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8日，我的爸爸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来源 |新三届 作者 | 陈昭宜

父亲离开我已经有43年了，他走的时候我只有15岁。

光阴流逝，我对他愈加怀念。他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苦难岁月, 一切一切都历历在目，犹如昨天。

他在北大东语系兢兢业业教学多年，对发展中国的日语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文革中，他遭到诬陷迫害，不幸含冤去世。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痛彻骨髓，悲愤难平。 

父亲的成就与母亲是分不开的。母亲一直默默地照顾他，在工作上给他支持和帮助，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他们在一张大桌子上工作，大书桌中间放排字典为界，母亲坐在父亲的对面帮着抄抄写写。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挤在桌子旁边，记得一次, 我坐在父亲对面给他画了张头像, 而他全神贯注地写东西，竟全然不知，等我把画儿举到他的眼前，他才抬起头来露出了微笑。

冬天天寒，母亲在书桌下铺块小垫子，上面放个暖水袋，再盖上一块小毯子，大家都把脚伸进去取暖。父亲与母亲勤勤恳恳工作的身影，家里的温馨气氛，让我终生难忘。

记得小时候家里常有父亲的学生来作客，有时一个班的人都来了。每逢过年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人多时都进不来门。那时父亲总是心情很好，笑得很爽快。他话语不多，总是很认真地听大家讲话。那些学生们很有礼貌，也很活跃，屋里常常响起阵阵笑声，洋溢着师生友爱的温情。几十年后，他的老学生们还忆起当年在我家吃过母亲做的红小豆年糕汤等等。

最难忘的是有一年，父亲胃出血在医院抢救时，很多学生都跑去为他献了血，甚至在父亲落难，我们处境最坏时，也有父亲的老学生悄悄地来看过我们，师生情谊感人至深。　

1950年代陈信德、林美惠夫妇一家和学生们在中关园264号前合影

我家院子里种着丁香、蔷薇、玫瑰、玉簪、珍珠梅等，最艳丽夺目的还是院子当中的那片大丽花，常使过路人驻足观赏。父亲把每株花都以《红楼梦》中的人物来命名，大粉花叫宝钗，黄的叫晴雯，小红花叫小红，洁白的是黛玉。父亲辛勤栽培的这些大丽花，在文革初期的一天夜里，全部被盗贼连根挖走了。

父亲从不因为我年幼就忽视我的想法，他总是看着我的眼睛，听我把话说完。我常爱问他什么，他总是认真回答，批评我时话语不多，很少当着别人说我，就连母亲都被请出去回避一下，然后单独地和我谈话，我想这是为照顾我的自尊心。

他总是宽容、耐心地等待我成长懂事，他那慈样的笑容，宽阔的肩膀，充满信任的目光，一直让我感到温暖、安心、自信。 

文革初期，北大附中混乱得无法正常上课。有段时间，父亲从被监禁的东语系回家来住。他引导我读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还选一些诗词古文手抄了当教材，然后逐字逐句地给我讲，让我背，并亲手写了钢笔字帖，让我练字。他好像悟到什么，争分夺秒地教我。

那时，他整天挨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而这倒使父亲能有时间手把手地教我了。这是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段时光，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宝贵。不久，父亲就蒙冤遇难，一去无归。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8月8日那天早上，父亲和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出家门，他回头对我们说：“那我上学校去了”。母亲说：“慢走啊。”我说：“爸爸再见。”母亲和我像每天那样站在门口，看着父亲骑上那辆旧自行车，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拐弯处。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那天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了全校的所谓“宽严大会”，父亲在会上被诬蔑为“里通外国的美日特务”“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会上批判他“态度顽抗”，将他作为“从严典型”, 不容他申辩，就当场把他非法逮走。父亲只在临上车前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请想办法转告我女儿，让她好好照顾母亲。”

陈信德、林美惠夫妇一家摄于1965年

这些强加给父亲的莫须有的罪名，完全是对他的诬蔑诽谤、恶意陷害。他清白无罪、心怀坦荡，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那些诬蔑他的莫须有的罪状。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不管别人怎么说，你记住，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他和母亲一直相信他的问题一定能够澄清。可是，在黑白颠倒，妖孽横行，小人当道的文革中，根本无处申冤。

