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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边界”结缘

关于“边界”，最初是2013年，在京都IGU区域会议上第一次无意中跑到了“边界研究”（Border Studies）的会场，听了他们的几个报告，于是被吸引。2014年云南师范大学举办“边界与移民”国际研讨会，许多“边界研究”的大牛都去参会，我也前往学习。会议的安排非常好，会议的一半日程在昆明，另一半日程在西双版纳，其间还去了打洛口岸考察，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得知，原来这种分赴两地跨界办会是他们边界研究学会的特色和传统。随后，我回到广州，开始准备2016年的IGU政治地理委员会前置会议，随之开始更多的接触IGU政治地理委员会和边界研究学会的成员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更多地开始参加他们举办的专业会议，这是我对“边界”认知的启蒙过程，由此对“边界”话题的兴趣就日益浓厚起来，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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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策划相关会议的跨境边界考察，我联系了当时在深圳规划政策研究中心的学生李晓雅，请她帮我推荐几个可以考察的点，她推荐了中英街、落马洲、皇岗口岸、前海、蛇口等一些地方。我马上又联系了深圳规划院，请他们作为协办单位，帮忙提供一些进一步专业的帮助。之后大概是在2014年10月份的时候，我带着会务组的部分成员第一次对深港边界的这些考察点进行了逐一考察，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和会议的知识相关性、可进入性、时间投入等角度考虑出发，筛选了中英街、深圳湾、蛇口几个点，设计了会议的考察路线，这也是我第一次去中英街。后来，陆续又带几位专家去过现场踏勘几次。2015年8月，我在俄罗斯莫斯科IGU政治地理委员会工作会议上把2016会议的准备情况作了介绍，包括对会议考察的设计，结果发现委员会成员都对中英街感兴趣，他们之前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从边界研究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很有典型性和独特性的边界研究案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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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是19世纪末英国侵占香港、租界新界的历史产物，作为地区边界在一个多世纪里分割了世界上两大政治阵营。改革开放后，中英街处于中国特有的“一国两制”话语体系中。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英街作为分割中英、深港的边界，其边界功能、作用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与此同时，边境居民在同一国族的身份认同基础上经历了前后的中英、深港的发展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因此，中英街作为边界研究的一个典型而又特殊的案例，是非常有价值的。于是，我们在进行会议准备的同时，大约从2015年末开始对中英街正式进行研究调查，决定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故事和意义。当时正好周雯婷博士后进站和吴寅姗硕士入学，前者具有丰富的社区调研经验，后者是深圳本地人，具有较好的本地进入性，因此她们两位就成为了第一批中英街调查的主力。

话说“中英街”

说起中英街，老一辈的都很熟悉，但是调查发现，许多80后、90后，甚至是深圳市的居民，很多都已经不知道中英街这个地方了。中英街是一条不到300米的商业街，但因为它的东西两侧分属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和香港新界沙头角，所以形成了非常典型的“边界”景观。深圳这边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排满了各种化妆品、日用品的商铺，中英街关口外侧就是免税区，只要花上10块钱办理一张通行证，即可步行进入中英街免税区，各种进口的化妆品、电子产品、奶粉、纸尿裤、零食小吃等均可免税购得。除了中英街社区的居民，以及在中英街地区内工作的行政单位人员、国企人员、务工人员等，普通游客一般需持蓝证进入中英街。蓝证是当天有效的旅游签注，深圳户籍居民每周、非深圳户籍内地居民每月可申请一次。头几次我们进去都是申请蓝证，找代理多交20元，不用排队。后来为了方便调研，我们就以大学研究人员的身份申请为期10天的黄证，申请时需要提交身份证明、职业证明、调研事项、大学出具的介绍信等材料。但即使是黄证，也必须在当天下午6点之前离开，不允许在中英街过夜。因此，我们每天跟随人流早上入关，下午出关，接受边界关卡的限制和监管，有时每天进出的排队时间甚至超过1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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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里面并不大，花上个把小时就可以逛一圈。在调研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英街的“水客”非常多，多次遇到请求有偿带货出关的水客，出关后又有一帮人在等货，聚集在那里，成为中英街的一道日常光景。在调研过程中，经常能看到香港沙头角的老居民步行或骑自行车到中英街社区的菜市场买菜，然后再慢悠悠地跨越边界回到另一边，边界对他们似乎并无什么影响。在边界景观上，中英街社区的寂静和中英街的热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穿过中英街走上几步，就进入了安静的中英街社区，二者好像没什么关系。偶见几位老年人在社区内走动，在人潮涌动的中英街的衬托下，更显得冷清；相比深圳一侧的高楼大厦，香港一侧仍保留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层平房景观，平房年久失修，门前寥寥无几的老居民，与印象中的繁华香港形象相差甚远。另外，通过调研才知道，香港人到香港沙头角也是需要申请通行证的，沙头角对普通香港人也是个陌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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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感受非常兴奋，觉得“边界”真是神奇，一条边界划分出了多少不同的生活空间。一国两制下的边界是个分割线，但对于游客而言它变成了可以免税购物的消费空间，对于居民而言它又是影响生活的一道区隔，有另外一番意义。就如中英街原博物馆孙霄馆长所说的：“百年前清廷的失败为今天的中英街埋下伏笔，解放后由于这道界限，界碑两侧的乡民们需要赶着耕牛、扛着犁耙去界碑另一侧‘过境耕作’；文革时由于这道界限，分住界碑两侧、原为乡亲邻里的人们即使擦肩而过，也低头不语，生怕落个‘海外关系’的罪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这道界限，一些急于购物而跨越界限的游客，当即会被值勤哨兵拉回界限来进行教育批评，甚至还要检验身份证明；香港回归后，因为这道界限，大陆游客不仅可以放心跨过界碑另一侧，还用手机兴致勃勃地拨通家人电话，兴高采烈地说‘我已经到香港了！’”。

