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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为民主育人
民主在我们的时代正面临挑战，考虑到它在十九世纪的势如破竹，这一点真叫人惊讶。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民主的基础，考虑怎样捍卫它。显然，要建成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教育有重任在肩。一群文盲，成就不了民主；无法读书写字，民主所需要的机制就不能运转。人得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民主才有可能，这是简单明白的道理。但我关心的，不是这类基本条件。世上有些错误，不少民主社会没能幸免，不少地方还因此走向独裁。为了避免这些错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我要关心的。
说来古怪，要成就民主，顶困难的事，是怎样在心理上划一条界线，因为民主需要两种品质，而彼此方向相反。一方面，每人得有一定程度的自立和自信、一定程度的愿望，来坚持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观点，来捍卫它，宣传它，必要时甚至组织宣传，如此等等。民主政治的日常事务，不用说，事事要人对自己的判断有自信。但还有另一面：想要民主行得通，人就得愿意服从多数，即使多数的意见与他相左。
这两件事，没有一件容易办到。有些人过于恭顺，领导人如果坚决有力，他们就一路跟随，直到身陷独裁；有些人又一意孤行，太过专断——这都不是服从多数，最终会导致国家陷入混乱。有这两种相反的危险威胁着民主，教育要贡献于民主，就该培养出另一种品格——准备尽最大可能，坚定有力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多数相悖，又乐于服从多数。
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来，教育的任务有两方面（人要做事，总有这两方面）。其一关乎性情，其二关乎理智。性情主要不是由学校来养成，而是较多地取决于家庭，虽然如此，我也愿意说一说。家庭的影响举足轻重，我们没法置之不理，不过在这方面，教育家长的学校，跟教育孩子的学校一样必要。
我们想要民主行得通，人民就应该尽可能脱离仇恨与破坏，免于恐惧与恭顺。这些情感虽然应该避免，却是现在的教育反复向孩子们灌输的，从很小就开始。做父母的，即使并不特别粗暴，教起孩子来，总要他先学会彻底服从。殊不知这等教法，不是养成奴才，就是培植造反派。民主社会却不要奴才和造反派。公民是另一种人，既不是奴才，也不是造反派。公民有恰当的情感，专制而粗暴的家长却没法培养出来，专制而粗暴的学校当然也不行。
我可以顺便一提，在这一点上，欧洲的独裁者全都认同我的意见。战后有一段时期，欧洲国家几乎都有许多自由的学校，纪律不太苛刻，对教师也不必特别恭敬。接着，所有的军人专制国家，包括俄国在内，一个接一个地全面压制学校里的自由，恢复了严苛的军事政权。教师进门时，学生全体起立，教师受到格外尊敬，此外还有许多老式的繁文缛节。可见大陆的军事独裁者显然全都认同我的意见，他们也相信学校的自由跟社会的民主有关系。人应该时时乐于向对手领教。
要培养出能受用民主的人群，太多的纪律就不是什么好事，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想要民众养成自主的习惯、自己拿主意的习惯，而不是照搬别人的意见，就先要培养他们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权力既不卑躬屈节，也不一味造反。人感到自己是权力的一部分，自然会有这种态度。
民主社会，人人有主人翁的心态，只不过或多或少罢了。所谓主人翁心态，在没有民主的地方，就是主人对仆从的心态，这在民主社会却不合时宜。民主社会需要的是平等合作，这包括坚持个人意见到一定程度，但不过分。
