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重访革命史之五：1928年的毛泽东
【郭松民按】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学习和总结，当年井冈山斗争的第一要务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五）
事实上1928年的毛泽东，个人境遇并不顺利，他的很多想法做法上级党组织都不以为然。比如对“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工作方针，湖南省委和湘赣边界特委都认为太保守了。
那时朱德率领的部队已经向井冈山地区靠拢，莲花茶陵永新遂川一带的党组织重新恢复，工农革命军在省委指示下编成两个师，湘赣边界的形势开始好转，一些人又开始头脑发热。
1928年4月28日，朱、陈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龙江书院胜利会师。
1928年3月，湖南省委派周鲁来视察，批评井冈山的工作“烧杀太少，行动右倾”。周鲁当即宣布解散前委，成立师党委，由何挺颖任书记，毛泽东改任师长。周鲁命令他们去策应湘南暴动，直接导致了“三月失败”。
朱毛会师以后形势稍有好转，该年7月，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顾边界特委与红四军军委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建议，再次强令部队打湘南，说这是“正确路线”。结果又导致了“八月失败”，部队回师井冈山时遭到伏击，营长袁崇全叛变，为追回部队，参谋长王尔琢牺牲。
所不同的是，经过几次波折以后广大战士开始觉醒，当得知袁崇全是想把部队拉出去投敌时，一个连长被他打死，但几个连队都占据山头不跟他走。王尔琢去劝说他时，也被当场打死。当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个担架兵，等回到井冈山一看，那担架兵已经自己上山了，叛徒竟然一个兵都带不走。
那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很肤浅，虽然八七会议肯定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和各级省委机关依然设在中心城市，把武装斗争简单理解为“暴动”。而“工农武装割据”那时就被认为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苏联的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这样搞的。
严峻的形势需要共产党提出新的思想新的主张，可以说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在积极探索，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
192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对长江局（罗亦农为书记）的任务决议案中第一次提到了“农民可握得某几县政权”，可以看成是对“农民割据”思想的初步萌芽，还不能说是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肯定。
直到11月初，等得到两湖暴动和叶贺部队失败的信息，中央在11月9日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中，才有了“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有固守规划之可能”的提法。
可见贪大求洋急于求成在那个时代就存在。
现代性就是先进性，谁的思想更先进更符合实际更有效，谁就能得到拥护，带领这支要造反要革命的队伍往前走、向前进。
一些人说井冈山的党是“枪杆子党”。还有一些人嘲笑说，“湘赣特委设在井冈山的山顶上，各县委设在井冈山的半山腰，党支部设在贫乡僻壤的山村”。党内的主流思想是这样，必然在部队里产生连锁反应，“红旗还能打得多久？”便成为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的回答我们会在后面陆续说，简单讲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再后来根据地扩大了党组织发展了，以致最终上升为“乡村包围城市”的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据陈伯钧回忆，毛泽东对有些误会和责难是不理会的，但对这个问题多次作了回答。
“他说，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所以学习和总结，变成了井冈山斗争的第一要务。思想斗争需要学习，武装斗争也需要学习。三湾改编后，毛泽东依然是个书生，只不过是以党的前委书记身份在带领这支部队。他的非凡之处就是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向书本学，向内行学，向失败和挫折学习。直到晚年他还在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这支新型军队新在何处？未来的军队是什么样子，怎样进行有效的对敌斗争，谁都不知道。事实上在军事形势还十分严峻的条件下，只知道旧军队里的军阀式带兵方法无论如何不能继续下去，否则连生存都是个问题。
毛泽东也不是为了创新才思考才学习的，他面对的始终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才是最好的学习。后来井冈山的做法为其他各根据地所仿效，也证明那是最具现代性的经验。
今天我们熟知的三大纪律八注意，就是逐步学习积累的结果。
第一次是1927年10月，部队遭到敌人袭击被截为两截，在荆竹山提出的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第二次1928年1月建立了遂川工农政府，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在永新又规定了洗澡要避开女人、不搜俘虏腰包、医治白军伤病员等政策，最后才逐步发展成现在的内容。
毛泽东会打仗吗？后来人们都说他是个军事天才，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也不得不服。可在当时他确实不会打仗。刚开始提出的游击策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又补充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增加了战术主动性，说明这是一个逐步学习总结的过程。
据老战士张宗逊回忆，在荆竹山毛泽东和一个叫朱持柳的“绿林”睡在一张床上，他是本地人，为王佐部队做侦查工作的。毛泽东就向他讨教当地的人口、物产、地形地貌和地主武装情况。此后每到一地毛泽东就四处打听寻找一个被北洋军阀招安的井冈山老土匪朱聋子，登门求教。他问：我们不会打仗怎么办？朱聋子答：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老战士韩伟回忆，毛泽东多次提到过朱聋子这个人。“毛主席还讲过，红军不但要会打圈，还要会打仗。这个应该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形成的开始或萌芽。说准确一点在第一次湘赣边界会议以后，五月份我们就听到了关于十六字诀的传达。”
有一个故事是赖传珠回忆的：
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
这时候，毛党代表对我说，“不要急，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你也参加。”
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
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
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问我：你看打好，不打好？打有利，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了。
毛党代表又转向在座的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也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大家都同意不打。我也不同意打。你看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
我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赖传珠说自己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但从中我们也看到早期他对于打仗的谨慎态度，与解放战争时期那种果断那种雄韬大略形成鲜明对照，说明他那时也在学习求证，体会琢磨用兵之道。
1928年的茅坪，是红31团的团部驻地，也是当时红军的第一个后方。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文章。
何长工回忆，那时经常有人到八角楼来请示汇报工作，工作谈完了，毛泽东就要把文章拿出来念给来人听，听取意见。
他用近乎讨好的口气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写一个东西不容易嘛。”殷殷之状，跃然眼前。
八角楼的灯光，在那时还摇曳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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