两个月之后，有人来通知我们去给父亲送东西，这时我们才知道父亲是被关在北京虎坊桥的第一监狱。那时不许写信，更不许见面，母亲熬夜为父亲缝衣服，为了挡寒特意把膝盖的地方加厚。我用玻璃丝编个小链子把茶杯盖儿和杯子把儿连起来，怕杯盖儿丢了，更是为了让父亲知道我很想念他。

没有想到这件小事，竟成了父亲生前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记得我跟母亲冒着大雨提着大包袱，几次换车挤车去虎坊桥的第一监狱给父亲送东西，母亲再三哀求看一眼父亲，可那门警态度凶暴，一把抓过包袱，就把我们赶走了。

天空黑压压的，冰凉的雨水打在脸上和泪水一齐往下流，沿着灰色的高墙一步一步往回走，我们都沉默不语。那段路是那么漫长，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我们都想着父亲，他突然被带走，没带任何衣物。当时还是盛夏，现在却已入冬。他有慢性胃溃疡，每天必须吃药，他又没带药。他为国家做了那么多工作，他有什么罪? 为什么被关在这大墙里边?！

1970年12月20日傍晚，两个穿黑衣的男人来我家，说是公安局的，通知我们，父亲早上去世了。母亲问：“人在哪儿？” 回答：“山西。”再问什么，回答都是“不知道。”

黑衣人竟然要求母亲交50元安葬费，母亲非常气愤地说：“没钱。”北大东语系早已停发工资，连一分钱生活费也不给，更何况把人都害死了，还来要钱，真是伤天害理！

我们一直在期盼有一天父亲的冤案会被澄清，他能回到我们身边，可现在人不在了，一切希望全都破灭。

1971年初，专案组强迫我们从中关园搬到成府蒋家胡同，住进不遮雨不挡风的危险房。我也因父亲的问题不能和同学一样留城工作赚钱养家。那一年，我们家破人亡，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她没有收入，四面楚歌，由于长时间不讲话，有段时间声音都发不出来了。然而为了父亲和我，她默默地忍受了一切，勇敢地活了下来，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为父亲伸冤。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文革中直接迫害父亲的专案组，专案组的主要成员是G××、X××和P××。这3人都是父亲教过的学生，X××和G××还是我父亲带的研究生。他们来我家玩儿，有的还在我家吃过饭。

在文革中，如果跟着喊几句口号，批判别人几句，还可以谅解。但是比起日语专业的其他专案组来，这个专案组整人异常积极，毫无人道。别人下不去手的事，他们都干了。他们明知我父亲不是特务，却捏造出耸人听闻的罪状来诬陷父亲，死活要把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扣在父亲头上。

那时候，他们天天逼迫我父亲承认“特务罪行”，如同豺狼一般围住父亲死咬不放。他们挑唆群众对父亲批斗，隔离监禁，强制劳动，用皮带抽打，用刀片划脸，甚至在逼供时，看他病弱得禁不住殴打，就用剪刀剪他的嘴角。父亲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几次胃溃疡大出血，同时还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美尼尔症。

父亲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专案组不让医院给输血。一次，父亲大吐血卧床不起，而G××又追到我家来逼供, 他站在父亲床前凶神恶煞地拍桌瞪眼，大吼大叫，逼人不死，非要我父亲交代搞了什么特务活动。两年前，G××还是个听我父亲讲课的学生，而今成了有生杀大权的专案组干将。他眼冒凶光，杀气腾腾，我们背后都叫他“横眉竖眼”。

父亲被捕的前几天，G××来我家，恶狠狠地对我父亲说：“别以为我们没有证据就不能把你怎么样！我们是可以有办法的！”宽严大会的前一天，G××又来我家，让父亲母亲明天必须去开会，次日父亲一进会场就当场被带走了。会后，G××又来我家逼我母亲承认我父亲搞了特务活动，还恶狠狠地说：“我不是警告你们了嘛，不交待罪行，顽抗到底，就够得上从严处理！”

父亲曾说过：“G××整我是为了入党”，后来的事实证实了父亲所言。三个直接参与迫害父亲的当事人，还爬上了领导的位置。更离谱的是专案组长居然还发表了题为《关于陈信德语法》的论文。

直到1978年，父亲才真正得到平反，那年4月8日在北大全校落实政策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关于陈信德同志的平反决定”：“陈信德的被捕纯粹是‘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经党委研究决定给陈信德平反并恢复名誉。”决定说：“所谓里通外国的美日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均属诬陷之词，应予推倒，1969年8月8日驻北大工军宣传队领导小组的处理决定应予撤销。”

同年1月22日，北大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陈信德先生追悼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悼念他。来得最多的是父亲曾教过的学生，从49级起的各届老毕业生们都有人来，还来了不少父亲的老朋友、老熟人，台盟、出版社的负责人等。很多没能来的人也献上了花圈，大家都深深缅怀他，赞颂他的高尚品格和业绩贡献。10年冤案终于得到澄清, 父亲被平反恢复名誉。

可是，我亲爱的父亲却再也回不来了!

