利益才能被认为是公正的，而这一标准恰恰是他断然拒斥和用这类例证加以非难的。政治存在主义者施密特自己是不会承认上述批评的，因为他先天地相信特殊的权力关系相对于好的理由总是有着最终的话语权。
在那之后，后殖民主义研究也用无数揭露殖民权力虚伪性的例子证明人权修辞如何受到了滥用。但是，据此就理所当然地推定，人权本身的规范有效性必受其西方起源的限制就更加草率了。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解释诸如从古典国际法向国际社会的普遍主义法律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简言之，普遍主义道德和法律观念并不能被历史案例所推翻，而只能被哲学论证所推翻——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论证。
当然，你们用现代性未竟事业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将所谓的进步乐观主义与当前政治公共领域氛围的转变进行对比。你们把这种趋势描绘成“普遍主义意义资源的掏空”。我想你们心中所想的是，民主进程所最终仰赖的公民社会中那些政治-文化信念和价值取向的说服力的萎缩。确实有迹象指向这一方向。西方民主制中这些政治倒退症状的确令人担忧。但是，我看不到我们宪法原则在规范上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也看不到任何稳定的能够长远地与现代社会功能迫令相协调的“非自由的民主”形式。除了不存在简单地逆转后物质主义价值视域的简单办法这一事实外，系统理论也使我们认识到威权政体控制能力不足以应对复杂社会，尽管中国目前是个迷人的反例。
问：人们可能会通过指责他们犯了述行性矛盾在政治上制住左翼后结构主义。但同样办法对民族主义和右翼倾向也管用吗？他们对普遍主义的拒斥在何种意义上仍然以普遍主义的有效性主张为前提？难道它的兴起不是标志着回到决定意义上的特殊主义的、自我封闭的规范性吗？为什么这样一种新的封闭在心态史上是不可能的，或者说由于系统性的根据而在一般意义上是有问题的？
哈贝马斯：让我们以土耳其军队入侵库尔德人的叙利亚领土，即返回到古典国际法模式的权力政治来作为你们所说的特殊主义的、自我封闭的规范性后果的例子，并且让我们假设未来所有人都按照这种方式行事。鉴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水平，即几乎所有功能领域相互间都存在系统性依赖，这样一种随时终止国际交往规则的粗暴的民族自决模式，是否会在繁荣和安全方面付出高昂代价，这是一个经验问题，但结果决非悬而未决的。即使基于温和的假设，那些隔绝于规范的民族国家采取刺猬姿态，仅仅向外张开自己的毛刺，而不是像埃尔多安那样真的发起某种侵略性的举动，也不会出现更令人安慰的情景：如果其中一些种族中心主义的封闭的民族国家像世界市场上的跨国公司集团那样经营，可能在持续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中计算出不错的生存机会，但这只能以牺牲其他民族国家为代价。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不可逆条件下，这样的体制是可持续的吗？冲突未必要以战争或压迫结束。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能及时从威胁的害处中学习，甚至不能从20世纪那映入全世界眼帘的欧洲历史灾难中有所学习呢？
在西方，政治制度立足于规范上得到很好证明的基本权利和人权的承诺。以这些标准来判断，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所谓“非自由的民主”就是一种倒退，因为它们无法以良好的理由回应被其压迫的反对派少数群体的批评。倒退总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在偶然性海洋中划行的历史存在。问题只在于这样的倒退使公民付出了什么代价。难道我们不应该以最好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理论，以便把这样一种体制对参与者可能产生的代价包括进理论描述之中吗？如果你们把自己局限于一种用文化研究的见解加以点缀的权力理论中，并且只是描述狭隘且代价巨大的民族主义而不提及可能有的后果的话，那就会错失掉社会现实的本质方面，或更准确地说，社会现实的规范方面。
问：无论人们想以何种形式重新激活“现代性未竟事业”，并以更新了的能量将其推进，其规范性渴望总是有可能被资本主义动力所挫败。战后几十年里，民主意志形成的交往权力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迫令之间似乎可和平共处。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世界市场的竞争动力、所谓的物的强制和资本凌驾一切的力量，显然不仅对跨国地扩展公民社会团结的努力有破坏性影响，而且也威胁到社会生活环境先决生态条件。但是，资本主义体系到底是否有商榷余地？能否给出有意义的、非倒退的替代方案？更根本的问题仍是：你今天还会坚持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规范无涉的社会性”吗？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是一个原则上充满了规范性预设的伦理领域或承认领域，我们也可以根据其内在价值和规范进行批评和改造吗？