这就不能不谈谈所谓“原则”——在许多民主人士看来，它们是纷扰的起因。说到原则，说到为某个理想自我牺牲、英勇奉献，诸如此类的话头，其中多数，我们最好抱几分怀疑态度详细审查，这才明智。显得英勇慷慨，貌似无私奉献，如果目标欠妥，就总是别有蕴藉；对它做一番心理分析，就会发现它可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究其实，正是人们的傲慢、仇恨、复仇的欲望，在全国上下一经理想化、集体化、人格化，就成了高尚的理想主义。这是极其危险的。我们要做一番心理分析，才能判断某种情感是好是坏。当我们看到有人满怀爱国热情地献身祖国，且先问问自己：“如今他心甘情愿为祖国所做的，究竟是什么？”纳粹想做的，似乎就是杀人。他呈现给祖国的“无私奉献”，真实含义不过如此。杀人这种事情，假如不是声称为了祖国，大家是不会钦佩的，在我看来，许多人一起干这件事，也决不会使它显得好一点。这种行为，他们全都相信是高尚的，其实祸害人类。我们满有把握认为，它所凭借的激情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假如一群人秉性善良，打小就受到善待，假如他们在幸福中成长而想象这世界是友善之地，决不会有那么一种特殊的理想主义——要大家一起大开杀戒，而且称之为“爱国主义”。我自己是不钦佩这种理想主义的，我想，你也不可能在身受温良家教的人群里看到这种理想主义。跟它形影不离的，是这样那样的残酷、不幸、得不到满足的需求。早期教育如果培养了恰当的情感，这样的理想主义就会销声匿迹。
不难发现，所有独裁统治的国家，总有跟独裁统治分不开的教条。追随希特勒的人有一套教条，追随墨索里尼的也有一套，追随斯大林的另有一套，其余可以类推。我说的教条，是指如此这般的一整套信念——在孩子们还小，小到不懂得思考的时候，就灌输给他们，而且日复一日，持续不断，以致日后也不能摆脱早期教育中靠催眠术施加给他们的影响。这些信念靠灌输得来，而不是给你这样那样的理由来说明它们确实可信——这可不是他们的教育机制。他们只靠鹦鹉学舌般的重复、固执、集体歇斯底里、大众意见。我要说，这不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东西。因为这种办法教给人的，是信从什么东西都不必凭证据，只凭那是催眠术所教就觉得可信，而且不能自拔。如果有两种对立的内容，都靠这个办法来教导，就能教出两群互相冲突的人来，谁也调和不了他们的冲突。受了催眠的机器人，个个觉得最神圣的事无不与自己的胜利息息相关，最可恨的事无不由对方现身说法。宗派纷争狂热到这种地步，就丧失了彼此见面开会的能力，也根本不会说：“让我们来看看谁是多数。”——这些都太乏味，太世俗了，要知道，他们每一派，都自以为代表神圣的理想。
倒不是说世间不存在神圣的理想，我要说的是，人要十分谨慎，才敢声称自己的灵药秘方是个神圣理想，别人的药却恶毒而可憎。对待别人我们得有几分宽容，这种宽容很容易获得——只要这样想：好吧，归根结底我可能搞错了。人是可能犯错的，而我是个人。不难想象我也许是错的。
当然，在独裁统治下，这种态度人家受不了。假设你是德国人，同胞就指望你赞同希特勒，因为大家相信希特勒错不了。如果你确信自己是对的，这就意味着，谁跟你意见相左，你就有权利拿刺刀刺他，甚至用毒气窒息他的孩子。这样武断的确信，有赖于至高无上而万人景仰的“伟人”，是格外危险的。我认为我们不该放任自己抱这种态度。说实话，对谁都不该抱太多敬意——这是民主的要义之一。我当然不是说你要鄙视他，我的意思是，尊敬某人到这种程度——“某某人这样说，那一定是对的”——可不值得称道。我们如果看重民主，就希望大家兼听多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结论。
我乐于看到人们在学校时，在每个问题上都接触到争论各方的激越论证和滔滔雄辩。希望你们这个组织——中学校长协会，搜集各种想象得到的观点及其雄辩的论证，向全国所有学校广为颁发。这些观点最好针尖对麦芒，个个辩才无碍。接着，我又希望教师对孩子们说：“好，现在你们已经听到某某人是怎么说的。轮到你们来分析他的论据了，把这些论据写到纸上吧，看看结果是怎样。”孩子们很快就会发现，乍听之下最有效果的演说家，能写到纸上的论据最少。如果你在每个问题上都能汇集不同观点，那些针锋相对的宣传家就会彼此折中，最后你将看到这样的人：他们能听取雄辩却不为之裹挟。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学会对雄辩产生免疫。获取这种能力，靠的不是对雄辩闭耳塞听，恰恰相反，是多闻多见。我主张所有学校听取所有类型的雄辩，需要在意的只是它们应该各不相同，彼此对立。