1996年3月中旬，我跟北大保卫组的同志一起来到山西省阳城县。我们去看了父亲最后住过的看守所，那是一排黑暗窄小的窑洞。一位父亲难友曾对我讲述过，他们被关在那里，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父亲这样患有重病的人，被关在那里就是切断了他的生存之路。他曾多次提出希望回北京治病，最后见妻子和女儿一面，却都遭到无情的拒绝。

父亲是受尽摧残迫害含冤而去的，他至死没有承认那些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在身体极其虚弱的情况下，也一直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澄清。父亲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就对一位同是北大去的难友口述了遗言，并托他出去后一定转告给我母亲。

文革之后我们才从那位难友处知晓，父亲在给母亲的遗嘱中说：“我良心清白，行为正直，虽然遭到了这样大的劫难，身陷囹圄，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你和女儿的事，这点请你相信我。30年来和你共同生活，深深感谢你对我的一片真心和挚情。在生死离别的时刻，我特别想念你和女儿，非常感谢你——我忠贞的终身伴侣……如果我的身体还能坚持下去，我一定要争取和你们重新团圆，再也不分离。万一支持不住，你也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好好保重身体，不要再记挂着我，愿你和孩子能幸福地生活。”

父亲那微弱的生命之火，终于被深重的黑暗所吞没，他再也挺不到和我们团圆的那一天，静静地走了。他被葬在太行山脉中条山迎西岭的海拔1000米的黄土高原上，二十多年了，只有那黄土大地默默地守护他，只有那层层高山与他日夜相伴。父亲永远地走了，无论春暖花开日，还是清风明月时，我再也看不到他慈祥的微笑，听不到他亲切的话语，再也不能与他一起生活，我永远地失去了最亲爱的父亲。

漫长的等待，无尽的思念，初春寒冷的一天，我终于来到了迎西岭，来到父亲的身边。四下是连绵重叠的黄土高山，我跪在掩埋着父亲的黄土坡前，心中颤栗，欲哭无泪。我无法想像与父亲离别26年后的重逢竟是这样；无法明白父亲正直清白，高风亮节，为何却遭如此残害？！加我微信 wang198309246

好心的当地人帮着起出父亲的遗骨，用我买的新衣服包裹好交给我，我把他带到长治市火化之后，捧着骨灰盒回到了北京。父亲终于离开了那荒凉的深山，终于回到家里，回到了我和母亲身边。    

母亲请人把父亲的部分骨灰带到台湾淡水，安葬在陈家的祖坟中，然后带着另一部分骨灰回到了自己的母国日本。

2004年清明，在父亲墓旁开满樱花的树下，母亲说：“好像听见了你爸爸在召唤我，也许我该去找他了”。那年秋天母亲平静地走了，享年90岁。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他们可以永远安息了。

父亲给现代中国留下了整套的日语教材和理论体系，留下了《现代日语实用语法》上下两册(40万字)，它被称为“中国日语教学的奠基之作”。他从创建北大日语专业就开始为学生写教科书、语法书和参考书，一直到文革才被迫搁笔。

他曾对我母亲说:“要把我想的东西都写出来、还需要20年的时间。”

几十年来，我的父母相濡以沫，并肩投身于中国的日语教育和中日友好工作。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他们风雨同舟，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我随着年龄增长，出门在外，才深知他们是多么不容易。

万分遗憾的是，等我懂事，真正能够理解他，能与他更深地交谈，更想听到他的教诲时，他却不在了。

我常常漫步旷野,

仰望苍穹，

清晨的浮云，

夜晚的群星。

寻找你的音容笑貌,

回想你的教诲言行。

你在遥远的天边，

你在我的心中。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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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团取暖，共克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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