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D-Technologies Intro 关注科技变革，探索科技热点。讨论现代科技对人类伦理、道德与文化的冲击。 2006年，会议五十年后，当事人重聚达特茅斯。左起：摩尔，麦卡锡，明斯基，赛弗里奇，所罗门诺夫 让我们先了解6位与达特茅斯会议相关的人。首先，会议的召集者麦卡锡(John McCarthy)，当时是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助理教授。两年前的1954年，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同时有四位教授退休，这对达特茅斯这样的小学校而言是不可承受之痛，刚上任的年轻的系主任克门尼(Kemeny)，两年前才在普林斯顿大学逻辑学家丘奇(Church)门下获得了逻辑学博士学位，于是跑到母校求援。克门尼从母校数学系带来了刚毕业的四位博士前往达特茅斯学院任教，麦卡锡就是其中之一。麦卡锡后来发明的LISP语言中最重要的功能eval，实际就是丘奇的lambda(λ)演算，他对逻辑和计算理论一直有强烈的兴趣，后半生致力于用数理逻辑把常识形式化。 John McCarthy 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也被麦卡锡邀请参加了达特茅斯会议。香农比其他几位年长10岁左右，当时已是贝尔实验室的资深学者。其实麦卡锡和香农的观点并不一致，平日相处也不睦。香农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关于如何实现布尔代数方面的，由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布什(Bush)亲自指导。博士毕业后香农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曾和爱因斯坦、哥德尔、外尔(Weyl)等共事。战争中，他一直在贝尔实验室做密码学工作，阿兰·图灵(Alan Turing)在1943年曾秘访美国，和同行交流破解德国密码的经验，期间和香农曾有会晤，一起聊过通用图灵机。战后香农去英国还回访过图灵，一起讨论计算机下棋的问题。香农内向，以前从没说过这段往事，直到1982年接受一次采访时才提起。1950年，香农在《科学美国人》发表过一篇关于计算机下棋的文章。 Claude Shannon 另外两位重量级参与者是纽厄尔和司马贺(Herbert Simon)。纽厄尔是麦卡锡和明斯基的同龄人，硕士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读的，导师是冯·诺伊曼的合作者、博弈论先驱摩根斯顿。纽厄尔硕士毕业后加入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在兰德开会时认识了赛弗里奇，受其神经网络和模式识别工作的启发开展人工智能研究，但方法论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司马贺比他们三个大11岁，当时已是卡内基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工业管理系的年轻系主任。他在兰德公司学术休假时认识了纽厄尔，随后力邀纽厄尔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并给纽厄尔颁发了博士学位，开始了终身合作。纽厄尔和司马贺代表了人工智能的另一条路线：符号派。他们后来把此哲学思路命名为“物理符号系统假说”。简单地说就是：智能是对符号的操作，最原始的符号对应于物理客体。这个思路和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接近。他们共享了1975年的图灵奖，三年后司马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53年夏天，麦卡锡和明斯基与香农一起都在贝尔实验室工作。香农当时的兴趣是图灵机以及是否可以用图灵机作为智能活动的理论基础。麦卡锡建议香农编一本文集，邀请当时做智能研究的专家贡献文章。这本文集直到1956年才以《自动机研究》(Automata Studies)为名出版，书名是香农起的，但麦卡锡认为这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初衷。文集的作者有两类人，一类是逻辑学家（后来都变成计算理论家了），如丘奇的两个优秀的学生马丁·戴维斯和克里尼。明斯基、麦卡锡也都有文章被收录，香农本人贡献了一篇关于只有两个内部状态的通用图灵机的文章，文集还收录了冯·诺伊曼的一篇开创容错计算的论文。文集的另一类作者几乎都是维纳的信徒，如阿什比(Ross Ashby)等，以控制论为基础。麦卡锡不喜欢控制论和维纳，但又觉得香农太过于理论，于是想独立门户，只专注于用计算机实现智能。他开始筹划举办一次活动。 Marvin Lee Minsky 历史研究有两种方法——基于事件的与基于问题的。人和事的陈述属于前者。纽厄尔在1981年为一本颇为有料的文集《信息研究》贡献的一篇文章“人工智能历史的智力问题”就属于后者。纽厄尔的方法挺有意思，把人工智能历史当作斗争史，把历史分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于是历史成了一串对立的议题，如“模拟与数字”、“串行与并行”、“取代与增强”、“语法与语义”、“机械论与目的论”、“生物学与活力论”、“工程与科学”、“符号与连续”、“逻辑vs.心理”等。在每一个议题下有进一步可分的子议题，如在“逻辑与心理”下又有“定理证明与问题求解”等。 Allen Newell 按照麦卡锡和明斯基的说法，上述10个人参加了达特茅斯会议，但现在有证据表明也有其他与会者，包括后来一直做神经网络硬件研究的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教授维德罗(Bernard Widrow)。他回忆说他也去了达特茅斯学院并且在那待了一周。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纽厄尔和司马贺的报告，他们公布了一款“逻辑理论家”的程序，可以证明怀特海和罗素《数学原理》中命题逻辑部分的一个很大的子集。司马贺回忆录里说自己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两年就是1955年和1956年。纽厄尔和司马贺的报告后来成为人工智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当时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这篇文章最早是投给逻辑学最重要的刊物《符号逻辑杂志》的，但被主编克里尼退稿，理由是“把一本过时的逻辑书里的定理重新证明一遍没什么意义”。纽厄尔和司马贺给罗素写信报告这一结果，但罗素不咸不淡地回复说：“我相信演绎逻辑里的所有事，机器都能干。” Herbert Simon 会议原址：达特茅斯楼 1956年的IRE信息论年会是个值得纪念的会议，除了纽厄尔和司马贺发表的那篇文章之外，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发表了“Human Memory and the Storage of Information”，这是著名的“The Magic Number Seven”文章的另一个版本。同时，乔姆斯基发表了“语言描述的三种模型(Three Model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该文证明了有限状态句法不能表达某类语言，这是乔姆斯基分层的起源，文中引用了当时尚未出版的不朽名著《句法结构》。乔姆斯基当时刚刚到麻省理工学院现代语言学系（该系后来演变为语言学与哲学系）出任助理教授，并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实验室做机器翻译的研究。 当然，德雷弗斯们还可以将“计算机仍然不能干什么”，并加上若干个“仍然”接着批评。明斯基1968年在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A Space Odyssey的新闻发布会上曾大胆预言，30年内机器智能将赶上人类，1989年又预言20年可以解决自然语言处理。然而，现在我们恐怕还不能说机器翻译令人满意。过分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按照明斯基的说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一开始都需要一点“过度销售”。但过头了就不免被人当作狗皮膏药或炼金术。 尼克：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图灵基金合伙人。早年曾任职于哈佛大学和惠普，后连环创业。中文著作包括《UNIX内核剖析》和《哲学评书》等。 Author requires users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 before leaving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Loading Most upvoted comments above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