哈贝马斯：你们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规范无涉的社会性”这个表述有误导性，我很多年前就已经纠正过了。资本主义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制度表现；但制度主义研究的启发工作只是完善了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描述。卢曼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例来阐发其媒介驾驭的、且递归地与环境相闭合的系统概念并非偶然——尽管他将其过度一般化了。人们从生态危机中再次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方式既来自自然资源，也来自生活世界的资源——我自己曾在这方面谈到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同时，这个系统对这些资源的可枯竭特征并不敏感，因为它只能用供求关系的语言与它的“环境”进行交流。这种对社会、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充耳不闻，正是其政治讹诈潜力的基础。因此，我不会谈论“固有”价值和规范。上面谈到的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解体和自由政治文化的掏空迹象是如此令人担忧，因为我无法想象在没有过得去的民主驾驭的国家干预情况下，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生态的破坏性后果如何能够被制服。
问：我们也理解您再次发现了宗教，将其作为人类尊严和道德平等的可能观念的贮存地，以抵制上述令人不安的背景。然而，为了把它用于现代性事业，您坚持世俗理性的优先地位，并赋予了其更高的普遍主义潜能。故您要求世俗和宗教公民都应将宗教观念翻译成世俗语汇。
哈贝马斯：我对两种不同背景下的语义潜能的“翻译”感兴趣。在我最近完成的《哲学史》中，我追溯了始于古罗马的信仰和知识话语，试图证明塑造我们世俗自我理解的最重要实践概念——诸如理性自由、道德和正义，以及自由意志和负责任行动者的独特个体性等概念——是对源自犹太教和基督教遗产的哲学占有。理性有效性主张的普遍主义就是这样一种遗产，即使特定的共同体和文化是围绕轴心时代的圣书宗教形成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知道这一渗透性的翻译过程是否完成，因此，另一方面我也对政治理论中约翰•罗尔斯加以更新的一个古老话题有兴趣，即宗教公民在宪政国家政治公共领域中的角色。我刚刚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有关批准公共健康保险覆盖三染色体产前验血的报道，这种检测可以用于发现疾病风险（绝不仅仅是唐氏综合症）。这样的行政决定对民众行为有深远的偏颇效果，不应该在没有广泛的知情的公众讨论、没有扩展的议会咨询和法律依据情况下做出。我的问题只不过是：在这样深层次问题的讨论中，是否应该从一开始就撇开宗教声音的内容？——我说的是宗教公民提出的命题的内容，而不是（神学的）证明。毕竟，只要世俗国家以民主方式构成，就是由公民社会的声音和意志形成所维持的，而公民社会本身，即使在欧洲，也绝非完全是世俗化的。
问：然而，从不同的角度看，把宗教观念翻译为世俗语汇的要求，包含着对单一视角的依赖所产生的双重危险：宗教的“语义潜能”或者说命题内容对“未竟事业”来说，难道不是以非协商的、特殊的，并且有时候也是威权的语义参照系（例如神圣秩序的概念）为条件吗？如此一来，将其翻译为世俗语汇的做法本质上难道不是在攻击这种潜能的基础，并最终导致其消逝吗？又或者，翻译成功了，但代价是宗教特殊主义和威权语义参照系影响越来越大，使批判越来越难见容其中。这种消亡正是您在作为现代化理论一部分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所欢迎的。
哈贝马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宗教教义主要的、当下持续的影响力在于，它使人们信仰一个承诺救赎正义的神圣权力，无论它是以人格神还是以宇宙论形态来构想的。参与社区礼拜就是通过与团结的古代源泉保持鲜活的接触来证实这种信仰。在我们西方的道路上，世俗思想从献身于救赎正义的激励性力量中保留下正义的普遍主义观念与自主能动性的期望和要求。当然，对主题、经验内容和敏感性的“翻译”改变的不只是“以何为真”的（思想）模式。内容不可能毫无触动——思想的威权模式确实也被抛开了。另一方面，“翻译”并不意味着零和游戏，即宗教注定要失去世俗一方所获得的东西。
04
理论转型和批判方位
