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这艘“船”改变了方向！

1896年，莫斯科大教堂，沙皇加冕，轮奏各国国歌。大清没有国歌，李鸿章尴尬起身，唱了首家乡庐剧。那年他已74岁，面对着巨轮、火车、摩天大楼组成的幻梦。穿着黄马甲的李大人，迷茫地坐在异国他乡如同错过班车的弃童。

十九世纪仓促收尾，二十世纪潮声如雷，瓦特让蒸汽巨兽发出粗野喘息，可东方的中国却像被埋入时间的灰烬。

李鸿章已预知这一点，他上奏折，称东西方相遇乃“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李中堂已经意识到东西方差距巨大。

1978年六月，为引进外资，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五国。代表团20余人，只有两人出过国。出发前，外交部礼宾司专门培训，司长提醒：欧洲到处玻璃门，小心碰头。到了欧洲，代表团成员出入分外谨慎。结果，礼宾司司长紧张照顾别人，自己却在酒店玻璃门上撞碎眼镜。他们在酒店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有人怕凉，同伴询问：可以加热一下吗？代表团回来后在人民大会堂做汇报，从下午3点30分，讲到晚上11点15分，讲了7个多小时，听者无不动容。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他们心中的震撼。代表团直言：我们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那时的东方与西方，还隔着苍茫的怒海。咆哮海波下，是科技的鸿沟和文化的对流。

海浪呼啸了大半个世纪，海两边的人对彼此都分外陌生。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这是第一条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当时，主持修建这座铁路的人叫詹天佑，他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

时间倒退37年，在1872年的8月11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在上海登船，准备前往32000里以外的美国，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涯。与他同时登船的，还有其他29个孩子，连带之后留美的90个孩子，在当年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被给予了“师夷长技”以强国的厚望，他们被称为“留美幼童”。

有一个幼童蔡绍基曾经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这些孩子用自己的行动，让人看到了中国崛起之希望。

无独有偶， 1978年12月26日晚上，西方的圣诞夜——中国大概要过15年才开始有人把这一天当作节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了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为两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特别在临行前接见了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亲自到机场把他们送上了飞机。

这是一个开始，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留学生，而美国则被希望接纳5000人。如果你不知道5000人是什么概念，那我们做个对比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方面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尽管后者距离更近，成本也低，“这些年轻人不仅将充分地接触英语，而且要接触一切西方体制。他们不久就会认识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那个悲惨景象的英国可能需要重新画了。而这一切，对他们，以及对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

 “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的确，你会发现，在一开始，中国与世界似乎生存在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时空中，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脉络，要找出两者之间的相通点竟是那么的困难。但是渐渐地，你会现它们开始出现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许多年后，它们终于真正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添加我微信  wang198309246

1984年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他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机灵的袁庚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此言一出，全场大笑。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27日，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在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态度，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在广东省和深圳领导的再三暗示和恳请下，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

邓小平的南巡举措，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央做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1992年1月19日，深圳长冬阴冷，还有两天，便是节气大寒。然而，《深圳特区报》记载这天的通讯开篇却写道：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春意来自驶入深圳火车站的绿色专列，来自专列走下的88岁老人。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到驻地后，他谢绝休息，“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那天是星期天，城中寂寥少人。长风掠过安静的街道。他看到了宽阔马路纵横交错，看到了银色楼宇耸入云端。在皇岗口岸，他驻立在深圳河大桥桥头，长久远望香港。在国贸中心大厦53层旋转餐厅，他俯瞰深圳，巨大的城市苏醒过来，缓缓回望。他说，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1月23日，他从蛇口去珠海，转身分别后，忽又转过头来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1985年前，外国人在北京活动范围，仅限于以天安门为中心方圆40华里范围，被称为“40里圈”。外国人走在圈内，常被行人包围移动。国人从不搭讪，只是默默围观。流传下的新闻照片中，西方女游客在故宫游玩，走廊上站满了看她的中国游客。1985年，中国对外国人开放244个地区，40里圈不复存在。小学生守则专门加入一条：在街上看到外国友人，不围观，不干扰，不尾随，热情大方，不卑不亢。

海两边的世界开始交错。

1994年为筹备Windows 95上市，比尔盖茨以休假名义来到中国。在中科院演讲时，他发现许多年轻人买黄牛票，趴窗户也要听他讲话，热情四射。他敏锐地预感到浪潮。四年后，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1999年国庆，中国人名片上开始印e-mail地址，街上有年轻人穿印“.com”T恤。

那片海越缩越小。

盖洛普CEO说：“中国人正主动了解世界”1999年，《财富》论坛第一次在上海举办，主题为“中国：未来的五十年。”《财富》编辑，用一句话做总结陈词。“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2005年，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做实验，尝试一年内全家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她们告别了10美元的中国网球鞋，转买60美元意大利球鞋；家具坏了不能修理，因替换配件来自中国，修理工具也不例外。丈夫过生日，她开车跑6家杂货店都没买到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最后只能用厨房旧蜡顶替。一年后，萨拉把经历写成书，讲述生活疲惫，“我今后10年都不敢这么玩儿了”。人们发现，好像突然之间就离不开中国制造了。

那片海风雨无常，但人们已明白，渡海的故事不应中断。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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