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庆骥回忆录》② ——父亲的求学生涯

作者简介：翟庆骥，男，中共党员，副厅级领导干部，无极县大户村人。1963年鹤壁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后到鹤壁市第二中学任教师；1979年调鹤壁市检察院工作，任刑检科副科长，1984年任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1995年到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工作，任学院副院长。现已退休，定居郑州。

薄伽丘说过“远足者的欢愉正好来自攀援的艰辛。”饱受苦难的大户村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期望着生活能苦尽甘来。

大户村的老一辈人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活上的困窘不算是唯一的苦，人们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不接受教育的启蒙才是心灵上，实质上最大的苦。一个不算小的村落，祖祖辈辈竟没有私塾、没有学校，一个个穷孩子竟没有识文断字的人，这实在是大户村人的悲哀。     

不甘这种现状的人，当然要寻求出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的爷爷翟老赢，我的堂爷爷翟老斡，就是不甘受穷，不甘让孩子继续做睁眼瞎的人。大户村没有学校，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邻村的小学读书，我的父亲、姑姑、三叔和我的堂叔翟司升就是这样在接受教育的路上起步的。虽然家境不好，但是爷爷和堂爷爷都是咬牙坚持，非要把孩子培养成大户村的“秀才”。爷爷有四个孩子：我的父亲翟少勋（原名翟钦明，曾改名翟肇奎）是老大，老二是姑姑翟肇祺（原名翟瑞华），老三叫钦用，很小因病发烧造成耳聋，人们叫他聋子，老四叫肇隆（原名钦正）。按照爷爷的想法，让三个男孩上学，女孩就在家帮助奶奶操持家务。但是这种想法，遭到了父亲和姑姑的坚决反对。特别是姑姑，她的性格特别倔强，坚持进行抗争，不仅不听奶奶的话不肯裹脚，而且一定要去上学，不让上学就不吃饭。爷爷奶奶别不过姑姑，只好服软，同意姑姑跟父亲他们一起跨入学校的门槛。

现在的孩子，年满六岁就可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这是多么幸运啊！这对于我的父辈们，他们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好事。他们上学的时候，都已经是十三、四岁的半大人，在家里什么农活也得干。他们到离家七八里的外村上学，每天还得起早贪黑喂猪、打扫院子，有时还要背着篓筐拾粪、打草，一些零七碎八的杂活还得抽空干。不然的话，在家挨吵绝对是免不了的。

父亲在初级小学完成学业后，拿着成绩单给爷爷奶奶看，凭着他的优异学习成绩和死缠活缠，爷爷和奶奶也勉强同意了他继续上学的请求。但是，上高级小学谈何容易，全县就这么所高级小学，距离我们大户村有二十里之遥。考学，对于我父亲来说还不怵，但要每天来回跑都得起早赶黑，连一点家务活和农活的时间也挤不出来了。我的爷爷和奶奶只好让姑姑和三叔停学，终止了他们的学业。我的父亲如愿考上了城里的高级小学，这在大户村来说，也算是稀罕事了。我的父亲圆了上学梦，每天都要花费三、四个小时在路上，辛苦之状可想而知。但是他从不叫苦，从不喊累。他用颜真卿的诗鞭策自己“三更灯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为了上学，饱尝艰难困苦。在父亲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问起我“你读过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吗？”我说这是我们高中语文的一篇课文。他问我还记不记得这篇文章的内容。他刚问完，自己却念叨起来“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父亲念叨完，深沉地说“我当年上学何尝不是吃了这种苦啊!”

父亲在县城上高小期间，我的姑姑没有机会到城里念书，就凭着一股倔强劲，抽出时间学习。父亲对姑姑的学习精神非常理解，也就把自己的课本拿出来帮助姑姑，凡是父亲学到的，他都热情地向姑姑传授。久而久之，姑姑也基本上学完了高级小学的书本知识。

本来，爷爷奶奶的身体也不好，就指望着父亲这个家中的老大支撑这个家。父亲到城里去上学，家里的里里外外的活计确实也够忙活的。尤其是做衣、做饭、洗洗涮涮的家务，奶奶的病体也实在吃不消，姑姑即使搭上点手，但她对针线活却一窍不通。眼看着这种状况，爷爷就开始打主意，有一天爷爷把父亲叫到跟前，诉说自己的苦衷。爷爷说“你是家中的老大，都十六七岁了，要是给你找个媳妇到咱家，也能帮着家里做家务。我已经托人给你找媳妇啦！你同意不同意都得这样办。”父亲看着爷爷为难的样子，他深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父亲当场也就应许了下来。过了没有多少天，就有了准讯，给父亲介绍的是一个与父亲同岁的女人，娘家是离大户村十多里的苏村。这个女人姓郝，家中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只有母亲身体还健康，操持着郝家的生计。在这一年的年底，父亲将郝姑娘娶过了门。从此，家中多了一个帮奶奶料理家务的帮手。