问：回望迄今为止您的工作，能够看到您的社会理论视角中有一些变换和转向。您也许从来不是一个坚信不疑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相纠缠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分析在您的早期著作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虽然那时您在是把交往行动作为符号统治的实践还是作为通过批判而实现解放的场所上还摇摆不定，当然，您后来的交往行动理论注重的是交往行动的理性特征。这一通过交往达到理解的理性——即在商谈中通过对一切事物的语言化来“消解”神圣性，进而扬弃它——设定了一个持续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会自动地导向一个越来越民主、平等和普遍的交往共同体。然而，近年来，当您着眼于宗教意义内容的道德和解放潜力时，您已经拥抱了某种后世俗的“反向运动”。回顾过去，您如何看待您的工作的发展？
哈贝马斯：我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直到伊娃•吉尔莫代表苏尔坎普出版社建议我为2009年出版的五卷本哲学论文集各写一篇序言时，我才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我第一次反思我工作的背景。正如你们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工作的某种断裂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高斯讲座，即转到交往行动理论的语言哲学基础。当然，学习过程总是意味着修正——但我认为从那时起，我就在不同方向上相当一致地完善了这些基本想法。
从我的博士论文开始，宗教主题就引起了我的兴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愈加突出以下保留意见：宗教源头中可能仍存在着未开发的语义潜能，非宗教的现代性儿女们也许仍可以自己的方式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按照我的理解，后形而上学思想与反思的宗教信仰共享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真正需要恐惧的是社会化主体屈从于对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肤浅的、单维的、客观主义理解——也就是说，害怕的是任何超越视角的丧失，害怕的是任何观照超越我们在世所遇之物总体的视角的失落。既然形而上学已经失去了它的说服力，我们就不能再从一个超越者角度进行哲学思考——我们也不应该宣扬屈服于它的媚俗别名，如“存在命运”、“将到的自在发生”或“全然他者”。但是，我们必须抵制把一切事物都予以客观化、并从内部吸干超越性的自发力量的引力。没有人可以单靠自己而成为自主的——自由是“理性的”，仅当它指向对交往的共享和完全去中心化的互惠关系中的每一个人的包容，这一互惠关系又依赖于非强制的交往。每个想要保存人性痕迹的社会都要求尽可能多地超越，这意味着指向对自身和现存事物的超越。
我在学生时代就阅读马克思了。在我上一本书中还专门为马克思保留了一章。我一直是一个受康德、之后亦受实用主义影响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者。我最初被《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打动，后来受早期批判理论的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我一直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当你第一次从腓特烈大街入境到东柏林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对苏联体制的性质抱有任何幻想了。我同样对各种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免疫，它们想从资本价值迫令中得出“整体社会”的概念。至于当前的政治议题，即使我未成为党派的一员，但仍然是一位左派社会民主派，在戈德斯堡大会后，我支持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
问：让我们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最近方案作一侧览。尽管有种种差异，批判的社会理论特点是试图以重建的方式从社会实践本身的结构中发展出批判的锋芒，以替代对“单纯的应该”的设定。您以将批判的立足点置于交往行动及其理性有效性主张而著称，这些有效性主张是可以根据其可兑现性考查的。近期批判理论领域纷纭多样，难以概括。不过，一个共同点也许是试图以一种不那么认知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解放实践，从而阐明批判的动机、形式和动力的替代来源。阿克塞尔•霍耐特强调那些在文化中形成的承认期望中所包含着的情感意义和对身份形成的重要性，而这在你的论证型商谈模式中是无法被适当容纳的；拉埃尔•耶吉把社会转型的动力置于由危机引发的学习过程之中，只有通过社会转型，功能失调的实践才会再次生机勃勃。而马丁•萨尔作为受福柯强烈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视角在德国的强势代表，他在社会的主体化操演的裂痕和反叙事的谱系发展之中发现了批判的场域，通过针对性和揭露性修辞的启发力量阐明现存社会关系的权力生成、且往往是暴力的起源。尽管它们之间互有差别，所有这三种方法都赋予批判的推动力以中心地位，而这是不能恰当地转化为理性有效性主张的，其效力也不主要在论证层面上。您如何评估近年来批判理论中的“后认知主义”趋向呢？这些路径代表着一种可理解的必要的范式转型吗？或者说，正如你针对福柯所论证的那样，它们有再次陷入无视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和它的理性可证明性的危险吗？
