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书评 | 人机共生的时代，战争向何处去？——读《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

5月27日下午，在北京898艺术空间，机械工业出版社联合中科院自动化所共同主办了《机器崛起》的新书发布会。本书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君子》、《财富》杂志评定的2016年最佳书籍之一。德先生作为《机器崛起》的官方宣传平台，将持续为大家奉上该书的重磅推荐以及各路大咖精彩评论。本文为国防科技大学石海明和贾珍珍两位老师所写的《机器崛起》书评，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德先生。

人机共生的时代，战争向何处去？

——读《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

石海明 贾珍珍

（国防科技大学）

【德】托马斯-瑞恩：《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王晓、郑心湖、王飞跃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5月

战争，是人类遭遇的最恐怖而又最无奈的恶魔。一方面，它荼毒生灵、毁灭文明；另一方面，它又涤荡社会、刺激科技。追溯人类战争与科技文明同行的漫长历程，不难发现，在世界观与战争观之间似乎有一个隐隐的链条：“钟表”世界与机械论战争、蒸汽机与工业化战争、控制论与自动化战争，以及复杂性哲学与后人类战争。

长期以来，对于世界观与战争观之间这个隐匿的链条，有一些环节是缺失的或模糊不清的，它妨碍了我们对人类文明演进与战争进化的整理透视，正所谓“不见森林无以见树木”。如今，由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军事研究系教授托马斯·瑞恩所著的《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补上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瑞恩毕业于德国洪堡大学，研究领域包括：赛博安全与冲突、新技术与不规则冲突、战争与媒体等。《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由国防科技大学王飞跃教授领衔团队翻译，厚实的研究功底使得这部作品的翻译精准，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原负责人迈克尔·海登的话讲，“托马斯·瑞恩的这本书巧妙融合了作家之艺术性、历史学家之严谨性以及哲学家之敏感性。”庆幸的是，专业的翻译没有削弱这种作品的“理性之美”。

一、“钟表”世界与机械论战争

作为一种自然观、世界观和宇宙观，机械论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认识论飞跃、突变及革命，其对科技发展、社会变迁及军事变革的意义都是根本性的、重构性的和颠覆性的。依照机械论的基本观点，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机械系统，受到客观自然规律的绝对支配，处在不断运动之中，其核心理论根基是重量和质量概念、时间可逆性、牛顿运动定律及还原论等。

的确，牛顿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曾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他所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既是机械论自然观影响之下的产物，也为机械论自然观的确立提供了决定性支持。体现这样一种世界观的最好隐喻就是钟表，换而言之，牛顿时代的思想者普遍认为自然和钟表之间存在某种同一性。（尽管牛顿本人从未用钟表打过比喻来解释物体运动，但他所提出的“行星都在同一重力系统中有规律运动”等观点，却助长了当时流行的观念：世界就是一个大钟表）如在1665年，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伯特·博伊尔就富有洞见地阐述了钟表与机械论之间的关联。他写道：“机械主义把整个宇宙（人的灵魂除外）设想为一个巨大的自动运转的机械系统，系统中的所有元件都是按照一定的大小、形状和结构处于运动或静止状态，宇宙如同一座大钟表，大自然的缔造者恰似机械师。不过，宇宙系统中的元件有些比钟表元件大，有些比钟表元件小很多。”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约翰尼斯·开普勒在谈到其科学研究的目的时也说：“证明宇宙这台大机器，不是神造的，也不是人造的，而是一个大钟表，几乎所有运动都是由万有引力引起的，好像钟表的所有运动都是由重力引起的一样。”

