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1921：面对辛亥革命的残局
1921：面对辛亥革命的残局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
记得几年前看过一部反映民国历史的电视剧，其中有“警察抓议员去国会投票”的投票的场面。1918年，当时掌握北洋政府实权的“参战督办”段祺瑞，为了拉拢直系军阀头子曹琨，许愿让国会选他当副总统。但由于段祺瑞不愿意出钱，所以议员们在国会选举那天，都不去投票，而是躲到“八大胡同”狎妓去了，还声称“有钱就有民主，没钱就没民主”。于是盛怒之下的段祺瑞便直接命令警察去抓捕议员来国会投票，一时间场面之混乱宛如今天的“扫黄打非”，议员们被绳捆索绑，押入警车，直接送到国会会场，但最终仍然因为没有抓够“法定人数”而“流选”，一身戎装，坐镇国会监督选举的段祺瑞破口大骂议员“吃人饭，不干人事”。
这段情节并非像后来一些公知抨击的那样，是对民国历史的一种“丑化”，而的确是有所本的。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段祺瑞不仅出了钱，还出了大钱：他拨了150万元给曹琨当竞选费用，并规定了每张选票2000元。这是银元，价格不低，约等于今天的10万元人民币，很多议员都已动心。但是投票前夕，有一张报纸刊登消息说，曹琨花了12万元娶了一个唱戏的女子做小老婆。这一下，议员们吃醋了，因为他们发觉自己的身价才值那戏子的1／50，于是大家决定都不去投曹琨的票。
在这一事件中，军阀的霸蛮、国会议员的下作无耻、克隆西方的“民主制度”的荒唐无用，都暴露无遗……，这就是辛亥革命胜利7年后的中国：对内，民国政府无法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法律秩序，连国会议员也没有起码的尊严；对外，则无力维护最基本的国家主权（中国虽然是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但受到的却是战败国的待遇）。辛亥革命赶走一个皇帝，换来的却是军阀混战和无数土皇帝的野蛮统治，难怪连当时在南方搞“护法运动”的孙中山自己都会感到失望，叹息“共和肇始以来，一无所成”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辛亥革命本身就是多余的，要是能够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溥仪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搞宪政该多好啊！袁伟时教授有言：我们要完成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这样的志向令人发噱。在这些学者们看来，革命似乎是他们的应召女郎，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但在我看来，革命却如同季节的轮换一样，如果她要降临，那就谁都拦不住——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都不能拒绝冬天的到来，当然也不能阻挡春天的脚步。
辛亥革命的尴尬在于它不彻底，而并非不应该来。那么什么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在这里讲了，用今天的话说，革命就是要铲除无限扩张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的特征就在于它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并还在继续攫取更多的资源。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扩张，使得社会中的多数人口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打个比方说：相对于一个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相当于人身体上的肿瘤，不动手术切除，则全身的养分都会被其吸走，人就只能衰竭而亡。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这些年来不断被中国的自由派学者所诋毁，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一点：农民革命纵有千般不是，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摧毁了既得利益集团，使得社会能够继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农民革命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毫不过分的，中国古代所以能够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能够绵延至今，农民革命厥功至伟。
那么，辛亥前后盘踞在中国的利益集团主要有那些呢？头号利益集团当然是西方列强，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乃至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比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居然要中国赔偿四万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赔一两；次一号的利益集团就是军阀，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通常用苛捐杂税加暴力掠夺以及走私的方式汲取资源；再小一号的利益集团就是农村的土豪劣绅。他们依附于军阀，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因此，辛亥革命如果想成为一场真正的革命的话，那就应该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但辛亥革命却不去触动这三大利益集团的利益，革命的领袖们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象征性的目标——清廷！
当然，清廷是应该被打倒的，因为清廷曾经是一个最大的利益集团，但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利益集团其实已经被其他利益集团给蚀空了。对外，它完全堕落成了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它也蜕变成了军阀利益的代理人，比如清廷每年要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提供大笔军费，但却根本指挥不动它。清廷宣布退位的时候，民国开出的清室优待条例，不过每年区区400万元——这就是清廷这个利益集团当时的价格，只够给慈禧太后办一次丧事。
所以，推翻清廷仅仅是革命的序幕或者说是前奏曲，宣统皇帝退位，意味着革命才刚刚开始，但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们却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幼稚。孙中山在应袁世凯的邀请北上时，曾不无天真地表示：现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均已实现，今后主要是解决民生问题了。他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如果不体现在打倒列强，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民权主义如果不体现为打倒军阀和恶霸，是根本就无从谈起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取代清廷的民国政府，就不能不同样成为列强、军阀和恶霸的代理人，或者奴婢——民国还没有成功，就已经失败了。现在国内一些学者一提起宋教仁就忍不住珠泪涟涟，顿足捶胸，哀痛由于他的被暗杀，使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民主的机会，但这完全是倒因为果，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宪政民主的失败，所以宋教仁才会被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宋教仁不死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么成为列强、军阀和恶霸的傀儡，要么被杀、被逐，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辛亥革命之所以会陷入到如此尴尬的境地，就在于革命者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反而把应该被铲除的革命对象——既得利益集团暨列强和军阀，作为依靠力量。比如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经和日本商议，“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也应该是革命的目标，但却被革命派看成是推翻清廷的决定性力量，为此不惜把革命成果拱手相让。辛亥革命之必然失败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因为不可能存在这样一场革命，其目标是错误的，结果却取得了成功。
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但这没有关系，革命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就很难再被人关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局面开始焕然一新。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一开始从事的其实主要是和平维权活动，如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京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5）等，然而这些和平抗争均遭到了血腥镇压，其顶点则是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血腥的屠杀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牺牲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资料显示，到1949年建国时，登记在册的中共党员为300余万人，而自建党以来牺牲的党员，有姓名可稽者就达370万！普通党员不必说了，就连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也身履无数险境，并先后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
然而牺牲固然惨重，但盘踞在中国的利益集团却被彻底摧毁，中国终于走上了一条繁荣富强的道路。1949年，新中国终于在革命的洪流中诞生，帝国主义、军阀、以及各式恶霸被一扫而光，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颇有底气的谈论“比任何时候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拜中国革命所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没有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把独立时各方面条件与中国最相似的印度远远的甩在后面，主要是因为中国比印度多了一场革命。
毛主席晚年曾经无限感慨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此时此刻，他有没有想到他的同窗莫逆蔡和森、导师李大钊、妻子杨开慧？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无疑是在担忧新的执政集团会如何选择——是永远保持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永远为人民服务，还是蜕变为新的利益集团？
在今天，这仍然是一份需要严肃对待的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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