哈贝马斯：我不能在这里讨论这些较新的批判理论方法的优点。无论如何，我不会把它们的优点归结为“后认知主义”转向，而是归功于如对罗伯特•布兰顿所说的“给出并交换理由”的理性潜力——它几乎总是被省略地包裹在日常交往形式之中——所嵌入其中的语境的拓展。对于那些想摒弃我的认知主义（在这种认知主义中，以形式语用学的分析工具，我尝试揭示历史学习过程中社会地具体化的理性痕迹）的批评者，我不妨以这样一种简单论证来回应：就逻辑而言，没有人能够在不诉诸可批评的主张——即隐含地诉诸某种标准以判断上述主张是否实现——的情况下，能够对不正义的社会关系或隐藏于社会关系中的病态进行批判。真正的困难在于假定，如你们所说，在社会现实本身中找到“批判的锋芒”。挑衅之处在于这一假定：在历史的全然非理性的偶然事件中可以发现理性的痕迹。因为，基于这一前提，科学观察者似乎就必须抛弃他对对象领域的客观化态度。因而他就不再能把自己限制对所感知的东西的描述上，而是必然重构地把握它，并且对非理性的客观化做出批判性的判断——这隐含地意味着，在错误的理性主张中对事情本身的遭遇，不失为可能的学习过程。这一程序的启发性例子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史，它不仅对科学理论的演进做客观的描述和解释，而且还根据理由（这些理由以同样的方式提供给正在观察和解释的科学家，以助其作判断）重建和评估它们，并对错误进行纠正。
当然，这种方法不能直接地用于表征社会的发展，因为社会互动不仅仅涉及真理主张和研究者共同体的学习过程。毋宁说，现在的焦点是经验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有效性主张的整个光谱，交往行动正因为如此才能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因为它们都指向主体间的承认。如果社会本身存在着理性的潜能，那么它就栖身于日常交往实践之中，具体来说，栖身于这样前提的理想化内容之中，它们是取向于理解的行动者在生活世界背景下就客观世界的某事相互达成一致意见、争论、误解（或欺骗）时所必须相互地接受的。理由是理性的，因而也是参与者和解释的观察者之间的客观纽带。根据对这些理论的和实践的（即道德的和法律的、伦理的和审美的）理由的合理重构，我们也许就清楚了社会实践一方面对参与者本身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对我们这些批判性的观察者意味着什么。这一重构方法有着超出社会学解释和描述的附加价值。我意识到，我没有借《交往行动理论》说服业内相信这一点。
问：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新版前言中，与您的批评者之间的争论以及新的研究发现促使您自己与19世纪政治公共领域的理想化保持距离，也与完全被权力所充斥、且由于大众媒体而去政治化和去民主化的20世纪公共领域的观念保持距离，转而以更加细分、多元方式来对“公共领域”进行概念化。前言的结尾很有意思，您问自己：如果您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首次出版30年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您可以从中为民主理论得出什么结论？您的答案是：“与那时相比，现在也许不必做那么悲观的评估，也有理由对其进行不那么固执的、仅仅是悬设性的展望”。从那时起，几乎又一个30年过去了，政治公共领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您今天会得出什么结论？今天您还会再一次更悲观吗？
哈贝马斯：与其说是悲观不如说是困惑。否则，想必我就已知晓当下公共领域正在发生的、且在未来几十年还将加速的结构转型的性质了。我必须把这项研究留给年轻的同事；我所能做的只是一些猜测。由于这些转型是由数字化交流所驱动的，它就不仅仅在某个单一的方面表征着一种深刻的革新性突破。以下粗略的概述将有助于解释我的想法。人类伊始，随着命题分化的语言的出现，必然牵涉到最初所使用的那些有同一意义的符号的语法化。这使我们的祖先，即由智人所进化而来的物种，能够转换到交往性的社会化模式。这一转向也解释了维持和更新一种与生俱来的脆弱的社会整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涂尔干曾参照（现代）部落社会中社会团结的仪式性再生做了考察。从原人那里继承来的高度发达的智力和欲望结构在经过交往的社会化之后，这些同类人就不能再以自我中心的方式，而只能通过有意识地控制的合作方式进行再生产了。从那时起，社会群体的成员就不得不在个体和集体的自我保存要求之间维持平衡。