通俗而言，世界的缩影就是一架“时钟”，里面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晰，按时摆动有秩序地运转。对此，在1863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道：“时钟是第一个用于实践的自动化机械装置。整个的有规则运动的生产理论就是通过时钟产生的。”大卫·兰德斯在《时间革命》中也说：“钟表不仅是记录时间的工具，而且是协同人们行动的工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刘易斯·芒福德同样指出：“钟表把时间和人类活动隔开，使人类相信存在一个能够用数学方法计量的独立世界：特殊的科学世界。”当然，时钟或钟表只是机械论自然观兴起时的一个物化的产品。奥托·迈尔在《前现代的自由与自动化机械装置》中就谈及：“在16至18世纪，‘自动装置’一词在词典中是一个更高级、更广泛的范畴。钟表只是一种特殊的自动装置”。可见，时钟或钟表从具体的产品发展到抽象的机器，用以说明事物运动或结构模型，对机械论自然观的诞生影响重大。

显然，这是一种在近代有高度影响力的自然观。世界都像一架“时钟”，军事系统就更像“时钟”了，简单直接，因果明了。对此，18世纪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亨利·劳埃德少将（1720-1783）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是实施各种军事行动的工具：军队与所有机器一样，是由各种元件构成，军队的战斗力首先取决于各种元件，其次取决于这些元件的组装方式，各种元件构成的整体必须具有持久力、灵活机动性和普遍适应性，只有这样构造，整个机器才完美无缺。”

受机械论自然观支配的机械论战争，也像青睐时钟装置一样，信奉秩序、规律及可预测性，强调作战单元要整体划一、步调协同、服从指令。情况正如阿萨尔·盖特在《军事思想史》中所言：“启蒙时期的军事思想家，对牛顿的科学思想产生了极大兴趣，更加渴望用极为准确和确定的方法来研究和指导战争。”事实上，自伽利略发现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等之后，弹道学、筑城术和军事战术都获得了极大发展。按照机械论思想训练的军队可追溯到17世纪初期莫里斯亲王统帅的荷兰军队，当然，腓特烈大帝统帅的普鲁士军队更是这种模式的典范。具体而言，在16世纪90年代，莫里斯把装弹和发射过程分解为若干步骤，让士兵反复操练，以提高其在同一号令下的协同作战能力。17世纪上半叶，瑞典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借鉴并极大改进了荷兰的训练和作战方法。到腓特烈大帝时期，他把这种军事思想发挥到极致。对此，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范·克里菲尔德在《战争指挥》一书中评论说：“这位普鲁士国王是第一位现代指挥家，想时时刻刻都控制着军队，这种愿望只能通过把士兵变成没有头脑、没有生命的机器才能实现。”显然，腓特烈大帝这种军事思想就是将钟表等同于军队，正如钟表的每个齿轮都按照钟表匠预先设定的规则运转一样，军队也可通过反复操练锻造成一台“战争机器”，这显然是一台“精准、有序、规范、可预测”的机械化“战争机器”。军事学者哈拉尔德·克兰施米特对此评论说：“普鲁士军队各级指挥官严格执行上级指令，普通士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如同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中的各种元件。这台人工制造的机器，整体结构合理，各个元件相互配合，遵循大自然设定的规律保持着有序运转。”

二、蒸汽机与工业化战争

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尔后波及整个世界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围绕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展开的。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不仅使纺织部门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而且带动了冶金工业、煤炭工业、交通运输和机器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此外，蒸汽技术所引起的工业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工场制度的确立，推动了工业生产体系的全面改革。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蒸汽技术本身的发展，还推动了热力学理论的进步。1824年，热力学的先驱萨迪·卡诺说：“看起来发动机注定要给文明社会带来巨大的革命”。的确，在经典机械时代，表现自然界特征的典型代表是时钟；在工业化时代，则是确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能量。虽然像杠杆、钟表等机械装置能使物体产生稳定和高效的运动，但它们皆离不开外部的能量，如人力、重力、动物的生物力或自然界的风能、水能等能量。蒸汽机的发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人类第一次实现了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成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强大物质力量。一旦工业时代的“技术之门”被打开，相关发明与革命就接踵而至：1765-1769年，詹姆斯·瓦特完成了改革纽可门的单冲程蒸汽机，1769-1784年，又完成了双冲程蒸汽机的发明。1788年，蒸汽机首次用于航海。1821年，迈克尔·法拉第发明电磁现象之后，电动机宣告问世。1825年，蒸汽机开始用于铁路。1859年，简·约瑟夫制造了第一个用电火花点火和使用压缩空气和煤气作为能量来源的内燃机，此后，内燃机被应用于航海和陆路运输。

