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的一个著名典故，自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题为《愚公移山》闭幕词之后，这个典故在中国逐渐变的家喻户晓，“愚公移山”从此也成为表现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特质的典型用语。
人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实正是毛泽东的一种自况。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弃，不言败。应该说，大部分的“移山”工程，他干的都很成功，年龄稍长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等都曾经被成功地移除过，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却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随着一次懦弱的政变，文革成了一场惨败。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毛泽东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想通过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什么?文革为什么会失败?
毛泽东是追求彻底民主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问从国统区来访的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他六十多年耳闻目睹，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对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点头称是：“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个“窑洞对”的故事，近年来被引用的比率相当高。有些人想以此提醒执政党履行历史承诺，也有人想以此来证明毛泽东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来，毛泽东对这个承诺是相当认真的，并且始终在以极大的努力寻找他所说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发动以“大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今天由于长期的妖魔化，政治运动似乎成了“疯狂”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实是：“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这可以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1970年代末，一恢复高考制度，几乎所有的考生都觉得自己面前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的缺位，对社会下层的学子来说，向上提升的机会是充分开放的)。
从逻辑上说，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与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应该是同时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为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精英对精英的横向监督变得不再可能，因此，只有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开辟人民群众对精英进行纵向监督的渠道，才能防止执政精英的变质和腐败。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否定政治运动，实际上等于拒绝任何监督。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宣布“20年内不搞政治运动”，同时又明确拒绝全盘西化，不搞三权分立，演变到了今天，已经到了“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的地步，岂非偶然?
毛泽东的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监督执政精英的努力，也得到了“窑洞对”另一方黄炎培的认同。1952年8月4日，黄炎培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当天晚餐后毛泽东向各个党派征求意见，黄表示：“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当其时也，黄已逾74岁，亲身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变化，他的话当是肺腑之言。
关于民主，毛泽东还有一段比“窑洞对”更为透彻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经历了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的争论之后，毛泽东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由“秀才”之一的邓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根据“批注与谈话”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发现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要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由充分实现了主体性的劳动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国家——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
毛泽东在大跃进遭遇挫折后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是大有深意的。大跃进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明显，是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而牺牲了人民的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对干部进行教育、整风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很显然，毛泽东的答案是：必须真正落实人民 “最大的权利”，即管理国家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统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资本对人的统治消失了，但是权力对人的支配还存在，所以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在解决了资本对人的支配之后，解决权力对人的支配，以实现最彻底的解放，将传统的由权力主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升级为人民社会主义。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又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重要谈话，时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的王卓超后来回忆道：“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此时正是文革的前夜，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是单纯的怀旧，其本身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动。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从这些批注和谈话中流露出的思想，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文革时毛泽东所采取的一些重大举措的端倪了。
愚公毛泽东的难题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一般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来概括，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但这种概括其实忽略了一个当时最强有力的阶层，即干部/官僚阶层(或者叫“党-国精英”阶层)。这个阶层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和领导力量——由于中国革命被迫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培育出了千千万万的各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了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领导。由于中国革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他们因此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斗争经验丰富，具有捍卫政权的强烈意志，并且控制着包括党、政、军、人、财、物在内的全部资源。
当时的中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礼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或曰精英集团，已经荡然无存——地主阶级已经被从政治上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敲锣打鼓地宣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也已经被赎买;帝国主义势力已经退出中国;知识分子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处于被改造的状态——唯一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就是干部/官僚阶层。在中国这座伊甸园里，干部/官僚俨然庞然大物，没有天敌：工人农民对他们表示拥护，知识分子也很恭顺。
毛泽东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要搞“全国性的政治民主”，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的权利，就必须要动干部/官僚阶层的奶酪。但对毛泽东来说，麻烦在于这个政治精英阶层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亲手创造和培育的，并在他的带领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像对待“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用彻底推翻的方式来对待。如果毛泽东能够成功找到解构官僚权力的办法，或者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构成有效制衡，则中国不难从此走上民主的坦途，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变得不可动摇，反之，如果听任干部/官僚阶层控制一切，则一旦干部/官僚阶层在他身后转而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毛泽东最担心的“搞修正主义”)，则中国革命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已经获得的革命果实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丧失。
当然，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为止，这个干部/官僚阶层基本还是红色的，它的革命锐气和理想主义色彩还没有完全褪去，但在人民群众缺乏主体意识和民主权利，不能对其进行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红色”有可能变成“灰色”，甚至有可能变成“黑色”，但也恰恰是因为干部/官僚阶层还是“红色”的，不仅党内干部对文革不理解，甚至党外干部也看不懂。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国庆节，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时，曾亲口向毛泽东道出了自己疑惑：“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我一向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的好干部都变成了走资派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干部/官僚阶层的本质及其演变趋势。
