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别了，吴建民大使和晚清外交思维
早上打开手机，跳出来的第一条新闻竟是吴建民大使突遭车祸去世的消息！笔者与吴大使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有一面之缘，大使睿智、儒雅，举手投足之间，颇有民国范儿，孰料转瞬之间，竟遭飞来横祸，不胜震惊之余，亦深感人生无常。
吴大使并不真懂小平同志
吴大使在国内的知名度非常高。许多网民可能不知道外交部长是谁，却一定会知道吴建民是谁。但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功勋卓著的“将军大使”不同，吴大使之名满天下，不是因为他的外交实践，而是因为他的外交理念，即“韬光养晦要管100年”。综观吴大使在各个论坛的发言与文章，以及他和罗援将军的著名争论，“韬光养晦”在吴大使这里的含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遇有国际争端，要以息事宁人为先而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为先；二是即便是在绝对必要甚至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排除军事手段的选项。
每当吴大使谈起他的外交理念时，总是喜欢强调这是小平同志的主张。但在我看来，这如果不是一种对小平同志的刻意误读，至少也是一种错误理解。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一特殊历史转折时期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一时间群狼环伺，黑云压城，小平同志的方针有利于中国渡过这段困难时期。但这个指导方针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小平同志从来也没有说过“韬光养晦要管100年”，相反，他更为重视的倒是“有所作为”。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指出：“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只是这句话，早就被以吴大使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外交精英丢到脑后了，在他们看来，试图搞“新秩序”无非是民族主义愤青的膨胀，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被美国所主导的现行世界秩序接纳，即“与国际接轨”。
“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有所作为”才是小平同志所希望的。
大使的头脑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虽然吴大使言必称小平同志，但其实他的外交理念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那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晚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突破的“规律”。这一“规律”使晚清以来中国外交精英产生了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于是，他们在办理外交时就把息事宁人放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之上，其逻辑是：虽然损失了一些国家利益，但只要能够息事宁人，就可以避免损失更多的利益，因此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这一逻辑在民国发展到了顶点，那就是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差一点把中华民族引到了亡国灭种的绝境。
最不可思议的是，秉持这一理念的“外交家”，虽然其行为客观上于国有害，但由于前述“逻辑”，他们反而会产生一种“爱国”的崇高感，似乎只有他们是在老成谋国，从李鸿章到汪精卫，再到宋美龄和宋子文，莫不如此。吴大使以古稀高龄，四处奔走，仆仆在途，殚精竭虑，又是演讲又是出书，在各种场合严辞痛斥“民族主义”，其心理动因也无非如此。但大使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他生活在21世纪，西装革履，但头脑里面却拖着长长的李鸿章式的辫子。
割肉饲虎不能止虎
晚清外交思维，一个最大的误区在于相信“割肉饲虎可以止虎”，而实际情况是割肉饲虎只会刺激虎的胃口。以民国外交史为例，从九一八事变的绝对不抵抗拱手让出东北，到签订《何梅协定》出卖华北、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上海，蒋介石割肉不可谓不多，但是日本还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且由于日本已经可以动用东北的资源并且以华北和上海为前进基地，其来势之凶猛几乎置中国于万劫不复。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晚清外交思维本已绝迹，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晚清外交思维又开始复活了，并且在外交界隐然成为主流。笔者阅读一位资深外交家的回忆录，发现面对南海撞机这样的严重事件，他居然以美方将“sorry!”换成“very sorry!”为满足，而他最担心的居然是美方的机组人员能不能及时回家过复活节。
晚清外交思维是不能保护中国的利益与尊严的。九十年代以来，银河号事件、大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台海危机、钓鱼岛危机、南海危机……，甚至新疆、西藏也不安宁了，如果不是十八大之后中央力挽狂澜，各种危机伊于胡底也就很难说了。
吴建民大使已矣，我们惟愿他安息！别了，吴建民大使！别了，晚清外交思维！中国的外交还将继续前行，中国的外交必须有所作为，中国应该而且能够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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