伴随着机器的不断发明革新，人类的世界观也在发生着嬗变。1824年，萨迪·卡诺出版《关于火的动力和利用该动力机器的思考》，深入探讨利用机器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背后更具原理性的基础问题，创造性地用“理想实验”的思维方法，提出了最简单，但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热机循环——卡诺循环。应该说，卡诺对蒸汽机背后的热力学原理的深入思考，将人类的世界观从机械论的“时钟”隐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按照传统的机械论世界观，正是由于在组成宇宙的各部分之间完美地传递运动，才形成一个简单而有序的世界。现在，受热力学理论启迪，德国人克劳修斯和英国人开尔文在热力学第一定律建立以后重新审视了“卡诺定理”，意识到“卡诺定理”必须依据一个新的定理，即“热力学第二定律”。他们分别于1850年和1851年提出了克劳修斯表述和开尔文表述，这两种表述在理念上是等价的，这就是卡诺在其著作中曾经暗示过、后来被熟知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产生其它影响，或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取热使之完全转换为有用的功而不产生其它影响，或不可逆热力过程中熵的微增量总是大于零，又称“熵增定律”。

与经典力学所描述的物理定律不同，“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能量消耗是不可逆的，物理过程的实质是从有序到无序。这一观念对传统机械论者所认为的“宇宙是稳定的、可逆的、永恒运动的”世界观造成了致命打击。在机械论宇宙观时期，人们曾把钟表看成是稳定的、线性的和有规律的运动，但如今科学本身却从能够利用几何学进行精确表示和符合数学规律的世界，变成了依靠数学概率判断的随机世界和偶然世界，能量的消耗和熵的概念打击了18世纪关于无摩擦力和机械运动可逆等观点，以及由此衍生的对物体绝对控制和对事物发展可预测等思想。

与世界观的变迁相适应，应对工业化时代的战争也需要思想观念深处来一场“头脑变革”。1754年至1763年间（主要冲突集中于1756年至1763年），欧洲爆发了“七年战争”。这场战争由欧洲列强之间的对抗所驱动，英国与法兰西和西班牙在贸易与殖民地上相互竞争。同时，普鲁士这个日益崛起的强国与奥地利正同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外争夺霸权。欧洲“七年战争”凸显了机械论战争思想的落后，部队作战指导理论的僵化、不灵活和固守成规，导致士兵虽身强体壮但战术素养极差。拿破仑军事才能的主要体现，就是对这种僵化落伍军事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拿破仑不像腓特烈大帝那样试图完全控制军队，恰恰相反，在作战方法方面，他以散兵、纵队战术代替了线式战术，赋予了各个军团部署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他曾这样说：“战争全由偶然事件构成；主将虽应把握一般原则，但仍须密切注意以利用这些偶然事件；这正是天才的表征”。比拿破仑思考的更彻底的是克劳塞维茨，尽管其在《战争论》一书中继承沿用了许多机械论色彩的词汇，如重心、摩擦力等，但他完全颠覆了机械论战争的理论体系，反对机械论者钟表式的线性叠加和组合观点，明确主张战争是两股活力的对撞，是相互的行为，要从整体而不是从它的各个部分来认识，要给予战争中的不确定性（战争迷雾）以足够的认识。

手工工场从世界的“钟表”隐喻到“热力机”隐喻，从机械论战争到工业化战争，人类对战争的理解与认知，深受所处的时代局限和启迪，从强调战争的绝对秩序、绝对控制和绝对因果，到关注战争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人类的战争观发生了根本性、方向性和基础性变迁。当然，此时的战争还只是在陆地一维平面进行，其虽然表现出复杂性但仍极为有限。随着20世纪飞机、坦克、无线电、雷达、导弹等军事技术纷纷在战火中亮相，人类战争也正式从一维平面演进到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疆域，战争的复杂性成几何量级增长，人类对战争的控制与对秩序的追求也必将达到新的层次。