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会发现，传统的由干部/官僚阶层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必定是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状态。其前景，要么是继续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一个人民拥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的人民社会主义;要么是向后倒退，回归“世界主流文明”，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当然，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朝鲜，由于国内外特殊因素的影响，朝鲜变成了一块传统社会主义的化石。
这两种可能性，后一种变成现实的几率最大，而且几乎成了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主流学者对此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来作终极原因。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干部/官僚阶层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天敌，在列宁、毛泽东这样对干部/官僚阶层蜕变的可能高度警觉的并有能力抑制这一趋势的领袖去世之后，如果干部/官僚阶层决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而干部/官僚阶层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打破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述和制度框架，使复辟资本主义成为“潮流”。至于前面谈到的第一种可能，则除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悲壮实验之外，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付之阙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干部/官僚阶层的垄断性权力。
实际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干部/官僚阶层长期保持红色，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时候总是彻底坚持民主的。在他们看来，经济当然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人民直接当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统治集团来统治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换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一再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是普选产生公职人员;二是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三是人民群众监督并可随时罢免公职人员。恩格斯认为，只有坚持这些措施才能够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干部/官僚阶层在客观上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障碍，但毛泽东绝不是要否定这个阶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所建立的历史功勋，也不是要否认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毛泽东也一直希望大部分干部能够理解文化大革命，跟上他前进的步伐，为人民再立新功。他把纪登奎树为“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和林彪简单地把文革归纳为“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不同，毛泽东一直认为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需要打倒的仅仅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其中的大部分人也仅仅是教育和思想改造问题。当然，这个阶层后来的实际表现和毛泽东的判断有很大出入，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愚公毛泽东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人民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概括来说，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人民群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这一束称为“四大自由”的权利核心是张贴大字报的自由。大字报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在“四大自由”被发明以前，表达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一个普通群众，如果既不是干部又不是记者，既不是教授又不是研究员，那么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电台发表谈话，是极其困难的。而“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即便是最底层的群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表达权，他们因此拥有了监督精英阶层的有效舆论/政治手段。这种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四大自由”的出现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
今天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凡是热爱互联网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权的1975年《宪法》，是人类历史上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精英视为圣物“五月花号文件”。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干部/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有些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劳动群众和干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就成了群众监督干部时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官员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干部/官僚集团。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从奴隶时代开始，统治精英在总人口中总是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人民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
文革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发育自身的政治主体性、训练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组织形式，并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国家创造条件。
三是创立了劳动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方式，取消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群众的新鲜血液，人民群众也开始通过这种形式直接行使对国家、企业、文化机构等的管理权。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的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群众，蜕变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精英，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
愚公毛泽东为什么失败?
文革之所以失败，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关于大民主的实验，威胁了干部/官僚阶层对权力的垄断，因此也招致了他们本能的或有意识的抵制。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受干部/官僚支持的群众组织和一部分部队，在明知毛泽东坐镇的武汉的情况下，仍然绑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转往上海，用当事人王力的话说，毛泽东蒙受了他成为党的领袖以来的空前耻辱。毛泽东意识到文革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才能达到，为避免迫在眼前的内战危机和全国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被迫对文革的进程作出重大调整。
而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过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所希望唤起的“上帝”——主要是工人阶级——对毛泽东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在文革中，学生红卫兵只是一股突击力量，并不能决定整个文革的胜负，农民则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既然成了文革的对象，因此文革的胜负就取决工人阶级的态度。毛泽东曾经发出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对工人阶级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来，工人阶级也热烈地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与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并组织了“工宣队”进驻各“上层建筑”，但实际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对文革的意义并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起来”之后，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争无法自拔，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且给了受到重创的干部/官僚阶层以整顿派性为名东山再起的借口，即使在毛泽东明确发出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之后，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在文革激烈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在干部/官僚无法动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镇压造反群众的情况下，“保皇派”客观上扮演了干部/官僚近卫军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在“720事件”中冲锋在前，逼走毛泽东的“百万雄师”，其基本成员正是工人。
保皇派的情况是这样，造反派的表现也非常令人失望。首先，造反派的组织严重不纯，有一些敌视红色政权的人，以响应文革造反的名义混入了造反派队伍;其次，许多造反派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思想严重，眼睛里只有个人利益、山头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即便是在文革搞得最好的上海，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第三，由于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文革的意义，只是想通过文革来牟取个人利益，因此他们极力想垄断文革的解释权、话语权，于是就表现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把一切推向极端，结果败坏了文化革命的声誉，也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政治孤立的境地。
今天，每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认真地总结文革失败的教训。
在文革中，中国工人阶级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政治不成熟的状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阶级是文革前“十七年”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社会声望很好，福利待遇也优于许多其他社会阶层。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既然一切都这么好，为什么要造反呢?
