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传真】硅谷如何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原文作者：Mark P. Mills。翻译：王晓阳
来自：CityJournal
硅谷代表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的发展基于股票期权的承诺价格和人才的管理，而不是机构投资者和公司在全球的跨国并购。
——Richard Florida
当涉及技术和金融合二为一的时候，条条大路通硅谷。但是，当提到对改变世界的科学的支持，今天的技术领导者认为硅谷作出的贡献还远远不够。全世界等待着第一个来自谷歌、苹果、亚马逊的科学家或任何硅谷公司资助的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奖。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因为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在基础科学上的支出是微不足道的，但恰恰是基础科学引爆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
下面来做一个比较：贝尔实验室只有12岁的时候，团队的一个科学家荣获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贝尔的研究人员先后获得共八个诺贝尔奖，相当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历史记录和顶尖的如普林斯顿大学在数理化生物医学方面获奖的总数。五个诺贝尔奖已经到成立于1945年的IBM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因为他们追求的不只是新的产品，而是对纯科学更感兴趣。
诺贝尔只是一个度量，但它是一个机构的文化和愿景的有力指标。如果用Google搜索任意高科技巨头的历史，从贝尔实验室和IBM再到GE，杜邦，RCA，施乐PARC，福特和埃克森美孚（该公司的科学家发现了锂电池），你会发现这些公司在基础材料和科学领域作出贡献的人有一个长长的列表，足以与那些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相媲美。相比之下，今天的硅谷企业，所有的成就集中在产品创新：自驾驶汽车，智能应用，智能手机，无人机，机器人仓库，虚拟现实护目镜，或价值10万美元的电动汽车。
当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公司公布增加5亿美元研发支出的时候，硅谷观察家们在Twitter上惊呼具有“大规模积极性”和“颠覆性（disruptive）”的产品创新可能马上要浮出地平线，也许是电动汽车或3-D电视。毕竟，区区1.5亿美元，苹果的研发投入带来了改变手机世界的iPhone。但这些引人入胜的产品没有一个上升到足以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地步，例如像，第一个晶体管，第一台计算机或激光，基因组技术，半导体，光电效应，光合作用的合成机制，或博弈论中的数学理论。这不是颠覆性（可能是第二个最经常使用的形容高科技的字眼，仅次于awesome），这种革命性的科学创新未连接到硅谷的生态系统之中。但是，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不来自使用的产品；它们来自基础研究——从根本上增强了，并衍生了我们对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和材料的理解。这种进步的典范是诺贝尔奖涵盖的领域。
现在是时候使今天的科技巨头通过一些方式拓展它们的视野，赢得一些诺贝尔奖了。他们需要站出来，大胆实践，并通过启动一个重大举措，投资于基础科学来创造历史。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已经用尽了现存的模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资助基础科学的研究。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整体支出一直呈下降趋势，由大学和研究人员组成的联盟，推出的创新赤字工程则强调了这个事实。
尽管政府已经回吐了基础科学的研究经费，但政治压力增大使资助更多投入到实用和短期项目。联邦政府的研发工作更像是企业研发，即使是在应用研究上没有危机。企业花费超过所有的联邦计划研发投入的四倍多（扣除国防部分）。但公司对于基础科学的支持，远低于5％的私营部门的总研发支出，甚至是这部分也处于风险不确定中。最近的一个商业领袖的调查中发现以成果为中心的资助压力上升。被誉为创新者的公司甚至并不支持基础科学，而是选择专注于工程项目。例如，谷歌的先进技术和项目组，针对两年期限的商业可行性项目。
这并不是说新的科学发现是没必要的，无论是在农业，医疗卫生，或能源。谷歌自己的工程师们最近得出结论，他们追求的新能源技术没有新的科学介入注定是失败的。2011年，谷歌取消了大肆宣传的项目：该项目尝试创建新的能源方案——比煤更便宜的一种能源。谷歌意识到：在新能源物理学领域尚未被发现，实践中更不可能取代煤的地位。但谁能预测科学家有一天说不定会发现一种新能源，比如说，“暗能量”，这可能注入宇宙的奥秘。但是，这是基础科学，天体物理学领域。在众多领域，浩瀚的科学仍然等待人类的发现和研究（未实现的应用）。随便举几点：极端微生物细菌学，量子物理学，双曲超材料，纳米生化，极端化学，以及复杂的数学运算（从健康诊断到汽车交通征服大数据分析）。
可是如何才能让美国企业加紧填补基础科学的私人和政府资金的双重撤退留下的空白？解决的办法是采取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的70-20-10研发支出模型：70％的核心业务，20％针对相关项目，以及10％的用于“有潜力成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新奇特创意”。然而新奇特的想法，无法像加利福尼亚州的泰国食品店那样下单。历史经验表明，他们来自没有固定指向的聪明的科学家，主要集中在高校，有时在企业实验室。施密特主席或他的同胞谷可以押宝，挑战基础科学。这种新的承诺（某种带有赌博的意思）将不会向有关慈善组织捐赠个人财富，而是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在大学或企业实验室的基础科学研究。
高科技-美国企业可以轻松承受这样的承诺。百强高科技公司的集体市值是数万亿美元来衡量的，全球只有15个国家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GDP。美国的世界500强，等美国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75%，超过所有其他任何国家的GDP数字。如果只有排名前10位的科技公司领导承诺贡献他们目前研发的10％的预算，换句话说，整体收入的几个百分点，但它会增加美国学者科学支持的三分之一。而如果所有美国公司在硅谷的带动下，把目前研发的10％投入到基础科学，它会增加一倍的总基础科学资金。这将创造历史。
政府应该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比如说目标应该在改善研发的抵税政策而不是为私人部门的资金确定导向。在二十一世纪，科学的领导者可能没有（或许不应该）来自官僚机构，而应该来自谷歌，苹果，亚马逊，Facebook，思科，微软，英特尔和高通，甚至Uber。SergeHaroche，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最近呼吁恢复基本科研经费，“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的科学中取得突破。”硅谷的口头禅是颠覆，是时候让高科技的巨头掏出他们的钱来实现这个口头禅了。
作者：Mark P. Mills isa Manhattan Institute senior fellow, author of Restoring the Innovation Foundation,and Faculty Fellow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cCormick School of Engineering.
（编辑：曹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