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中国特有动物，有“活化石”之称。大熊猫在第四纪期间在我国曾有广泛分布。但第四纪期间大熊猫在体质和习性等方面和现生种有诸多不同。现生种大熊猫出现时间，学术界有不同见解。但全新世中期，现生种应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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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大熊猫有多种称谓：“貘”“貘豹”“白豹”“猛豹”“貊”或“貊兽”“氁”“花熊”等诸多称谓。《尔雅·释兽》：“貘，白豹。”晋郭璞注：“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宋邢昞疏：“貘，白豹。释曰，貘，一名白豹。《字林》云：似熊而白黄，出蜀郡，一曰白豹。”另外，中国古代所说的奇兽“貔貅”，胡锦矗认为也是大熊猫。但据文献对“貔貅”的描述，把“貔貅”作为大熊猫，尚存诸多疑点。
在全新世中期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大熊猫的遗骸。其中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湖北建始县花坪和广西来宾县芭拉洞洞穴遗址。这三处发现大熊猫遗骸的遗址所在地区，地形都是以山地为主。
在西安市南陵的西汉文帝之母薄太后墓葬发掘中，出土了大熊猫的头骨和牙齿。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提到的异兽中有“貘”。大熊猫以竹子为食。古代秦岭北侧，竹子的分布很广，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竹鼠骨骼，就是很好的证据。据此，古代大熊猫在秦岭北坡生存是有可能的。
《山海经·西山经·西次首经》记载“南山”：“兽多猛豹。”晋代郭璞注：“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清代郝懿行注：“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声近而转。”《山海经》中的“南山”，即位于西安南面的秦岭山地，古代又称终南山。与薄太后墓葬中出土大熊猫骨骼相印证，进一步表明在汉代，西安秦岭北坡有大熊猫生存。
由于大熊猫的栖息地为有着茂密竹林的海拔较高的山地上部，人迹罕至，大熊猫的活动范围又相对较小，人们难以见到，故有关大熊猫的称谓很多，并对其习性、外貌等产生误传，如所谓大熊猫“食铁”“舔铁”等习性，古代文献中又称大熊猫为“食铁兽”，都属误传。但上述古代文献中对“貘”“猛豹”的体貌特征的描述，应是大熊猫。
汉代杨雄《蜀都赋》描写蜀地有“貘”。《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永昌郡有“貊兽”。东汉永昌郡管辖今云南保山市、大理白族自治州和哀牢山以西的澜沧江和怒江两侧的广大地区，说明云南西部也曾有大熊猫分布。
前引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指出“猛豹”“出蜀中”，表明晋代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地为大熊猫主要分布地区，秦岭北坡已无大熊猫分布。与《山海经》相比，晋代大熊猫分布范围有所缩小。
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亦记载永昌郡“有貊兽”。晋代永昌郡与东汉永昌郡所辖范围大致相同。晋代魏完在《南中志》记载：“貊兽”“毛黑白臆，似熊而小……出建宁郡也。”晋代建宁郡以今昆明和滇池为中心，其东北部包括今曲靖、宣威等，其西南部包括今新平，东南部包括今路西、弥勒、泸西，西北部包括今禄丰等，其西南为哀牢山，其西南部与晋永昌郡相接。
唐代《图经本草》记载：“黔、蜀中有貊，土人山居，鼎、釜多为所食。”
明代记载四川西部山地和川东地区及川黔接壤地带有大熊猫分布。《大明一统志·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土产”有“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一记载：“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
清代，记载有大熊猫的方志较多。
雍正十一年《广西通志》卷三一“物产”：桂阳府，“按旧志载白貘、庞降诸物产，只以传疑，今不敢传会。”其中的白貘，为大熊猫。“旧志”可能为清初方志。这一记载表明，广西桂阳地区也曾有过大熊猫，只不过到雍正时已经消失，故对旧志中的记载表示疑问。
湖南省西北部地区有大熊猫分布。同治《直隶灃州志》物产有“貊”。嘉庆《永定县志》物产“貊多力好食竹，皮大毛粗，黄黑色，可为寝之。有警则毛竖，邑多有之”。同治《续修永定县志》物产有“貊”。清代湖南省永定县即今张家界市。
四川省在清代记载有大熊猫的方志很多。道光《略阳县志》卷一《舆地部》：“白熊山，《雍胜略》：在县东八十里，昔有白熊出此。”《雍胜略》可能为清初以前编写的方志，表明清初以前这里可能还有大熊猫，道光时已不存在。乾隆《酉阳州志》物产有“貘”，但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貘，食铁兽也，国初州北小坝等地有之。”表明到19世纪后期这里已无大熊猫。
道光《遵义府志》物产有“貘”。
清代前期湖北省西部曾有大熊猫分布。乾隆《竹山县志》物产有“貘”，同治《竹山县志》物产有“貘”，同治《长阳县志》物产有“貘”。
上述记载表明，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直到19世纪中后期，是大熊猫的重要分布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这些地区不再见到有关大熊猫的记载。
