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速递 | 拾荒者，无处安放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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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并非只有灯火辉煌，也充斥了不堪与肮脏，而有这样一类边缘群体，他们失去了安居之所，离开了回不去的故土，在城市的角落寻找残存下来的希望，从一个塑料瓶到一块纸箱皮，他们亲身去体验城市，即使被贴上偷窃、不道德、肮脏、病菌的标签，他们也努力地通过身体实践去占据和重构自我的生存空间，构建其独特的社会网络，与似乎和他们格格不入的城市社会网络形成了鲜明的映射，成为对城市宜居的最大讽刺。   

To Cite:

陶伟,王绍续,朱竑.广州拾荒者的身体实践与空间建构[J].地理学报, 2017,72(12):2199-2213.

       荒者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是众多贫困人口谋生的重要途径。尽管拾荒者数量巨大，其重要性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拾荒群体仍多被刻板化为偷窃、不道德、肮脏、病菌的化身，这种符号化已经被社会广大成员所内化，并形成了社会刻板印象。拾荒者对于城市空间的体验，以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反向作用常被忽视。区别于在室内或在城郊建筑工地务工的乡城流动群体，拾荒者每天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并频繁地与城市居民进行交易，其在城市日常生活活动中往往呈现“在场”的状态。他们的身体实践更为鲜明地折射出充满能动性的个体和城市空间的碰撞和协商，同时也代表着“城市群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与“城市空间所代表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协商和对话。展开对拾荒者群体的研究，为我们透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边缘群体提供了可能性。城市化的过程其实也是身体实践和身份建构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深深地嵌入到城市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拾荒者的身体在双方力量的对抗中扮演着复杂的多重角色，它既是统治者漠视或试图改造和规训的对象，同时又是拾荒者得以生存的武器和工具。因此，聚焦于身体在权力空间中的实践是剖析这一动态权力关系的核心所在。研究试图从身体的角度重新认识拾荒者，深入到拾荒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借助身体实践的概念解读拾荒者对城市空间的重构。

       基于身体地理学的视角，以城市边缘群体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方法，在2014年11月-2015年10月的13个月期间，对位于广州天河区林和村的拾荒者群体展开个案研究，旨在探索拾荒者如何在城市中占据生活工作空间，以及分析拾荒者所占据场所的空间特征和结构。

广州研究区域图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拾荒者通过身体实践建构的物质空间

1  以身体实践占据生存空间

       身体实践不仅仅停留在边缘群体对宏观空间决策的反映层面，还表现在边缘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反作用上。拾荒者作为乡城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城市对他们而言是谋生的地方，是临时的容身之所。在快速拓展和更新的城市里寻求家空间和工作空间也就成为拾荒者能够生存于城市的最大考验之一。他们需要具备权宜变通的生活智慧和丰富的身体实践，以便适应快速变化中的城市空间。

ZXS和ZXJ的工作空间

ZXJ夫妇工作空间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由于工作性质，拾荒者大多在街头巷尾的公共空间内工作。拾荒者多通过对公共空间进行挪用的方式，将其收为已用，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许多拾荒者都拥有自己固定的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包括街道旁、公园、垃圾站旁等在内的公共空间，他们会将手推车、三轮车等运输工具停放在这些空间，同时也会将收集回来的废品堆积在此。因此，拾荒者的根据地是拾荒者分类、整理、再加工拾荒物的空间，也是展示其独特身体实践的空间。如何处理工作空间与其周边空间的关系，是拾荒者成功挪用城市公共空间之后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占据公共空间，又不能与公共活动融为一体，拾荒者多会选择将根据地与附近居民、商业活动进行一定的阻隔，这既是对外界投来的凝视视线的阻隔，又是尽量减少对市民日常生活干扰的生存策略。

       拾荒者主动建立起的隔离屏障是深知自我处境的折射，是对凝视者优越定位的反抗。“凝视”往往被作为一种带有权力意志的观看方式，与看相比，凝视包含了更多含义，它表示一种心理上的权力关系，即凝视者优越于凝视对象，凝视往往以一种窥测的角度赋予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占有与控制权力。拾荒者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受到社会的“污名化”对待，看与被看的行为建构了主体与对象，自我与他者，塑造了在城市中格格不入的拾荒者处境。在这种话语情景下生存的拾荒者，由于力单势薄，难以改变现有的被排斥现状，转而采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来改变自我的生活空间。物理空间的空间隔离正是社会排斥的具象化表现。