现代政府的全部技巧，从它最坏的各方面说，都得自广告。广告人是我们这时代卓有实效的心理学家，把弗洛依德和研究潜意识的其他心理学家远远甩在后面。广告人发现，要人信任一项主张，靠的不是什么确凿证据。一句简单的话，提到某种肥皂或药片，把它沿着铁路立起牌子来，一路长旅，这名字总在那儿——光是这样，就可以叫人心想：那是些很好的肥皂、很好的药片。
同样的事情正好适用于政府。关于总统，我们早就知道是这样。你在硬币和邮票上都看到总统的头像，而总统一直都知道，广为人知是值得向往的。现代独裁者做的就是这种事。你到处见到他们的画像，到处听到他们的名字，这跟药片或肥皂的广告对你同样有效。你开始心想：“他是个很好的独裁者，因为我老是听到他的名字。”
如上所说，广告人找到了怎样培养非理性信念的技巧，在这方面他们起了示范作用。我想，关心民主的人必须做的，是要审慎地构建一种教育，用来抵制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天性中的轻信和轻疑。这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两个相反的缺陷：没有证据便相信某个主张，有证据时又怀疑这个主张。于是你也有两个相反的任务：让人在没有证据时怀疑，在有证据时信从。自然人的轻信和轻疑同样错误。如果确有“原罪”这回事的话，它的活动范围大概就在这里——要么轻信，要么轻疑。
我要从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假使我办一所婴儿学校，我是老师，我要有两种糖果，一种非常非常棒，一种非常非常糟。那款很糟的糖，我请世上最能干的广告师，想尽办法做广告。而那款很棒的糖，只用冷冰冰的科学陈述，罗列成分，介绍良效。让孩子们去选。当然，我会每天变换种类，但是过了一两个礼拜，他们就可能选中附有枯燥的科学陈述的糖果。这就算初见成效。我要用同样的办法一直继续下去。
再想象一下短途旅行上哪儿去的问题。我想这么办：给那个非常讨厌的地方做绝妙的广告，彩页印得绚丽夺目；另一处呢，只有地图和粗略的轮廓，交代周边的植树总量，陈述时语言尽量枯燥。当然，我用枯燥语言做广告的，是好地方，另一处却令人不快。
我还要用同样的办法来教历史。既往的重大论战，我要带他们身临其境。今天已经无人赞同的立场，我要给他们读昔日的滔滔雄辩，比如美国内战前南方的演说家，他们为奴隶制辩护的说辞，就极其动人，不同凡响。今天再读那些演讲，你几乎要相信，奴隶制一定曾是个好东西。我要给他们读各式各样极其雄辩的说辞，而这些说辞所辩护的见解今天已经没人支持，比如焚烧女巫有多重要。
等他们对这些东西开始有点无动于衷，我再给他们读当今的言论。这些言论同样雄辩，形成对立的意见。我总是把双方的意见一起给他们，在历史课上每天都读，就像给他们可口的点心——比如《纽约美国人》对劳资之争首先说了什么，而《工人日报》又说了些什么——只要劳资之争仍在继续，或不管争论的是其他什么问题。然后我会问：“你们以为事情真相如何？”我设想，他们迟早将学会从这些针锋相对的言论中推断真相。
从报纸中发现真相，的确是个难以掌握的本领，也是每个民主人士应该受到教导的。作为某个事件的目击者来读报，是极有教益的实验。我要尽力一试，好让学生有这种经历——他们先是目睹了事件，随后又读了彼此相反的报道，这样就能懂得：真相差不多总是介于二者之间。
如果我们希望民众掌握对政治问题做出判断的能力，上面这种方式的教学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不想把这样那样的观点教给别人——这不是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是要教会学生形成自己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不受雄辩和宣传的左右，必须对潜在的误导随时警惕，而且懂得什么才算得上真正的证据，并以此为立足之地。
我还要回顾既往战争的历史，给他们读双方的宣传材料，看看这些东西全然失实、远离真相到怎样的地步。有时我要给他们读一读大战期间的报纸。不知近来你们有没有人读过大战期间的报纸——不管哪一天？要是读过，你会大吃一惊。你们中间年长的人还经历过那段时间，你会心想：“天哪，我那时真的读过这份报纸吗？而且合情合理地考虑过吗？”因为只要你开卷一览，一股神智错乱的热流便从字里行间迎面扑来。很难相信，我们的确曾经处在那么一种集体狂热的状态，以致不能把事情看个明白。为民主育人的要义之一，就是先要预防大家太激动；但这是一门难以掌握的本领，因为你也不想叫大家变得冷漠无情。
