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李双双》，导演鲁韧，剧中主角李双双和孙喜旺分别由张瑞芳和仲星火来饰演。《李双双》相当生动、细腻地诠释了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的婚姻家庭关系、妇女地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故事从一场劳动结束之后开始，大家都放工了，回家吃午饭。李双双路过村旁小河边，顺手清洗毛巾。此时，她的丈夫孙喜旺扛着铁铲从小桥上走过，只见他将外套直接扔给双双，一句话都没交代就走了。“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我说，你们不信，从打夯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你们看，都是这双没穿旧，新的就已经做出来了。”
从李双双满脸笑意顺从地为喜旺洗衣服（要知道，李双双也劳动了一上午，回去还要做饭），到二春对此流露出的羡慕与肯定，再到喜旺的洋洋自得，《李双双》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思想猖獗的村庄，并且无论男女，包括生性泼辣的李双双在内，对这种风气都习焉不察，视为理所当然。
首先，是一个有点自私的旧式妇女孙有老婆，私自拿了生产队的几块木板，被李双双阻止，从而爆发了争吵。当孙喜旺被喊来的时候，他希望媳妇能少说两句话，别把人得罪得太狠，最后怒道：注意这句话，它实际上点明了整部电影的主题，并且在双双最终获得和喜旺完全平等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此前之前，李双双被其他人称为“喜旺嫂子”、“喜旺家的”，被喜旺称为“俺那屋里的”、“俺家做饭的”、“小兰她妈”……这些称呼所标示的身份，都意味着李双双没有权利“管人家的闲事”，只有“公社社员”的身份不同。这场小冲突过后，因为李双双“擅自决定”带领村里的妇女上水利工地上劳动，引发了更大的一场家庭冲突，由此导致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天平开始向双双一方倾斜！喜旺在工地上遇到了正带领妇女们风风火火地干活的李双双，回到家后，他眉头紧皱，撇着一张嘴，闷闷不乐，对双双在门上用粉笔写的要他接孩子、捅炉子的留言，视而不见，而是坐在炕上生闷气。
双双回到家后，就动作麻利地生炉子、擀面条，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对光坐着什么也不干的丈夫忍不住有些小抱怨：“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到我门上写的字啊。”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他用了“替”这个字，含义很明显，就是做饭、带孩子、洗尿布等等家务都不是他该干的。
夫妻俩由此爆发了激烈争论。双双要拉着喜旺去找老支书兼队长评理，喜旺耍赖不敢去，反而把双双关在院子里。当然，他也因此没有吃上面条，只能用一个冷馒头当午饭。观众发现，这是因为随着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农村基本上只有家庭/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再往上就是国家这一“超级共同体”。封建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固然也有对女性保护的一面，但主要方面却是压迫和禁锢。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概括的那样，农村存在四条束缚农民的极大绳索，即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妇女被压在最底层。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政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妇女解放政策的红色政权；经过土地改革，族权（经常和地主阶级的绅权结合在一起）也瓦解了；新政权大力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常识，神权受到了极大冲击，只有夫权还隐藏在家庭之内，以隐而不显的方式相对完整地存在着。农村合作化、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导致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就是在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和国家这样的超级共同体之间，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样的“大共同体”，每一个农民都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即人民公社社员。人民公社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产物，其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当然是支持妇女解放的，这就为农村妇女摆脱夫权束缚提供了极大便利。李双双在人民公社的框架内逐渐取得和喜旺平等地位的路径，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几个步骤：第一，李双双高度认同自己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身份；