清末和民国时期四川省记载有大熊猫的县志有：光绪《重修彭县志·物产》：“花熊，食铁，出牛圈沟。”此“花熊”应为大熊猫。彭县位于成都西北部，位于它的北面的汶川县，在20世纪末还有大熊猫，并在此建有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故彭县的“花熊”应为大熊猫。而且，彭县的位置紧邻成都平原，说明在19世纪，在紧邻人口较稠密的成都平原的川西山地，亦有大熊猫分布。光绪《雷波厅志》物产有“貘”。民国《汶川县志·物产》：“白熊，亦为熊猫。”民国《西昌县志》：“貘，体形似羊，毛尾俱短，鼻长，前后肢相等，草食性，黄木、西锦川两乡常见之。以其无大用处，猎之者少。”民国《康定县图志·鸟兽》有“白熊”。但20世纪初川西的一些方志记载大熊猫已无，如民国《汉源县志·物产》：“貊貊，……今无。”民国《夹江县志·祥异》：“光绪丁酉年，县西北山多猛豹，白昼伤人，行者必众乃可避免。”后经“驱逐并焚香饬山神制止，始匿迹”。
又据调查，20世纪初在川西康定地区多次捕获到大熊猫。
位于西昌地区和康定地区北部的川西大小相岭，到1970年代，经调查仍有大熊猫分布，但其分布范围已大大缩小，栖息地呈两个隔离的地区，即大相岭的洼山和小相岭北部的宝山，分别隶属洪雅、峨眉、峨边、荥经、汉源五县和越西、石棉、冕宁、九龙四县。到1990年代，其分布范围又进一步退缩。
上述记载表明，清代在四川省南部、北部和川西山地都有大熊猫分布。其中尤以川西地区大熊猫分布范围最广，在地域上可能为连续分布。
云南西部地区，汉代、晋代文献都记载有大熊猫分布。直到20世纪初期，仍有大熊猫分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地志》：“貊、猩猩，出永昌。”再后来，民国十八年(1929年)《续云南备征志》：“貊，永昌有之。”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永昌府，包括今云南西南部的保山地区及临沧地区的西部。
上述记载表明，从川西北的汶川、彭县向西南，经邛崃山地、峨眉山、汉源地区、大小相岭，大凉山到安宁河谷两侧的西昌地区和向西到康定地区，乃至到云南西部，历史上都曾有大熊猫分布，而且曾为大熊猫连续分布区。
据调查，1960年代初期，康定地区再没有发现过大熊猫，西昌地区和云南西部地区也未见有大熊猫的报道。
另外，甘肃南部的文县、迭部和舟曲，据1970年代的调查，还有大熊猫分布。这一调查结果意味着，这里的大熊猫以前曾和四川西部地区大熊猫是相连的。历史上秦岭地区分布着大熊猫(今天在秦岭南侧的佛坪县仍有大熊猫分布)，通过甘南地区与川西地区相沟通。
综上，历史时期大熊猫地理分布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逐渐缩小。
▋在历史早期的全新世中期，大熊猫分布很广泛，其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的很大部分，以及河南省西部、秦岭山脉以南的陕南和甘南地区(秦岭北侧也可能有大熊猫分布)、整个四川(包括今重庆市域)，以及云南的很大部分地区。
▋进入历史时期，大熊猫分布地域逐渐缩小。大熊猫在河南省的消失可能也很早。
▋到18世纪的清代雍正时期，广西已无大熊猫生存。
▋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大熊猫还有几个大的分布区。第一个地区是川西山地和滇西山地，可能是连续分布。第二个大的分布区是秦岭和岷山山地。第三个大的分布区就是川东、川东南、鄂西南、黔北和湘西北地区，这也是一个连续分布区。最后一分布区在19世纪末以后不再见有大熊猫的记载。到20世纪，滇西地区不再见有大熊猫的记载。
▲历史时期大熊猫分布的变化
1.全新世中期大熊猫最大分布范围;2.清代初期(17世纪末以前)大熊猫的主要分布范围;3.20世纪初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
▋到20世纪中期，大熊猫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据统计，自1950年代至20世纪末，大熊猫的栖息地丧失了4/5，仅存1万km²余，分布于四川、陕西和甘肃的34个县境内，分成20 个孤立的分布区。这些孤立的分布区主要位于川西山地，此外，在陕南秦岭南坡的佛坪及邻近县尚有大熊猫残存。据1990年代调查，甘肃南部地区文县境内的白水川畔有大熊猫踪迹。
▋自1970年代以来，在国家主管部门主持下，进行三次全国性大熊猫普查。其中1985～1988年的第二次普查结果表明有大熊猫1100多头，1999～2003年的第三次全国性普查表明，大熊猫种群数量比第二次全国性普查时有所增加。
本文摘编自《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邹逸麟，张修桂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0）一书“第七章 重要珍稀动物分布的变化”。
(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
ISBN 978-7-03-038814-8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是《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之一，是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的基础上重新编写而成的。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掘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吸收最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考古研究以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方法，如孢粉分析、沉积物分析、树木年轮以及14C测定、遥感和卫星像片判读等，全面反映历史时期中国各自然地理要素的演变和发展的概貌。论述中国气候、植被、珍稀动物、主要河流、湖泊、海岸、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
资料来源：赛杰奥
本期编辑：王波涛 王新宇 胡月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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