就这种生活形式的构成而言，语言的人类学意义也解释了语言交往形式的变化，也就是已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媒介革命的相关性。仅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才开始普及的数字媒介，虽然没有彻底改变语言模式本身，但它标志着传播模式，交往理解的范围、节奏和密度的第三次革命化。第一次革命是文字的引入，始于公元前三千年之交发生于古代发达文明中第一批组织成国家的社会，第二次是社会现代性之初印刷出版物的引入。纸质印刷物把所有的用户变成潜在的读者，即使在原则上使所有人都能阅读还要花上三四个世纪。现在所谓的“新媒体”已经把所有用户变成了潜在的作者——就像文字印刷物的用户首先要学会阅读一样，他们也必须学会使用新媒体。这一次学习过程相对来说快得多，但谁知道它会花上多长时间。
当你们问我关于新媒体之于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相关性时，我想到两件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公共领域它在民主制的出现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还想到，对我们多元化和个体化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整合来说，读者的民主意志形成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被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吸引，这个问题自数字交流问世以来，即最晚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让我感到恼火和困惑。我根本不知道，大规模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这种结构自18世纪出现，而现在正处于解体之中——在数字世界中的功能对等物是什么样子。由于其无政府的基础结构，网络被其先驱者理所应当地庆贺为解放。但同时，就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所必不可少的共同性因素而言，它也被要求回答以下特定问题：在去中心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没有了出版社和机构的专业权威，没有了由受过训练的编辑和记者来充当编者和挑选者，一个以包容的方式把所有人纳入交往之流的公共领域如何能够维持下来？
总而言之，正如我所描述的，政治公共领域出现于议会制和政党体系的历史背景并非偶然。这种交往结构是每一种民主制的必要功能前提，因为它可以将大量民众的注意力引向相对少的政治决策议题，并唤起和保持对它们的普遍的兴趣。但是，这些以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分发为基础的纵向交往之流的重要性，相对于新的横向交往，特别是在社交媒介，越来越失去了分量。例如，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公共领域的基础结构已经萎缩很久了。这一侵蚀的第一个迹象就是电视，尤其是广播的广泛私有化，它导致节目对市场渠道的迎合。
今天，雪上加霜的是，新媒体已不再被古典公共领域的向心吸力所困。由新媒体本身所产生的离心式网络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碎片化的，对由于认知混乱而出现的交往诸岛之间的渐行渐远，它自身束手无策。正如对奥巴马医疗保险计划等诸如此类的案例的科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现实世界中对决策议题的党派政治辩论几乎不能吸引虚拟世界中民主选民的注意力，以至于公民对自己的政治利益不再充分地知情。
古典大众媒介能够集中全国广大公众的注意力，并将其引向少数相关议题；而数字网络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小众空间，其中充斥着加速变化着的、却自恋地自我封闭的话语。没有人会质疑数字技术无可否认的优势。但是，就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言，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方面：一旦这种“泡沫”式交往结构的离心力胜过了包容性公共领域的向心力，作为民众整体意志的代表的竞争性公共意见就不再能够形成。这样一来，数字公共领域的发展将以牺牲共享的，且经过商谈过滤的政治意见和意志的形成为代价。就我所能做的判断是，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方向——将首先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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