第二，她从社员的身份出发，名正言顺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维护集体利益；
第三，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使李双双在生产队里的威望越来越高，她还得到了公社党委及各级领导的支持，这使得喜旺依托于旧传统的“夫权”黯然失色；
第四，喜旺逐渐认同了双双。他认识到双双的行为不仅符合大家的利益，显然也更符合时代潮流。
第五，由于这一系列的变化，李双双和孙喜旺的家庭关系，也以“先结婚后恋爱”的方式，水到渠成地在新基础上重构。
在李双双和孙喜旺博弈的第一个组合段中，还有两个很值得分析的细节。一是，当水利工地上劳动力不够，二春为此感到焦虑时，李双双和一群妇女说她们可以去，二春一句话就认定她们不行，他调侃道：“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干得了？你们呐，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这句话惹翻了李双双和妇女们，她们把二春抬起来“打夯”，并更加坚持要上工地劳动。
其实，从二春这句话里，观众就可以悟出，李双双她们要去工地，绝不仅仅是“狂热”、“闲着无聊”，而是包含着追求男女平等的政治性含义。几千年来，女性的地位为什么不如男性？根本原因是女性在生产力中所处的地位不如男性重要。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当采集是主要生产方式时，实行的母系氏族社会；然而，当需要更多体力的渔猎、农耕逐渐取代了采集时，母系氏族社会就让位给了父系氏族社会。在此后的阶级社会里，男性保持了对主要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的垄断，也保持了对女性的压迫性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为了获得一个平等的机会甚至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男性——花木兰必须女扮男装才能上前线杀敌报国；祝英台必须女扮男装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而一旦她回归为女性，连选择自己婚姻的权利都立刻丧失了。
李双双和围绕在她身边的那些“叽叽喳喳”的妇女，也许还不能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但她们的直觉却是正确的，即如果不能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和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么也不能在家庭中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继续被男人鄙视。李双双感觉到的问题，孙喜旺也感觉到了，所以他才会甩脸子给双双看，因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也是政治性的。二是，当李双双要拉着喜旺去找老支书评理时，喜旺却死活不肯去。影片中没有出现孙喜旺的父母，但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李双双提出要找公公婆婆评理，喜旺不可能不去，因为他一定会得到支持。但是，支书老进叔是生产队这个“大共同体”的掌门人，对喜旺那一套封建旧脑筋不会支持，喜旺就不敢去了。实际上，当地位高于家庭这个小共同体，并且比家庭拥有更高道德权威的大共同体建立之后，类似孙喜旺这样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的选项是非常有限的——家庭暴力已经被排除，这不仅会引起众怒，也会招致大共同体的强力干预。比如因为李双双支持桂英和二春的自由恋爱，挡住了前来相亲的县城司机小王，桂英的母亲找上门来大闹。喜旺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冲到双双面前，但终究不敢动双双一根毫毛。
那么吵架呢？因为喜旺的小道理管不住双双的大道理，所以总是以哑口无言败下阵来，也不行；采用拒绝分担家务的冷暴力，则可能导致自己饿肚子。这种选择相当“女性化”，尽管不是喜旺回娘家，而是跟着副队长金樵、孙有他们一起外出搞副业。李双双还是非常重视和喜旺的感情的，也非常珍视这个家，这一点，被喜旺看到了，他就企图以“出走”为武器，要挟双双作出让步。有一次，李双双发现孙有、金樵他们撒粪图省力，不讲质量，一个上午却挣了10工分。而孙喜旺作为记工员，没拦住不说，还真的登记了这个分数，甚至还碍于情分被拉着一样拿了10工分。孙喜旺想着就这一回，还牵连到自己，压下算了。李双双却眼睛里不揉沙子，她抓件花上衣穿上后就到公社反映情况。公社刘书记接待了双双。他支持了双双，并举一反三，要从制度上解决“干活不讲质量”的问题，双双因为关心集体，敢于批评，当上了妇女队长，成了队干部。
事后孙喜旺对孙有、金樵深感抱歉，孙有、金樵也深感双双的威胁。他们挑拨喜旺：“我说喜旺啊，你那个老婆啊，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她，你这路可越走越窄啦。”喜旺回到家，就大耍小脾气，说这个家他是呆不下去了，要出去跟孙有一块搞运输。双双极力挽留他，还掉了眼泪。喜旺见时机成熟，就趁机提出“约法三章”，做为自己留在家里的条件。
“头一个，往后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再一个，你是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
