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地都在努力创建自己的“硅谷”，但硅谷模式却如此难以复制。这是因为，政府往往更关注资金投入和人才引进，却较少关注影响科技创新的文化动因。事实上，创新嵌入于特定文化中，真正具有创新力的城市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创新的的内在力量。
科学技术不断塑造人类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实践的变革必然重构时代主流价值观。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等构成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是历史过程的积淀。任何重大技术变革都会通过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塑造着代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商业理念和消费时尚，从而引导人类价值观的嬗变和思想体系的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通过在制度领域发展国家创新系统，在价值领域倡导求变精神，在生活领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深深地浸润和濡染人的心灵。
一. 建设科创中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科技创新中心是大家经常谈到的一个热词。那么，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美国著名区域创新问题专家佛罗里达（R.Florida）认为，人才（Talents）、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性（Tolerance）是促进城市和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三者紧密联系又互相补充。
人才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人才是科技创新活动行为主体，
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产业的开拓者。人才是创新诸要素中最能动、最核心的要素。在科技创新活动的整个过程中，不论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或消费，还是相应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与决策等，都在根本上取决于各类各层次人才。科技创新的发生不仅需要人才个体所提供的智力支撑，还高度依赖于人才集聚所产生的集体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本质上就是全球人才集聚的中心。
技术是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如果只有人才的集聚，没有技术的产出，也无法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众所周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技术主要来自于企业。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支撑起来的。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因为这里培育出了惠普、英特尔、苹果、谷歌、思科、甲骨文、推特、脸书、特斯拉等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龙头企业。正是这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最终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施以重大影响。
包容性是指城市文化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它借由人的行为体现出来，并作用于人的行为而影响城市创新活动。文化是城市的基因，与城市的历史密切相关，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未来的发展。“文化既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成长的土壤，也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枯萎的园地……肥沃的土壤本身不会生长出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任何东西都会失去成长的根基”。创新文化的特质是崇尚冒险、宽容失败、激励草根、包容异端，所以“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创新文化的两个重要特征。
2. 从“八个叛离者”故事看包容性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具有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激励成功，也宽容失败。因为创新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和更好的创新，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迎来成功。
世界创新之都硅谷就是以具有包容失败的商业文化而闻名。那里的企业普遍推崇的价值观是“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要奖赏敢于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因冒风险而失败的人”。但是，“成功和失败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你还没有失败过，那说明你还没有尝试；但如果你只是失败，那说明你还不知道怎么正确地做事。”硅谷的秘密是“失败，容忍大量的失败，2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能在这里成功，但是你若失败了，那就重新再来……一个初创公司不是一个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