父亲曾感慨万千地向我谈起过，他在上高小期间，有幸认识了解学海。解学海是县里南朱村人，在县城上完高小，考入河北保定二师读书，毕业后回到县里高级小学教书。他比父亲大四岁，在父亲眼里他不仅是一位风华正茂、热情洋溢的年轻老师，而且跟自己一样性格直爽、乐于助人。在父亲和解学海交往过程中，都有相见恨晚的认识。遇到什么事，两人总是不谋而合。解学海对父亲学业上的帮助很大，还经常开导父亲学业要深造，无论处于什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也不要间断了学业。在父亲要毕业的时候，解学海坚决支持父亲去考河北保定二师。他告诉父亲，保定二师在省内非常有名，学生食宿都免费。在解学海的鼓励下，父亲也下定了考学的决心。当时考保定二师，没有出类拔萃的优异成绩是不敢去考的。父亲靠着解学海老师的帮助，也凭着自己的勤奋，在一九二四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保定二师。父亲曾经自豪地告诉我，当时报考的考生有三千多人，学校只录取一百一十名新生，他考了第七十一名，顺利地跨入了河北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大门。

进入学校以后，父亲感受到的是既亲切温暖、学习氛围又特别热烈。跨入学校大门的学生多是贫寒家庭的子弟，同学之间都是比着学习，一个比一个刻苦。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同学们都是热心相助，一个比一个爽快。时间久了，父亲也感受到同学们对家国命运也格外关心，共产党的活动非常活跃。父亲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也开始接触进步的学生，借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后来，他也被吸收为光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样在保定二师读书期间，始终没有间断与学兄、师长解学海的来往，特别是在假期里，二人经常相聚，一起谈学习，聊国家的前途命运。解学海是直隶省委负责人于方舟来无极从事革命活动时加入共产党的，在这期间通过解学海，父亲也结识了于方舟。三人逐渐往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的父亲也成了县城里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无极县城虽然很不起眼，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这里的革命活动却如火如荼。一九二七年暑假，我父亲回到县城，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当时，解学海也是县里的共产党的负责人，他和于方舟向国民党推荐我的父亲当上了县党部的主任。在于方舟和解学海的强力支持下，父亲在县党部积极工作，组织进步的国民党员开展革命斗争。当时县里的县太爷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委派的，这个县长一到县里就露出了贪婪的本色，他为了讨好主子，向主子邀功请赏，在县里实行预征钱粮税收，搞所谓的“讨赤捐”，一时搞的民怨沸腾。眼见这种形势，于方舟、解学海便发动群众起来抗争，父亲利用县党部主任的身份，也组织进步的国民党员积极配合。在声势浩大的斗争中，充分地揭露了县长的狰狞面目，奉系军阀当局怕局势进一步恶化，只好罢掉了为非作歹的县长职务。这个县长灰溜溜地下了台，他的倒行逆施也不了了之。斗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无极县的斗争形势的发展，吓坏了国民党右派。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上海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冀中的国民党右派也猖狂起来。国民党革命军的北伐夭折了，革命形势出现了逆转。无极县城的革命活动也逐渐削弱。这里，中共顺直省委把于方舟和解学海也调走了，他们受命到冀东组织农民搞革命暴动。在离开时，他们和我父亲依依不舍地告别，同时让我父亲辞掉了县党部主任的职务。就这样，父亲当了两个月的国民党员，和屈指可数的短命的县党部主任。

随着革命的低潮，父亲离开了县城，又回到了保定二师，开始了新学年的学习。父亲在保定二师读书，我的姑姑也不甘心在家里过平淡的生活，又是父亲帮助她去保定考初中。凭着姑姑的努力，也圆了她读中学的梦。兄妹二人在保定苦读，他们互相鼓励、互相体贴，虽然生活清苦，但他们都说这一段日子是快活的，终生难忘的。这样的日子，却是好景不长。命运多舛，由于父亲积极参加了学校的学潮运动，激烈地抨击学校领导追随国民党右派势力，打击学生的爱国进步活动。在一九二八年新学期开学不久，便被开除了学籍。父亲离开学校，姑姑不久也因为家里无法支撑她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也只好辍学回到了老家。父亲后来在县城靠着同学的帮助，被聘为母校的国文老师。由于父亲人缘比较好，学校的同事积极帮忙，姑姑也被一个乡村小学聘为数学、语文两门功课的教师。从此，兄妹二人都正式开始了教师生涯。我的父亲在教学上非常下功夫，他对于勤奋好学的学生热心辅导，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对于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关照和帮助。久而久之，他在学生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学生们恭敬地称他为“大先生”。

父亲在晚年，常常提起他的人生导师和挚友于方舟、解学海，每次谈起他们，父亲总是流露出一种压抑不住的惋惜和悲痛。于方舟和解学海奉命组织冀东农民暴动，不幸被地主武装偷袭，在一九二八年初，被凶残的敌人杀害，死后还被砍下头颅，悬挂在高杆上示众。很明显，万恶的敌人用这种手段对付革命志士，无非是表明敌人是如何仇视革命者，也表明敌人对于革命的恐惧。

上面描述的虽然是我的家庭历史，距今时隔也是九十余年了。现在社会是何等的进步与发达，但是近百年前的求学生涯是何等艰难，对于如今的孩子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也希望我们能忆苦思甜，珍稀当下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不忘过去的困苦岁月里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