在这一点上，我要为自己设一道防线。不管你想为这世界取得哪一种改善，获得哪一种美好生活，没有情感做基础都行不通。但你要保证这基础是个好基础。照我看，只有一种情感可以称为善良，那就是希望人人尽可能幸福、开明，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愿望不该只跟你的亲人朋友相干，也不该只是跟你认识的人相干，而是期望人类全体都如此。要是你发现另有一些理想（其实这样的理想很常见），不管用什么名义给人夸得上了天——道德高尚也罢，民族复兴也罢，还有这样那样的胜利——只要这理想必须有另一群人为之受苦、毁灭、不幸，那就得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理想，向往民主的人没有喜欢这理想的。因为民主的精髓，是我们认为每个人分量相当。”
一个目标，对一群人合适，却要另外一些群体付出代价，我们对这样的目标不满意。所以，任何狭隘的爱国主义，不管在此时此刻从现实上说有多么必要，都不配做我们的理想。一定能激励我们去实现目标的情感，是别人受难，我便痛苦；别人幸福，我才快乐。这才是唯一堪称美好的情感基础。
如果上面所说不错，你就得有个信念——要人类活得比现在幸福，是可能的。许多人悲观失望，觉得似乎办不到，努力争取也没用。他们认为这世界糟透了，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意见。无论最近的将来会是怎样——据我看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也决不怀疑：人类生活的世界将比我们已知的任何年代幸福得多，芸芸众生、男女老幼，都会比从前更美好，更自由，更健康，更少破坏，更多善良。
要不是我们见识不够，仅凭现有知识本来可以拥有几乎人人幸福的世界。唯一阻止这世界到来的，是人群间的相互仇恨。这些仇恨，我认为以民主为宗旨的教育应该既从情感上，又从理智上铲除它的基础。我们既应该引导大家养成善良的情感，来使他们不再对另一群人怀有残暴的仇恨，还应该引导大家进入理智的状态，这样他们就能看出为了跟别的人群作对而提出的理由有多荒唐。
我看我们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有许多可以指责的地方；别的国家更多，不过贵国也是如此。比如，有些信念，给政府很多方便，给权力很多方便，在理性上却未必站得住。而这些信念，学校一直鼓励，包括给爱国主义涂脂抹粉的一整套信念、对国旗的敬意等等。其他还有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国旗如果待在它自己的地方也许妥帖合宜，但是在教书育人的地方，请考虑一下要靠它刺激什么情感呢？
有许多伟大的美国人，大家也很高兴本来是该有这么多。不过，也还有许多伟大的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这是一样好的事情。那些伟大的人是美国人，这是个事实，不过这件事跟国家的目标不相干，然而一旦把他们集合在国旗下，正是这个不相干的特征得到了强调。何况，国旗暗示你钦慕的美国人，往往是另一些人。你也许钦慕爱迪生、伯班克，可是一见到国旗，想起来的倒不是他们，而是谢尔曼、格兰特。国旗跟一个国家的联系，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军事方面。
我们活在这世上，大概不得不承认国家得有军队，不过依我之见，爱迪生、爱默生、梭罗比谢尔曼和格兰特更值得骄傲，所以我认为，把孩子们的情感集合到国旗周围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让我换个话题。我们教书的自然都知道，受人尊敬，教起来就方便些，维持纪律也容易些，何况我们还想叫人相信所言不虚。一个班里的孩子，全都自己拿主意，又觉得你也不比别人高明多少，总有些不便。所以我们挡不住诱惑，在我们所教的范围内，全都当起了小神。这么一来果然方便得多，不过这对教书育人可没什么帮助，除非为了教学任务可以展开而不得不这么干。我记得有人写过托尔斯泰教书的学校，说除了托尔斯泰以外，不管是谁在上课，教室里总是一片嘈杂。托尔斯泰上课时，孩子们便绝对安静，绝对尊敬他。大家都感到奇怪，后来才发现，只要有人吵闹，托尔斯泰便暴跳如雷，所以孩子们个个怕得缩成了一团。