当然，支撑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诞生。

三、控制论与自动化战争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否认信息者在当今世界将无法生存。”这是创立控制论的罗伯特·维纳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名言之所以是名言，就在于它非凡的洞见性。可以说，从人类认识世界的物质、能量跃迁到信息，这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信息这个范畴预示着，人类在控制战争的方向上又迈开了革命性的一步。这种控制是一种对战场秩序的追求，也是一种对暴力破坏的规约，更是一种对杀伤极限的延展。也只有从这多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认定维纳在科技史和战争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历史地位。

回顾人类科技史，我们发现，人们利用物体运动定律发明了钟表，利用热力学定律发明了发动机，利用电磁学理论开辟出通信和计算机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维纳和申农通过“信息”这个概念把计算、通信和控制粘合在一起，将战争引向了新的空间。这背后都源于军事上的紧迫需求。先看计算机的问世。194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莫尔学院同阿贝丁试炮场协作，为陆军计算编制火力表。这种表每张需要计算几百条弹道，而一个熟练的计算员用台式计算机每算一条弹道都要花20个小时，这同当时的战争需要极不适应，此一严峻的局面提出了对高速计算工具的紧迫需求。因而，在工程师莫希利和艾克特等人的努力下，于1945年底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再看控制论的诞生。同样是在二战当中，随着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的增加，地面防控火力使用目视瞄准射击的方法已经不太可能，传统的弹道问题解决方案需要一张长长的单子来详细列出所需的炮兵兵力、型号武器、炮弹和射程以及与某个确定目标的关系。如今，面对快速运动的目标，火力控制系统需要实时计算。维纳因此设计了依赖信息自动反馈的自动控制系统，从而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进而阐述道：“我们现在谈论的机器不是感觉论者想象中的，或者是未来才会出现的。它们已经作为恒温调节器、自动陀螺控制的轮船导航系统、自动推进的导弹等等而存在，防控火力控制系统会自动寻的、石油蒸馏器会自动分离原料、运筹机器会持续高速运转等等，在战争之前它们开始得到使用——事实上，老式的蒸汽机也属于它们这一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的机械化过程使得它们的能量，甚至是最危险的原子的能量都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当今时代是真正的自动化时代，就像19世纪是蒸汽机时代，18世纪是钟表时代一样。”

以往的钟表和机械，人与技术之间有着明晰的界限，但计算机的出现以及控制论的诞生，却提示人们，人与技术之间泾渭分明的红线开始变的模糊了。换而言之，人与机器之间的通道开启，人的智能开始赋予机器，人与机器之间的控制问题由此成为“真正的”问题。想必，这也是维纳将其《控制论》一书的副标题定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之中的控制与通信的科学”原因所在，它体现了远见与睿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由维纳的“cybernetics”（控制论）所衍生的“cyberwar”更应被译为“控制战”，而不是莫名其妙的“赛博战争”。

在维纳创立控制论之后，这一理论已经蔓延渗透到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及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人们纷纷讨论在这些领域“控制”的可能与“控制”的后果。显然，军事领域一直是对科技前沿感知最敏锐的领域，控制论及其相关的工具包自然被军方视为提升战斗力的法宝，进入了一些高级职业军官的视野中。如在1969年，美军在越南战场的最高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四星上将就乐观地展望了未来的自动化战争：“在未来战场上，通过数据链、计算机以及辅助的情报评估和自动火力控制系统，几乎在瞬间，敌军将被定位、追踪和瞄准。第一轮攻击之后，杀伤概率将被确定，监视设备将持续跟踪敌人，不再需要大量的力量去追踪不太重要的目标。我们能在24小时内或者实时监视战场，战场上我们通过实时通信和近乎实时的高毁伤武器，能消灭任何定位目标。总之，我把军队看作是建立在综合区域控制系统之上的，它使用了高级通信、传感器、火力瞄准和自动数据处理等技术。在综合力量作用下，不超过10年，我们将看到自动化战场。”