       通过身体实践，拾荒者有了“使用但不必拥有的权力”，从而得以完全按照自己所携带的社会文化习惯来布置和使用个人占据的空间，从家具的选择、搭配以及摆放全由自己做主，最大限度地打上自我的标签。对于拾荒者而言，在广州的家空间中充斥着的河南饮食、河南戏剧、河南方言等身体感知和实践，而这些身体实践均在营造着拾荒者“在家”的感觉。因此，拾荒者对工作空间和家空间的建构是“避让但不逃离”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是更为积极主动的身体实践。

ZXJ夫妇的工作生活区域的位置

2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松散聚集区

       拾荒者群体在积极建立个人生存空间的同时，还在建构着专属于拾荒者群体的居住空间和“地盘”，这种空间分异的形成，是拾荒者身体实践与社会关系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拾荒者进入城市，他们不断借助或强或弱的异己力量，试图将不同资源要素结合在一起，以此占有在城市立足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既是拾荒者身体实践维系的结果，同时又是其生存的手段，在借助地缘关系的基础上，拾荒者们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聚居隐匿在现代化都市内部，不易为人发觉，同时运用自我的街头生存智慧，形成了松散的、边界模糊的、集生活与工作为一体的拾荒者聚集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除拾荒者在城市里的陌生感，有利于互帮互助、交流信息，但拾荒者的社会网络往往局限于地缘关系，缺乏主动扩大社交网络的动机，并不有利于拾荒者的城市融合。

       尽管以地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是他们在城市里的主要关系网，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共享彼此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看来，进城后建构的庇护关系是属于私人的谋生资本，是自我身体实践转换的结果。拾荒者在城市的工作生活空间是拾荒者与多重社会关系协商的结果，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的选择离不开地缘关系的引介，其长期的维系离不开庇护关系和业缘关系的支撑。在多重关系的综合影响下，以夫妻为基础的拾荒者家庭逐渐获得专属于自家的回收废品的势力空间，多个来自同一地域的家庭相互联系形成松散的、边界模糊的隐藏在都市里的地域聚集区，其各个节点分散在城市空间的边缘位置，是城乡差异的另一种体现方式。

研究发现

       身体作为为边缘群体发声的武器，有力地挑战了主流社会对包括女性、种族、疾病、肥胖等在内的边缘群体的控制和规训，研究从拾荒者的身体实践出发，全面揭示了拾荒者的身体实践对建成环境的重构过程：

    （1）在追求高楼大厦和整齐划一的现代城市空间形态的过程中，拾荒者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和边缘群体，常常成为被忽视乃至被驱赶和规训的对象，但是他们会通过身体实践占据和重构自我的生存空间，无论被动或主动，拾荒者的身体实践都是对宏观制度和主流文化的默默抵抗。在持续且微观地协商和抵抗中，身体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拾荒者体验和感知城市的基础，同时又是其不断地反作用于城市空间的工具。这种个体拾荒者的聚居区不同于以往研究所关注的乡城流动人口聚集区，它隐匿在现代化都市的内部，不易为人发觉，是拾荒者运用自我的街头生存智慧，建立起的空间边界相互交错、但收购权力划分明确的工作势力范围。拾荒者对城市空间的挪用，打破了既定的城市秩序，形成了特有的嵌入在城市空间中的属于拾荒者的空间。

    （2）拾荒者聚集区形成不仅仅象征着拾荒者身体实践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拾荒者实施并完成了对城市街道、建筑等空间意义的转换与利用。拾荒者聚集区的各个节点分散在城市空间的边缘位置，是城乡关系的另一种体现方式，在拾荒者聚居区碎片状地深入到城市空间之后，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权力、正当的、作为一方主宰的意义被模糊，城市街道和建筑空间中所蕴涵的规制和秩序经过拾荒者细微且长久的身体实践而有所削弱。城市规划所定义的城市空间被拾荒者转变成了融合城乡因素的混合空间。基于此，拾荒者得以成功地在现代城市建设的缝隙占据和开拓他们的生存空间。

结语

       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城市化情景，从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和拾荒者个体的能动性着手，试图详细地阐述身体和城市两个尺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丰富了身体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研究对拾荒者能动性的关注，挑战了已有研究对拾荒者的刻板印象和脸谱化，强调了发源于身体实践的自下而上的对权力的协商和挑战过程。身体实践和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很具意义的话题，如何借用身体体验、身体实践的力量，打破微观边缘群体和宏观权力的二元对立以及微观尺度和宏观尺度的二元分离，开展身体、家、邻里、社区、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多尺度的互动和融合研究，也将成为后续需继续深入探讨的极其富有意义和意味的话题。

资料来源：华南文化地理人

本期编辑：毛雅倩 常贵蒋 徐晓凡 芦志霞

审核人：任宇飞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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