可见教师要受到足够的尊敬，教学才能进行。但也不必很多，因为我设想，教师并不愿意自立为当然正确的形象，也不想在孩子们寻求思维独立时叫他们感到气馁。当然，这不仅跟教师有关，也跟整个社会的现有结构有关，跟权力有关。我们要小心的是，不要反复灌输不假思索的敬意。敬意应该是理性的，应该建立在对某某人的优点的确有所认识的基础上，而不只是根据传统、虚夸，或催眠效果。在你们美国，大家为此所受的罪比别的国家少得多，不过你们还没能完全补救这一点，尤其在那些传统比较悠久的领域。你们对某些事物的敬意，也不免超过了它们所应得。
孩子们是乐于怀抱敬意的。有的孩子不愿致敬，多半是因为看透了征求敬意的意图。有人要他们尊敬这个尊敬那个，结果他们发现这个那个全不配受尊敬，于是学会一种凡事看破的态度，什么也不信。但是如果你不是强加给年轻人，不是设法欺骗他们，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找到尊敬的对象，把值得尊敬的东西放到他们面前，放手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以我的经验，他们很乐于尊敬那些对象，跟他们应该做的一样。没有必要反复灌输矫揉造作的敬意，这种敬意如果超过界限，就会抵制思考。
大家知道，如今的大学教育跟从前有多么不同。大学教师不得不向聪明人施教，所以从不指望从学生那里得到哪怕极其微弱的敬意。学生有时会揪出他的错误，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在他看来全是理所当然。我们在早期教育中也该尽量在现状允许的程度上向这种态度靠近。你们是想要鼓励学生独立自主、自己拿主意的人，你们也要鼓励学生懂得：谁都会犯错。不要希望他们以为凡你说的都对——只是因为这是你说的。更何况你还可能说错呢。当然，如果你只是陈述事实，你是对的；如果你说的是意见，就该意识到，三百年前大家的见解，只有极少极少，今天你还认为是对的，同样，我们今天的意见一定只有极少数是正确的。
理智以外的话题我谈得很少，不过在结束以前我愿就此多说几句。因为，虽然我说过我希望看到的，是尽可能接近科学态度的某种东西，但我同时也希望学生有能力去领悟人生的目的，领悟什么是人生中重要的东西。这是教育事业里跟文化相关的一面，我认为不是只靠了解事实就可以获得的。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获得。许多人得之于音乐和诗歌，有些人从天文学获益良多。有时我想，我们有些人把这微不足道的星球上的分歧看得很重，假如大家仔细考虑过天体的尺度、宇宙的古老，也许就不会如此，也许还能从我们的纷扰中清除一点点尖刻和狭隘。我们所需要的，从消极的方面说，是懂得我们的争端不像看起来的那般重要；从积极的方面说，是靠美术、音乐、诗歌及其他，来明白确有供人受用的无价之宝、待人成就的名山事业——这可不是政治领域里引起冲突的劳什子，也不是战场上发生的那点儿事，而是个人的事，发生在你自己的心智、领悟、情感、洞见里。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它保持活力，不要它为共同体中集体化、组织化的生活而牺牲。社会生活是必需的，今后也该继续存在，但不是我们生活中最高级的成分。我们生活中最高级的成分，跟宗教老师通常所说的好有一比。那是些更加个人化的东西。有些人信仰团结，信仰跟团结相关的一切，我觉得以上所说的一点是我跟他们最深的分歧。他们大概觉得最高级的生活在集体活动，我却一点儿也不信。我认为最高级的生活是更加个人化的生活，我还认为，团队合作固然十分重要也极有必要，却不是我们天性中最高方面的常态，因为我们所有人，是在略有不同的事情上各臻极致的，所以一旦我们一起工作，就几乎不可能各尽天性之所能。
我认为将来所有的教育应该对这一点铭记不忘，还应该关注个体臻于卓越的可能性。职此之故，教师资格种种，顶重要的是对学生心怀由衷之情，他要对每个学生怀抱这种情感：“这是个有才能的人，能做出一番事情，他有权利在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说，“这是军队的一名战士”，也不是说“这是块搞宣传的料子”，或“这个人可以培养出来，让他去身居高位，好干这个，干那个。”这都不是雕琢璞玉的恰当方法。恰当的方法是近于宗教的方法，是悟到每人各有所长，各有某些可能性，而教书育人无非是叫它们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