显然，威廉·威斯特摩兰上将对自动化战争的远景过于乐观了。在越南战争中，面对灵活的游击战术、模糊不定的战场、此起彼伏的多频谱冲突，美军必须直面的并不是想当然的、可预测的和完全可控的“自动化战争”。事实上，从早期人类的自然中心战到后来的机械论战争，通过严格训练并减少士兵自主行为可以达到确保战场有序化之目的，但在工业化战争中，战场上不断增长的能量释放显然也增加了控制战争的难度，在自动化战争或信息化战争中，战场已从陆地拓展到陆海空天电等多维空间，寻求战场控制的秩序势必更加困难，依托信息技术能有效地驱散“战争迷雾”，但又带来了“信息冗余”新问题，显然，指挥控制面临着科技馈赠的两难悖论。在未来，待人工智能正式走上战场后，人机一体化协同作战所引发的相关指挥与控制挑战，想必更是一个崭新的命题。

四、复杂性哲学与后人类战争

从未来学家的预言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信息时代自提出以来迅速席卷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信息时代之后是什么时代？对此，我们的判断是，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互联互通的智慧时代。具体而言，在人类社会进入区域帝国之前，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是分离或弱关联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伴随着全球经贸的互通往来，互联互通开始加速。如今，互联网把世界连成一片，前沿生物科技把人与物紧密关联。在未来社会，随着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互联互通，人类社会必将进入一个复杂巨系统时代——智慧时代。在这个时代，物联网、智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将大有可为，人类社会的开放性、生长性必将催生物质、能量及信息等多系统圈层充分耦合，最终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军事系统是社会系统的缩影，因此，军事系统也必将经历一个从“物质系统”“能量系统”“信息系统”向未来的“智慧体”演进的过程。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未来的军事系统更像“智能体的链接”或“大意识主体”，而从内部角度看，超越传统智慧载体的“智慧元”或浮动的智慧，在系统中将占有压倒性甚至蔓延性地位。对于我们畅想的这个未来“智慧体”，今天已经有些端倪了，比如，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自然人与外在技术的通道正在开启，人的武器化与武器的人化已是大势所趋。再比如，现有的网络信息作战体系，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激化下进一步朝着“智能化”“人机一体化”方向演进。总之，未来的军事系统作为“智慧体”，必将更加智能，其自组织性、自我演化性及“人在回路”特性将进一步凸显。

在电影《极度恐慌》中，一种来自非洲的“莫他巴山姆病毒”被一个动物走私人员无意中带到美国，引起一片恐慌。甚至总统都下令将被封闭的疫区彻底摧毁防止病毒扩散，当然最后研制成功了新抗体，挽救了数千美国人的生命。影片描述的传统生物武器还在发展，而新生代生物化武器已悄然而至，特别是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等技术日臻成熟，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生物工程层出不穷，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有机“嫁接”，基于BCI技术、AI技术（人工智能）、基因武器、仿生武器、无人武器等不断涌现，这些尖端科技必将孕育出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对此，英国军事学者克里斯托弗·柯克称其为“后人类战争”，这是有远见的判断。

试想，未来的生物交叉技术必将把“自然战士”改造为“超级战士”，正如在科幻电影中，我们常见到各种“超级战士”的身影一样：《机械战警》中人类头脑和机械身体完美结合，身上配备各式武器，能应付各种暴力活动的机械警察；《再造战士》中通过基因设计工程制造出来的拥有超绝战斗技巧和力量的超级战士；《阿凡达》中用人类的基因与当地纳美人基因相结合，由人类的意识进驻其中以得在这个星球上自由活动的“化身”。