但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的是，如果他们不能像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起来占领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团结的、革命的力量直接掌握国家的管理权，则他们现有的地位和利益会在一种名叫“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丧失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失败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不成熟，并不为过。在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已经看到了，三千万工人的工作岗位，作为一种改制的代价，被轻易地“付出”了，工人阶级已沦为弱势群体。今后，工人阶级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败，还将继续付出更多的代价，究竟伊于胡底现在还很难说，但历史女神不会在短时间内给工人阶级第二次机会，则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实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第一，愚公本人敢于向不可能挑战，挖山不止，永不放弃;第二，被感动“上帝”(即毛泽东所指的人民)的倾情加入，这是“移山”成功的关键一环。但在文革这部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舞台上，愚公出现了，“上帝”半心半意的出现了一下，又很快退出了舞台。
在“720事件”后，李讷及毛泽东身边的人，都曾听到毛泽东吟一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开始李讷还以为毛泽东是感叹被审查的王、关、戚等人，后来才意识到毛泽东是在感叹他自己——很可能，“愚公”毛泽东意识到，在这次“移山”工程中，他无法彻底感动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复，也许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无法实现了。
愚公毛泽东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彻底改变权力的概念”的一次伟大的尝试，是对官僚垄断权力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冲击，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人民民主的一次伟大实验，概括来说，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人民群众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
这一束称为“四大自由”的权利核心是张贴大字报的自由。大字报的最大特点是拆除了表达权的全部门槛，无论是地位、财产、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构成表达的障碍。在“四大自由”被发明以前，表达权一直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一个普通群众，如果既不是干部又不是记者，既不是教授又不是研究员，那么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者在电台发表谈话，是极其困难的。而“四大自由”的出现使得即便是最底层的群众也可以在不经过精英许可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表达权，他们因此拥有了监督精英阶层的有效舆论/政治手段。这种自由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四大自由”的出现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
今天站在互联网时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体会它的伟大意义。在互联网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当中，网上的舆论对中国政治生态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是深刻的，我们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联网，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认为，凡是热爱互联网的人，都应该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持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权的1975年《宪法》，是人类历史上一份空前伟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仑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国精英视为圣物“五月花号文件”。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对干部/官僚进行监督，一个最被人诟病的方面是有些批判和指控并没有事实根据，这也成了它后来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借口。但事实上，由于劳动群众和干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以“举证责任倒置”就成了群众监督干部时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官员在民众的质疑面前有义务自证清白，这也是当今政治文明的一个通例。一味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则在客观上保护了拥有绝对信息优势的干部/官僚集团。
二是大众拥有了空前的社团自由。
有组织的少数永远可以战胜无组织的多数，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真理。从奴隶时代开始，统治精英在总人口中总是居于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也不外乎因为他们是有组织的，而大众是一盘散沙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类历史上社团自由程度最高的时期：不用申请，也不用注册，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如果考虑到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一些最为宽容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成立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当时中国人民所享有的社团自由是世界所仅见的。
文革的群众组织，其雏形和灵感应该是来自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如果假以时日，它定能成长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发育自身的政治主体性、训练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组织形式，并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对一切事务管理权”的主要平台，它将使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二字名至实归，为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政府，大社会”国家创造条件。
三是创立了劳动群众可以直接参与行使管理权的“革命委员会”制。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1967年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并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几天后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领导方式，取消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能够正确对待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毛泽东在“批注与谈话”中谈到的“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具体化，这一组织形式使得各级政权和管理机构中，都有来人民群众的新鲜血液，人民群众也开始通过这种形式直接行使对国家、企业、文化机构等的管理权。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陈永贵、吴桂贤这些来自基层的工农干部。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脱离群众，蜕变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僚精英，毛泽东还根据陈永贵的经验，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使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
总之，文革无疑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它失败了。
如何面对愚公毛泽东的遗产
文革不是败于1976年，也不是败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彻底否定”，而是败于1967年那个炎热的夏季。从那时起，文革被迫偏离了它原来的目标，以一种夹生饭的形式暧昧地延续着。在中国一劳永逸地实现人民民主，落实劳动者管理国家权利的机会，至少暂时地失去了。已经“运去”的毛泽东，也无力根本挽回这种局面，实现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遥远的将来。文革的主观条件是成熟的，因为毛泽东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标，但文革的客观条件是不成熟的，因为干部/官僚阶层的“红色”犹在，“上帝”/工人阶级对毛泽东的努力将信将疑，文革因此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已经证明，建立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民主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后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