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国军抗战胜利万岁？”作 者 | 郭松民编 辑 | 南 方
《八佰》的票房已经突破10亿了，但还在继续快速上涨，和去年正式上映前突然因“技术原因”撤档相比，《八佰》的遭遇可谓冰火两重天。非常有趣的是，去年曾经“难过憋屈”（冯小刚语）的导演管虎，今年正是应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但却引人注目地沉默着，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他对此事的任何评论。《八佰》的火爆，大致是这样几个因素叠加的结果：主流文化精英对去年民间批判《八佰》的报复性反弹、多年来“民国范儿”美化民国以及主流媒体对国军过度宣传所做的铺垫、影院停工数月所导致的观影饥渴、以及华谊铺天盖地的营销，等等。
当然，也包括影片本身所制造的噱头与视觉奇观。
管虎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作为文化商品，《八佰》只要大卖就可以了，但作为电影，票房之类，无非一时泡沫。《八佰》如果要在时间长河中站得住脚，还要在另外一些标准，主要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前接受检验。我认为，无论今天如何喧嚣，待到浮华散尽、尘埃落定，《八佰》之于管虎，正如《无极》之于陈凯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于张艺谋一样，成为他个人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难看的“胎记”。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电影导演，如何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左支右绌，居然想以在空中连续跨两步的方式越过一条壕沟，但终于以一种非常难堪的方式跌了下去。
根据管虎自己的叙述，触动他拍“八百壮士”的原因，在于四行仓库的特殊位置：隔着一条苏州河，一边，战火纷飞，另一边，灯红酒绿，这是一场罕见的有“观众”的战争。：“那个年代的普通民众，从事不关己的看客到被感化、再到觉醒，这一路，正是中国军人用生命之火为之照亮的…！”
但是，很可能，待到这部电影上马之后，管虎才发现，自己的“感动”纯属多余，事实上谁也没有被“照亮”。苏州河南岸租界里的人，正如钱钟书在《围城》里所描绘的那样的，四行仓库之战结束后不久，“阴历新年（1938年）来了。上海的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
他们打情骂俏，醉生梦死，张爱玲的以“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为主题的小说，就是在此后几年里火起来的。国军自己也没有被“照亮”，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就丢了南京，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很快又了丢了武汉，重庆也几次差点丢掉，一直到日本快要投降的1944年底，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搞出了豫湘桂大溃败。日军投降时，居然找不到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受降时，腰弯得比日军降将还要低。
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僚和四大家族也没有被“照亮”，“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吃摩擦饭，发国难财”就是他们形象的真实写照。国统区的老百姓更没有被“照亮”，这从国军始终要靠极其野蛮的“抓壮丁”来补充损耗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不爱国，而是因为国统区的腐败和深重的阶级压迫抑制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相反，解放区就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踊跃参军的感人场面。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八百壮士”的行动本身也存在难以缝合的裂隙。参加四行仓库之战的这400多名国军士兵，都是英雄（除了暗杀谢晋元的那几个汉奸），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毕竟是一支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权所统辖的旧军队的组成部分，其行为方式不可能不带有旧军队的特征。
借着《八佰》带来的飓风，现在媒体都在宣传他们“誓死不退”、“与最后的阵地共存亡”、“一寸山河一寸血”、“余一枪一弹，必与敌军周旋到底”云云，但实际上，他们仅仅抵抗了四天，未经激烈战斗，亦未付出重大伤亡（综合各方面资料，“八百壮士”即524团1营在四天的保卫战中，共阵亡13人，另有6人在撤退时遭日军射击牺牲，伤47人）。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八百壮士”形格势禁，很难做出别的选择，后人不必苛责他们，但对导演管虎来说，却遇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巨大障碍：如果说四天的坚守感动了一些人，“照亮”了一些人，那么，撤入租界是不是一种“熄灭”呢？会不会让那些刚刚燃起一点希望的市民又再次陷入失望呢？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租界并非自由的国土，而是被大英帝国这一老牌帝国主义占领的土地！四行仓库是将要沦陷但尚未沦陷的国土，租界则是已经沦陷的国土。
如果日本侵略者是侵略者，英国侵略者不也是侵略者吗？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就不是帝国主义吗？而且还是率先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正是由于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才使中国逐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还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是：抵抗日本侵略军固然是一种英雄行为，可是向租界的英国殖民军缴械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也许有人会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责任只能由蒋政权负。是的，我也认为“八百壮士”是完全无辜的，但我们能把这当成英雄行为来宣传吗？倒是全程参加并组织指挥了四行仓库战斗的营长杨瑞符看得更清楚，他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一文中无限感慨地写道：“是役也，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仅仅作到‘绝对服从命令’六个字。”