这些“超级战士”将突破人类生理极限，其依靠就是代谢工程、外骨骼增强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及人工智能等发展，可以为其提供强大的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使其既不会受时间所限，也不会被情感左右，极大地弥补生理缺陷，以应对复杂战场挑战。如美军在阿富汗战场上试验了一款“大狗”机器人，帮助作战人员实施伴随保障，其负重可达200公斤，奔跑时速每小时12公里。此外，这些“超级战士”在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还能实现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所言的真正的“人机融合”。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将不只是人类精神的延伸，还有精神与机器的统一：神经网和互联网这两个网络合二为一，形成“云大脑”。“云大脑”是所有智能终端包括人与人工智能体的“智慧存储器”“信息库”“决策库”，智能终端可以将自己的“记忆”“感知”“经验”上传给“云大脑”，也可从“云大脑”中下载他者的“智慧”。

在未来军事系统完全进入“智慧体”时代后，我们研究战争也需要新视野、新思维及新范式。要真正超越牛顿机械论及奠基其上的有机论，树立“智慧体”时代的复杂系统思维，要注重运用整体观、联系观、演化观等看参悟未来“后人类战争”。具体而言，我们所看到的前人类战争和人类战争，包括机械论战争、工业化战争、自动化战争甚至信息化战争，其制胜机理相对而言都比较简单，可以用运筹学去模拟它。但是，对于描摹未来的“后人类战争”，我们却需要运用复杂系统思维，强调有机性、非加合性、系统效应、多元因果论、互动性、不确定性及涌现等，充分开掘复杂巨系统理论来研究未来战争。

人类战争的历史，就是人与武器不断内嵌融合的历史。从自然中心战、机械论战争、工业化战争到自动化战争，武器是人体器官的自然延伸，人与武器的界限尚比较清晰。随着聚合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人体植入及基因编辑等人机结合技术不断突破,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与后人类战争中，人与技术之间的隔阂将进一步缩小，人与武器之间的传统界限也将趋于模糊化。当人机充分实现融合的时候，人类将真正彻底告别作为战争终端的惨烈角色，而是作为“云大脑”的神经系统控制者，远离血雨腥风的战场，安身于后方的环境，用自己的智慧与“云大脑”交互，遥控着前线无人机、无人装甲车、超级战士等战争主体展开生死搏杀。

这种“后人类战争”的图景，或许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但却正在向我们走来。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控制这种未来？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说：“有些新的技术让人不寒而栗，因而，从一开始就会让人迅速建立共识，需要采用政治手段控制它的发展和使用。”人类对相关前沿技术的发展，也能像核技术那样控制住吗？福山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简单的结论。美国军事学者乔纳森·莫雷诺在其著作《制脑权战争：脑科技研究与国家安全》一书中，将封面的大脑图案设计成“手雷”，寓意想必十分明显——技术一旦释放，再去讨论危险无疑就显得多余了。

应对未来战争，必须把基点定准、把规律摸透、把趋势看清。今天的人类战争已然超越传统“体能较量”“技能较量”主导的大规模厮杀阶段，控制与反控制，正在成为对垒双方争夺的焦点。具体而言， 在军事系统处在“物质系统”“能量系统”及“信息系统”阶段时，我们常见的是大规模兵团入侵一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摧毁其设施，破坏其信息系统等。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曾是作战目标，但在未来要退出历史舞台了，或准确地讲，在未来军事系统进入“智慧体”时代后，作战目标不是要去占领和摧毁，而是要控制和控局。

毕竟，战争就是做破坏功。消灭敌人，过去是通过消灭敌人的肉体，在未来敌对双方“智慧体”的较量中，原本需要通过“破坏”来实现的目的，将通过“扰动”对手军事系统的秩序来实现，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原来只有通过破坏对方的力量体系才能赢得战争，现在可以通过植入对方军事系统一个特定的“病毒”，诱发其军事系统紊乱、失序来达到我方目的，最终赢得战争。从美国国防部近期有关信息战构想的框架图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这种演变的苗头。在五角大楼设想的未来信息战工具箱中，除了精确打击、网络作战、太空攻击等硬工具外，还囊括心理作战，战略传播，公共外交等影响对手大脑的软工具。如果说2010年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将心理战改名为信息支援作战，透露出美军的一种前瞻眼光的话，如今其大力加强生物信息战相关研究，并与物理信息战、生理信息战进行整合，就更加折射出这支军队对遥远未来战争地平线的展望。

