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钢刀》：历史不仅缺席，也被改写了
对《罪恶之城》风格的抄袭，并没有让《钢刀》一鸣惊人，反而让看过的人产生了“啤酒里被撒了泡尿”那种扫兴且恶心的感觉。影片黑暗、冰冷、血红的色调，仅仅是阿甘导演的一块遮羞布，用来掩盖那凌乱苍白的剧情、生硬虚假的人物、狗血四溅的恶俗。
不错，就是恶俗!这两年我们提起恶俗电影，立刻会想起《小时代》系列。但郭敬明的恶俗和阿甘导演的恶俗还不是一回事。郭敬明知道他搞的东西是恶俗，他也清楚观众一定能够识别出这种恶俗，但这一切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只要在他的粉丝为粉他而感到羞愧之前把他们的热情变成票房就可以了。但《钢刀》的恶俗，却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恶俗，阿甘导演不是故意想把恶俗变现，而是因为思想和精神境界太低，以至于真的把恶俗当成了纯正、高贵或迷人的东西来追求。
看《钢刀》，你会觉得“男性荷尔蒙+兄弟情”就是阿甘导演所能够理解的最高价值，人世间再也没有能够超越男性荷尔蒙的东西。凭借这套组合，不仅可以在残酷战争中所向无敌，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征服观众，所以他把这些像小便似的在影片中挥洒的到处都是。王炳生（何润东饰）刚一出狱，就找了一个白俄妓女在路边公厕里啪啪了一番，陈铁金（李东学 饰）则透过门缝紧张的偷看——确实，还有什么能比直接性交并且在完事之后得到妓女的夸赞更能显示男性之为男性呢？好像这样还不行，于是在激烈的战斗间隙，又安排两人以“哥俩比家伙”的方式肩并肩长时间冲着观众撒尿，考虑影片的三D和立体声音效，这一场面对观众的刺激真是无与伦比的。
“王炳生啪啪，陈铁金偷窥”这一幕规定了“兄弟二人”的关系，从此“哥”成了“弟”心目中的男人偶像。如何证明自己比“哥”更男人成了陈铁金内心深处无法解开的一个结。当王炳生在路边炫耀性撒尿时，陈铁金也赌气似跨前一步解开裤带，表明他多年之后对此仍耿耿于怀。在前往高台的途中，陈铁金一再拒绝“哥”要他随自己逃命的要求，其根本的心理动因也正在于此——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护送一批性感的（影片透过陈铁金的眼睛，反复展示她们的腰肢）小资女性才能证明自己的男人气概，而接受王炳生的庇护，将永远不能证明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陈铁金坚持完成任务不是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吗？当然不是。因为影片当中对此没有任何明示或者暗示。据说《钢刀》描写的是红军西路军和马家军在河西走廊上浴血奋战的故事，但我看了一多半还以为是一部“架空剧”，即在一个虚构的时间和空间里，一些虚构的人物在演绎虚构的故事。陈铁金和他的“兄弟们”是红军吗？如果是，为什么他们的帽子上没有红星？为什么诸如“共产党”、“政委”、红旗等这些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符号一个也没有出现？为什么他们大量装备当时只有国民党中央军才装备的德式钢盔、军服和枪械？为什么战友制止他杀俘的时候说什么“这违反日内瓦公约”而不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管阿甘导演怎么想，但模糊这一切，客观效果是不让观众产生任何误解，即陈铁金的“英雄行为”和“红军”以及相关的政治理想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因为他有过剩的荷尔蒙，不是吗？
相反倒是王炳生那伙人的军帽上有着清晰可辨的青天白日帽徽，并且让他面对枪口大声喊出“我的信仰和你的信仰同样值得尊重!”——这真是活见鬼兼天晓得，陈铁金从没说过他有什么信仰。在《钢刀》中，陈铁金是英雄，但王炳生则是陈铁金心中的英雄，他在陈铁金那里扮演着父亲和兄长的双重角色，从生理到心理，处处向他示范如何成为一个男人，也处处压制着他，为他树立一个高不可攀的标杆。为了挽救“兄弟”的性命，何润东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在强奸的过程发现姑娘伤心痛哭，就主动中止了强奸，转而听她弹钢琴。最后，待到高台城被攻破，他拖着重伤之躯找到李东兴，用自己的死成全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愿望，这简直是义薄云天，气贯长虹！
戴锦华教授不久前评论当下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时说，“在历史叙事中，历史缺席了”。但在《钢刀》中，历史不仅缺席了，而且被引人注目的改写了。我要问的是，历史上以残忍、嗜杀、摧残女性著称的马家军和红军的关系，真的可以被如此演绎吗？
“男性荷尔蒙+兄弟情”，在抗日神剧中，再加一份“民族主义”，这就成了当下历史题材影视剧中解释英雄人物行为动机的万验配方，中国近代以来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见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变成了“爷们”们看谁尿得高的历史……，这样点影视剧当然和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没有关系，而只和今天的社会思潮及编导的个人偏好有关。影视创作人员的思想精神境界太低，以至于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现的历史人物，这是远比《钢刀》的恶俗要更令人焦虑的事。
2016年5月25日
推荐阅读（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大秧歌>：家族斗争，还是阶级斗争？——与司马平邦商榷》
喜欢此文章请用力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