“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失败。”硅谷地区对待失败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失败发生之后对失败者的宽容，而且在于对于创新创业一开始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硅谷人常常会用一种“试错法”来尝试新的东西，开动思路设想很多可能性，不断试错，直到成功。尝试失败，就需要有人为失败买单，这些为失败买单者就是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人。风险资本又称“创业资本”，泛指向初创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投资，它是科技人才与风险资本家的合作，是将技术、资金及管理重新组合，以促进高技术新企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以说，没有风险资本，就没有高技术创业。硅谷之所以成为全球高技术创业的“圣地”，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地活跃的风险资本市场。硅谷地区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吸引了全美超过40%和全世界20%的风险投资，创造了美国12%的专利产出。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包括对各类边缘化群体（诸如书呆子、各类怪才、甚至同性恋者、黑客、嬉皮士等）和“异想天开”的容忍和接受。当年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从风险资本家那里融到第一笔资金时就是一个嬉皮士。而他的继承人库克更是刚刚“出柜”的同性恋者。佛罗里达通过对美国50个大都市区的研究发现，同性恋人口、“波西米亚”人口、外籍居民人口以及综合考虑上述三种人口的指标都与城市科技创新发展存在正相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因素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原因，更不是说这些边缘化群体更具创新力，而是指开放、包容的文化对科技创新型人才更具吸引力。
同时，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包括了对员工跳槽或自主创业等行为的宽容和鼓励。在硅谷的发展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八个叛离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对硅谷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55年，晶体管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发明”，被人们称作“晶体管之父”的肖克利博士，离开贝尔实验室返回他的故乡硅谷所在的圣克拉拉市，创建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很快，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八位年轻的科学家从美国东部陆续到达硅谷，加盟肖克利实验室。他们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这是当年美国西部从未有过的英才大集合。可惜，肖克利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却缺乏经营能力，他雄心勃勃，但对管理一窍不通。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研制出任何像样的产品。八位青年瞒着肖克利开始计划出走。肖克利怒不可遏地骂他们是“八个叛逆者”。
1957年底，这“八个叛逆者”在纽约的一家企业支持下成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八个叛逆者”有了自己投资，有了股份，有了管理权，有了技术方向，有了一个团结精悍的集体。在短短两年时间，仙童公司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仙童公司也开始孕育着危机。母公司不断把利润转移到东海岸，以维持其他子公司的盈利水平。目睹母公司的不公平，“八个叛逆者”又开始纷纷出走，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随着“八个叛逆者”的出走，那些纷纷涌进仙童的大批人才精英，又纷纷出走仙童自行创业。“八个叛逆者”出走仙童后创办的公司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英特尔（Intel）公司。
人才大量流失对仙童公司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整个硅谷发展来说，甚至世界半导体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的“福音”。随着一批又一批“仙童”夺路而出，掀起了巨大的创业热潮。到上世纪80年代初，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其中半数以上都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据记载，在1969年硅谷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位与会者中，未曾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还不到24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是“硅谷人才的摇篮”。正是这“八个叛逆者”的反叛精神成就了无数年轻人的创业梦想，也正是这种反叛的创业精神成就了硅谷的伟大事业。正如苹果公司乔布斯形象比喻的那样：“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还具有激励草根的精神。众所周知，硅谷的很多著名企业都是从车库里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硅谷创新的“车库文化”。“车库文化”正是草根创新的最好体现。硅谷的第一家高科技企业惠普公司就是从车库诞生的，这个车库也被称为“硅谷的诞生地”。在上世纪30年代，相对于美国东部地区，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发展还十分落后。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特曼先生鼓励他的学生毕业后留在本地创业，而不是到东部去就业。其中两个学生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以538美元起家，租下一件不到4平方米的车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生涯。到1957年，惠普公司上市时，员工已达到1500人，市值达4800万美元。如今惠普公司的工厂遍布世界各地，年销售额超过1100亿美元。著名的苹果公司在上世纪70年成立之初，也是一家只有几个人的车库企业，如今其销售额已跃居硅谷之首，超过1700亿美元，全球员工数超过8万人。
总而言之，包容性创新文化的核心体现在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和个人选择，使知识精英在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中找到发挥才能的舞台。我们知道，人才在选择就业城市时，不仅考虑好工作，而且考虑环境的包容性和文化的多元化。对于创新创业人才来说，“多元化”代表的是某些他们认同的价值观。包容性的创新文化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新激情与活力，为施展才干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从而促进初创公司繁衍和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
3. 城市的胜利不仅在于能吸引精英
