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缝纫机乐队》的票房比《羞羞的铁拳》差远了，但“铁拳”的境界比“缝纫机”差远了。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丑陋、虚伪、罪恶的东西拆穿给人看。“铁拳”的特点则是把一切都吐上口水，再摔在地上给人看。
“缝纫机”是有情怀的。这些年来，由于许多并非真正有情怀的电影，却喜欢摆出一付有情怀的样子忽悠观众——比如《小时代》系列，明明是恋物癖恶性发作，却标榜什么“黑暗无边，与你并肩”——把大家恶心倒了，所以人们对“情怀”有点反感，对“铁拳”之类不加包装的恶俗反而觉得真诚。
《缝纫机乐队》的故事比较简单。东北小城集安的“摇滚公园”将被拆除，摇滚青年胡亮（乔杉 饰）为了保卫公园，散尽积蓄请来北京乐队经纪人程宫（董成鹏 饰），组建“缝纫机乐队”，试图保住“摇滚公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故事。
以音乐或者乐队作为故事主线的电影，八十年代有一部《迷人的乐队》，展示包产到户之后“希望的田野”，不过由于不少村庄很快变成了“空心村”，“迷人”所传递的乐观情绪荡然无存，这部电影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最近还看过一部《爱乐之城》，讲述了两个美国文艺青年在好莱坞追梦的故事。
《缝纫机乐队》让我们意识到，资本的统治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它按照自己的逻辑强力改造着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资本的统治不仅从外部用房贷、学费、医疗费等规制了人们的生活，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性力量，同时潜移默化地成了人们心灵的内部逻辑，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资本的“自觉奴隶”。
对资本统治的反抗，可以用阶级的力量来进行，如通钢工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但在漫长的革命低潮期，更多反抗是个体化的，比如电影《钢的琴》和小说《那儿》所展示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无力从根本上动摇资本的统治，但却用日积月累的方式削弱了资本统治的道德合法性。
九十年代的大下岗运动，本质上是把原来受到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转换成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以为生的雇佣劳动者。《缝纫机乐队》中程宫母亲就是下岗大军一员，但她不愿意束手就擒接受命运，而是靠着一架缝纫机维持全家的生活，并“一脚一脚地”把程宫“踩进音乐学院”，使他免于沦为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简单劳动力。
程宫的乐队最终命名为“缝纫机乐队”，暗示他们继承了作为下岗工人母亲的坚韧精神，也继承了他们个体化的反抗。
程宫是一个音乐人，影片开始时，他早已丧失了对音乐的热情。念兹在兹的，是想不管从哪里搞到50万，让他的乐队去韩国“先整容后包装”，再回国赚钱。
他是音乐人，却不能快乐地追求音乐，他不仅必须按照资本的逻辑生活，同时资本的逻辑也已经内在化为他的心灵逻辑——之所以接受胡亮的邀请来到集安，是因为胡亮答应给他50万劳务费，并预付了10万。
在缝纫机乐队中，胡亮的梦想是保住“大吉他雕塑”，激活小城的摇滚乐传统；贝斯手丁建国（古力娜扎 饰）对身为房地产巨头的父亲有叛逆心理，想追求自己的音乐生活；鼓手炸药（李鸿其 饰）是一位台湾青年，参加乐队是为了寻找梦中情人；吉他手杨双树（韩童生 饰）是集安摇滚运动的先驱和老将；键盘手希希（曲隽希 饰）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小学生。
只有经纪人程宫有明确的功利目的：钱！他为了钱来到乐队，又为了钱背叛了乐队。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资本逻辑对个人自由，包括心灵自由的压制，也看到了胡亮等人不自觉的反抗——这种微弱的、个体化的、似乎是必败无疑的反抗，最终感动了程宫，他选择重返乐队，把演唱会进行到底。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缝纫机乐队》接续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电影的传统，如《马路天使》、《桃李劫》、《神女》等等。当然，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左翼文艺失去总体性理论支持的背景下，这种批判的锋芒要弱多了。
不过考虑到晚近三十多年，中国电影的主流基本都是在为重建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扫清道路，仅仅在2013年，《中国合伙人》还带着一种欣喜若狂的基调把“沐浴在钱雨中”当作人生最大幸福，“缝纫机”的出现还是令人欣慰的。
必须指出，虽然在影片中看到了反抗，但这种反抗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资本的反抗。小资产阶级不满大资本的强横，其内心深处又害怕大资本，希望大资本能够被感动，最终良心发现——似乎没有大资本的善良与恩赐，“反抗”就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闹剧。
《缝纫机乐队》还用父女情、卡通化的方式柔化了大资本的人格化形象，使他们不仅不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反而和蔼可亲，通情达理，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幻想，也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意义。
不过，我还是喜欢《缝纫机乐队》。反抗既然已经取代了五体投地，就会继续发展下去，资本的道德权威既然被毁坏了，就很难原封不动的重建。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反抗也有反抗的逻辑。我看好中国电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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