他只好愚弄观众，复制1975年台湾丁善玺执导的《八百壮士》的结尾，把向英租界的撤退，表现得简直像是朝日军占领的高地冲锋一样，蓄意让观众误以为这是走向胜利的辉煌，而不是走向凄凉的、与战俘营无异的“孤军营”。
在整个观影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管虎的尴尬，他为时过晚地发现了他叙事逻辑中所存在的结构性悖论，管虎骑上了老虎，他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求助于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别处。这就是影片中为什么会突兀地出现杀战俘的桥段，管虎需要那些把血腥残暴当成勇武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的掌声；
这就是这部“军事大片”中为什么出现了“偷窥”这一第五代导演的永恒主题——管虎让杨惠敏把“国旗”裹在身上，在解下“国旗”时露出了少女的后背，然后安排“羊拐”和“老铁”色迷迷地偷看；
这也是管虎为什么不惜违反军事常识和历史事实，安排国军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充当“人体炸弹”……
总之，管虎需要强烈地刺激观众的感官，他故意把影片拍得芜杂、混乱、光怪陆离，不让观众有稍事喘息的机会，以免他们发现影片叙事逻辑中无法弥补的裂隙，以至于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作为历史题材的影片，《八佰》触碰到了一个最严肃、最根本的历史问题：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八佰》的答案是清晰的：是国军中的“中央军”创造的。虽然影片对他们着墨不多，但他们的爱国热情、牺牲精神在影片中是不证自明的，正是他们激励、感染了羊拐、老铁、端午、小湖北、老算盘等逃兵，也是他们鼓舞、唤醒了苏州河南岸的市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八佰》的确体现了三十年代国民党精英的历史观：中国的之所以差点亡国，都是因为老百姓不好，他们不懂民族大义，浑浑噩噩，害得精英们不得不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他们。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八佰》透过几个逃兵，尤其是端午的“觉醒”，也隐隐折射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今天的精英们一以贯之的幻想：不需要做什么政治和社会的改良，只需要上流社会（躲在租界观战的那些人，有黑社会大佬、赌场老板、教授、高僧、交际花等等，但没有一个穷人）一些关注和掌声，或者由女学生送一点小礼物，就足以让他们感激涕零，死不旋踵。
欧豪饰演的端午，是《八佰》中浓墨重彩的人物，他从一个一心想逃跑、不敢杀俘的湖北农民，两三天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一位勇敢的战士，甚至差点用步枪击落日军飞机。端午在弥留之际，梦见自己幻化成了白袍小将赵云，为了营救汉室的正统传人，他杀了个七进七出。
老铁也是贪生怕死的，但是，等到谢团附下令全体撤往英租界时，又决定与四行仓库共存亡了。他向从未有机会沾过女人的羊拐形容了“女人的滋味”后，把最后一包烟丢给羊拐，来到了四行仓库的楼顶，唱起了《定军山》——“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天助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传营号，大小儿郎听根苗……”
老铁把自己想象成了老黄忠，这是先主刘备的五虎上将之一，为了汉家天下出生入死。在今天的特殊语境中，在解放战争已经被极力淡化，从大银幕上消失多年（除了一部否定解放战争正义性的《集结号》），并且被贬低为“毫无意义的内战”之后，谁创造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谁就理所当然地拥有“汉家正统”。
《八佰》不是孤独的，这些年来，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上挤满了威武雄壮、盔甲鲜明的国军，《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七七事变》、《大轰炸》、《喋血孤城》、《太平轮》、《无问西东》、《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捍卫者》、《战长沙》、《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国军完全占领了抗日战争的影视视野，把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的抗日人民武装挤到了非常边缘、甚至滑稽的地方，而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已经无影无踪。他们还觉得不够，一家主流电视台，马上又要隆重推出史诗般的鸿篇巨制《淞沪会战》了。在《八佰》中，“汉家正统”的象征不是襁褓中的后主刘禅，而是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被庄严地升起、在枪林弹雨中屹立不倒、由士兵们以血肉之躯组成人墙来护卫的“国旗”。
端午正是为守卫这面“国旗”而死的，就像赵云为救刘禅而血染战袍一样。预留给观众思考的问题则是：如果创造了抗日战争历史的人居然不在正位上，则意味着他们遭到了"僭窃"，不是吗？最意味深长的是结尾，管虎把镜头转向了当代：从四行仓库遗址的大特写，缓慢拉升，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全景镜头——高楼林立的浦东，气象万千的大上海。
这一镜头语言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读——正是由于国军的抗战，才有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解放战争被直接跨越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所进行的一切奋斗与牺牲，仿佛都不曾存在。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还是国军抗战胜利万岁？今天繁荣昌盛，接近复兴的中国，是全靠国军抗战还是奠基于解放战争？
《八佰》给出了答案，并且从票房的大卖和媒体的热捧来看，这个答案还获得了相当的认可。只是，这个答案或者说结论，最终会把中国、中华民族引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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