本来，前两条，双双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但最后一条，真踩到了李双双的做人底线，她勃然大怒，把包袱扔到喜旺怀里，让他赶紧走人，自己绝不可能答应。
孙喜旺本来也不过是做戏，见威胁失灵，赶忙将衣服塞回柜子，放弃了第三条，“算我没说，算我没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孙喜旺已经“势尽”，不再有可能按照大男子主义的原则主导这个家了。以后，因为李双双在干部会议上反对金樵拿救济金以及帮助桂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喜旺又两次出走，但这种出走，不可能令双双有任何改变，只是喜旺挽回面子的赌气行为而已，出走彰显的是喜旺的无力感，也是喜旺自己放弃男尊女卑思想前的铺垫。
在喜旺和孙有、金樵一起跑运输期间，妇女队长李双双带领妇女们不仅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好庄稼，她自己也挣好几百工分，于公于私，都是人生赢家。结束了这次运输后，喜旺还在生产队的大车棚里磨蹭着不肯回家，饲养员老耿伯提醒他：“你上哪找这么个好老婆去呀？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提起她来谁不说这个（竖起大拇指），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她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
李双双听说喜旺回来了，赶忙跑回家，看到喜旺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因为长时间在外奔波而显得蓬头垢面，鞋子也露出了脚趾，和以前因为有双双照顾而总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样子形成了鲜明反差。劈柴，是普通的家务劳动，这时却别具深意：一来，意味着喜旺对双双心结的彻底打开；二来，昭示着喜旺对自己一度拒绝的家庭的最后归顺。喜旺在回家后心满意足，他向双双透露，孙有和金樵在跑运输期间曾私吞了一笔运输款，说完了他又后悔，一面向双双保证自己一分钱没拿，一面担心双双会再次让他下不来台。
但此时的双双也更加成熟了，她决定让喜旺和他“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好朋友”金樵自己解决问题。“你要真对金樵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
喜旺由此顿悟，跑到金樵家里，在他痛切的批评下，金樵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退出了私分款项。
喜旺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他已经完全被李双双改造了，李双双没有变成“孙喜旺的李双双”，孙喜旺反而变成了“李双双的孙喜旺”。李双双到县供销社为生产队买化肥，喜旺在村口大槐树下喜滋滋地吹着萧等她——这里暂且不说吹箫在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暗示——这一场景无疑和传统小说、戏曲、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丈夫外出归来，妻子在村口焦急等候的画面形成了一个镜像（正好相反）式的关系，意味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已经发生革命性改变，李双双在家庭中已经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
喜旺对跑来打趣的二春和桂英说，他和李双双是“先结婚，后恋爱”。恋爱，就本质而言，不过是一个谈判婚姻契约、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过程，“后恋爱”，意味着孙喜旺和李双双重新修改了婚姻契约，他们的婚姻关系和影片一开始展示的情况已经有了本质区别。前两天，北大戴锦华教授在和日本东京大学上野千鹤子教授对话时，提出这样两个判断：“（中国）女性群体作为整体是革命红利的享有者”，“（中国）女性整体是社会主义历史受益的群体”。
这两个判断非常有见地，它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同样深受“男尊女卑”的儒家文化影响，中国大陆的女性地位为什么会远高于朝鲜半岛、日本、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女性。
但“革命”也好，“社会主义历史”也罢，之所以能够决定性地提高女性地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
打个比方，如果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女性是处于一个深坑底部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超越家庭/家族的“大共同体”——农村的人民公社、城市的国营、集体企业等——的建立，以及女性新身份——公社社员、工厂工人——的获得，就相当于为她们铺就了走出深坑的阶梯，这种实质性、物质性的推动妇女解放力量，要远胜于一般的教育、启蒙、甚至法律。如今，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秉持进步主义文化的“大共同体”逐渐消失在历史转弯处的迷雾中了。失去了“大共同体”的支持与庇护，女权/女性主义的声音变得日益凄厉，像是一个在空旷原野上游荡的幽灵发出的声音！这再次证明了，妇女的解放，男女平等的获得，需要革命，更需要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