多元、开放的创新文化已被证明是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开放的文化氛围为优秀科技人才，尤其是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思想交流、观念碰撞以及竞合兼容的环境，促进了隐性知识的溢出与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开放性的创新文化降低了人才的进入壁垒，有利于多样化人才能够被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所接受并迅速融入其中，从而推动该区域的创新和发展。
例如，纽约和伦敦的国际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1/4，有人曾经统计说，纽约市大概流通800多种语言。硅谷创新文化的开放性特征则更为显著。2012年，硅谷地区在家说非英语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51%，远远高于美国国内21%的平均水平。当地不仅移民比例非常高，并且移民来源地多种多样。其中约1/4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个是在中国或印度出生，约1/3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国外出生，这表明硅谷当地文化融合了世界各地文化。在这个创新的大熔炉里，不同母语、不同文化背景的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成为联结硅谷与其母国科技中心的纽带，使得硅谷的企业可以方便地接触到其他地区的技能、技术和市场，这是硅谷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文化、商业环境中，硅谷科技创新人员相互间常常有着广泛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在本地乃至全球不同公司间快速传播，知识溢出效应十分明显，激励各类新思想、新技术及新产品的产生。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城市的多元文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精英阶层，而是具有更宽泛的含义。对于不同阶层人口的文化都具有极强的包容和吸纳精神的城市，才能在城市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城市的胜利不仅在于它能吸引精英和知识人才，它也为底层社会人口提供了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被嗤之以鼻的贫民窟其实是底层社会人口通往中上层社会的“中转站”，刚来城市的农村及小城镇人口起先住在贫民窟中，通过自身努力奋斗和不断积累财富，从那里搬出住进更好的房子，而与此同时，又会有新的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住进贫民窟，开始他们的奋斗故事，城市没有他们是缺乏活力的，但这一切的前提是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是没有阻隔的。因此，加强文化的开放性，促进多元文化交流，提升城市魅力和软实力，将是体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科创中心建设也是文化再造工程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全球创新网络的核心节点，还是新观点和新理念的传播源。作为时代先进生产范式的代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对世界文化的形成有着引领、示范和塑造的作用。科技创新中心拥有最具包容力的创造性文化，其中隐含的人本主义理念赋予了这种文化以超强道德感召力，使这种文化成为具有某种时代性、进步性特征的先进文化。
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经济繁荣的城市或地区，无一例外都兼备文化引导与文化繁荣。任何城市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具有一定的路径锁定效应。如果文化要素无法与其他要素协同发展，就可能成为城市（地区）迈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道“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就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文化再造工程。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但是不可否认，在城市发展的环境变迁中，上海逐步形成了偏爱舶来的“高大上”文化和“精明规范”的白领文化，这种文化取向恰恰与崇尚冒险的草根创新文化是相排斥的。在这种文化认同下，对“小不见经传”的草根小人物、小微企业往往“视而不见”，对各类边缘化群体和异端行为“鄙视”有余而包容不足。这或许就是上海为什么产生不了马云也留不住马云的最终答案。
须知，有时正是那些无人问津的小人物成就了无人企及的伟大事业。而一些天才人物也常常都有与生俱来的缺陷，或是生理的，或是心理的，正所谓“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社会的包容，天才就可能沦为成为社会的异类，因受到社会歧视而一事无成。
新世纪以来，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和模块化不断发展，传统的创新模式正发生革命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开放式创新理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开源创新、科技众筹、研发众包等新的创新范式层出不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创新不再只是“高大上”，而更多来自草根；创新不仅在“庙堂之上”，更在“江湖之远”；创新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特权”和“专利”，而是千百万民众所共同的事业。“高手在民间”的理念正在为人们所认同，激励大众创新、草根创新正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社会基础性工程。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大力弘扬包容性的创新文化精神，要兼顾好“精英创新”和“草根创新”。既要重视发挥科学家、企业家等高端精英的作用，更要激发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创新活力；既要瞄准科技制高点、追求创新“高大上”，更要重视民生关注点，推动科技“接地气”。要着力在创新政策的“普惠性”和创新环境的“包容性”这两个方面下功夫，使创新政策要更多体现公平、普惠和实用的原则。譬如，创新人才政策要更多地覆盖整个人才群体，人才计划和政策的立足点要更多从激励高端人才转向更多地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公平竞争的普适性条件。要着力培育和倡导“车库”文化、创客文化等创业文化风尚，将将大学生宿舍、廉租屋等空间变为热血青年和草根创业者交流奇思妙想的场所，让创新之树扎根于民间沃土，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开出创新之花、结出创新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