早在1996年，美军就在其海军陆战队指挥控制条令中写道：“复杂性和交互性这一战争的基本属性决定了战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是存在的环境条件，它是战争本身的附属特性”。面对后人类战争这种更加混沌复杂的未来战争形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思想观念来应对，或许，无论是今天美军所推崇的网络中心战抑或混合战争，都不能完全适应这种新战争形态。在人类科学发展的极大（宏观天体）、极小（微观粒子）和极复杂三个维度上，或许一切有赖于脑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革命引发极复杂科学的重大进展，从而为战争提供一种新思维。

瑞德在《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最后的“机器陨落”中写道：“控制论始于战争，也终将归于战争。它先是唤起了人们的希望，然后崛起，最后迎来了机器的陨落”。并进一步阐述说：“从人-机器到机器-人再到机器-世界的这个三重控制论进展确实充满了危险，但并不是以维纳和他的助手所预言的方式。机器不会接管人类，而神话会接管人类，就像帕尔米亚把争论转化为颤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控制论神话的魅力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瑞恩的思考是开放性的，有关人与机器的进化之路，想必现在还不是终点，很难下断语。

总之，阅读托马斯·瑞德所著《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一书，引发有关过去战争与未来战争的若干联想，权且作为交给原作者和译者的一份作业而已，以示对其精彩论述和出色翻译的反馈。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阶梯上，所有的“智者”都值得尊敬，他们显然可以归结为这个群体。此外，中国科学院贺福初院士、中国工程院戴浩院士及中国智慧与控制学会秦继荣秘书长撰写的高水准序言，使得该书增加了“中国特色”，阅读起来更加有“标识”，不至于“迷路”。

一部好的作品，注定会引发“爱智者”的共鸣，找一段静谧的时光，翻开书本，打开心扉，共同开启一段心灵激荡之旅吧！

作者简介

石海明，（1981-）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国防科技》杂志编委，中国军视网特约评论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光明日报》社科普专家，中国指挥控制学会青工委副主任。

与人合著出版《从物理战到心理战》、《虎狼之翼：关于科学技术与军事变革的对话》、《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国防科技发展战略论》、《科学、冷战与国家安全》、《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技术与国际体系变迁》、《思想大战：脑科学与21世纪的军事》、《信息战：以柔克刚的艺术》3部。其中，《制脑权》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强素质-做表率”推荐读物，《中华读书报》年度百佳图书。

贾珍珍，（1989-）博士，国防科技大学讲师。

文章来源： 军事科技与防务动态

延伸阅读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君子》、《财富》杂志评定的2016年最佳书籍之一

入选“2017年度最激动人心之科学著作”的决选名单

《机器崛起》已在德先生旗下求知书店上架，识别下方二维码可进入购书直通车！

求知书店

《机器崛起（Rise of the Machines）》英文原版一经发售便被众多媒体广泛报道，并得到了高度评价，以下为相关媒体名单：《书单》、《电脑科技杂志》、《宇宙杂志》、《君子》、《金融时报》、《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汇报大学报》、《星期五》、《卫报／观察家报》、《国际事务》、《柯克斯书评》、《自然》、《新苏黎世报》、《新科学家》、《纽约时报》、《展望杂志》、《科学美国人》、《旁观者》、《科学光谱》、《保准报》、《南德意志报》、《日报》、《技术评论》（德国）、《宇宙》、《华尔街日报》、“战争困境”网站；澳洲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巴伐利亚电台、德国广播电台、德国国家电台文化台、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市场频道、西德广播电台、德国三星电视台。

德先生精彩文章回顾

在公众号会话位置回复以下关键词，查看德先生往期文章！

人工智能｜类脑研究｜人机大战｜机器人

虚拟现实｜无人驾驶｜智能制造｜无人机

科研创新｜网络安全｜数据时代｜区块链

……

更多精彩文章正在赶来，敬请期待！

点击“阅读原文”，移步求知书店，可查阅选购德先生推荐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