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最浪漫自勉：他自喻“黄昏之贼”，“窃取”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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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不畏艰辛，毅然选择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5月9日，一批青年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准备登船，这是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一位19岁的重庆青年，名叫赵世炎。

对于赵世炎来说，旅法的这段日子过得累且充实。每天，在结束了繁重的工作后，他总会独自跑到工厂顶楼的平台，借助夕阳余晖，希望“窃取”更多的光阴读书。而他在黄昏读书的情景也被一张照片永久定格了下来。赵世炎在照片上写下“黄昏之贼”四个字，来时刻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旅法期间，赵世炎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革命斗争，他开始逐渐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桥梁。

1921年春，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与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学习党组织给他们邮寄的重要资料，接受着党组织的指导，并定期汇报工作。

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18位中国青年代表，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相聚。大家投票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商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通过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代理组织委员。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旅欧支部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在旅欧进步青年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青年都成为了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

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横空出世。

作为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恽代英倾注了自己最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笔耕不辍，将文字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的利器。他以笔为枪，撰写并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每一篇都是心系青年所想，指引青年所向，还热心回答了青年们对于家庭、恋爱、生活等方面的疑问，赢得了广大青年的爱戴和崇敬。

在《中国青年》上，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大批青年志士也发表文章，阐述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5月初，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悍然枪杀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十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到了演讲、请愿活动当中。

5月30日，上海租界涌出了约3000名学生宣传员，他们以发传单和做演讲的形式唤醒民众、进行游行示威、表达抗议，英帝国主义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十人。其中，组织游行示威的共产党员何秉彝和青年团员尹景伊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之后，各地青年团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抗议活动，使五卅运动迅速获得广泛支持，并向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推开。

1935年12月3日，清华大学救国会提出“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22岁的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独自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的一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道出了民族危亡之际莘莘学子内心的悲怆。

12月9日，北平十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一批批受伤者被送至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的老师阎述诗的学生南下武汉带回了光未然所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和该剧序曲《五月的鲜花》的歌词，阎述诗大为触动，30岁的他想起了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于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

1936年，这首歌首次在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唱响，之后被广为传唱。成为了鼓舞斗志的“战地”歌曲。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当中。

为了团结号召更多的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当中，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共青团改造成为更为广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1937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则协助中共中央，担负起了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

黄华，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1936年6月，经中国共产党安排，23岁的黄华悄然离开北平，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

在保安，黄华初次与毛泽东相见，便得到了毛泽东的盛赞。并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黄华随着斯诺到前线采访，他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人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随着斯诺采访的深入，黄华也下决心留在苏区不再离去。

从陕北回到北平之后，斯诺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次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在书中，斯诺描绘了苏区的蓬勃发展：“这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归来时，百姓们会送上他们仅有的点心和水果”。

斯诺第一次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展现在了世人眼前，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无限憧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长途跋涉，来到延安。

作家丁玲到达后，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对这里的社会生活予以由衷礼赞。诗中写道“大伙儿来吧，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作曲家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在这里，他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谱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

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委会决议，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