1985年秋，中方和港英政府巡警在中英街三号界碑附近巡逻、站岗的情景 (图片来自于网络)

20世纪80年代的中英街街景(图片来自于网络)

中英街的俯瞰图（左侧的高楼大厦为深圳一侧，右侧的低矮平房为香港一侧）(图片来自于网络)

现在的中英街街景（作者所摄）

变化中的边界

虚设的边界

1899年3月18日，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香港英新租借合同》为依据，中英两国在沙头角进行勘界，划分两国分别管理的“华界沙头角镇”（今深圳盐田区）和“新界沙头角乡”（今香港新界沙头角墟），中英街就是起源于勘界过程中形成的中英陆地边界线。尽管沙头角被边界一分为二，处于中英两国的管辖下，但由于当时没有设边界管理关卡，除海关检查进出货物外，两侧居民仍是相互走亲访友、赶墟交易、互通婚姻等，日常生活活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制约。由于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占据主导地位，自发形成了以经济活动为主体的“第三地带”，从而使得两侧居民在不挑战边界管理者权威的前提下能满足双方的日常生活需求。边境管理者也对这一状态表示了理解和默许，并没有进行过多地干预。因此，边界主要发挥了渗透效应功能，但边界的渗透效应只局限于边防禁区内的边境居民群体，其他群体仍被严格隔离于边防禁区之外。

封锁的边界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考虑以及打击非法入境和其他跨境犯罪活动，粤港双方决定封锁边界。受边界封锁的影响，之前可自由往来边界两侧的沙头角居民，在进行过境耕作、过境搬运等过境作业时需要出示通行证件；而在经济活动方面则加剧了店铺向中英街边界集中的趋势。由于深港两地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边界两侧的主要社会矛盾上升到了经济和政治层面，特别是深圳沙头角、盐田、梅沙及周边地区均出现通过中英街偷渡香港的现象。边界功能也从渗透效应转变为屏蔽效应，以应对这一阶段出现的乡民的逃港潮。边界从开放转变为封闭，除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与边界两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原来的基本相当逐渐变为出现差距、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有关，而发展差距正是促使人口跨界流动、追寻更好生活的主要动力。但是，这一行为打破了边境空间的和平，挑战了边界管理者的权威地位。结果是：边界被封锁，边境管理者加大了边界管理的力度，以阻止人口的自由流动。

重开的边界

1983年中港双方签订《开放中英街协议》，中英街由于具有毗邻香港、免税的独特优势，一度成为大陆游客心目中的购物天堂，1980年代时几乎日均游客超过1万人次，在节假日的高峰期曾高达10万人次，店铺多达300多间，是全国知名度极高的旅游目的地。在内地尚处于物资配给制的物资匮乏时期，商店、超市等经营业态还较为罕见的背景下，中英街给中英街地区及附近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商品和获取稀缺物资的便利，相关人员多有从事代购活动，从中赚取香港和内地商品的价格差和汇率差。但中英街作为“香港窗口”的功能在香港回归后大为削弱，中英街的商业旅游经济从繁荣走向衰落。而逐渐增多的水客、售假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中英街的形象，而且海关和边防也加大了对水客的打击力度，但由此也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均提到在中英街地区的生活就像“牢笼”，日常生活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很不自由。

 正在大量采购和等待的游客／水客（作者所摄）

 香港一侧的低矮平房（作者所摄）

有趣的边界效应

中英街边界是人为设定的，但由于存在经济活动、民族认同、精神文化等共同的生活需求，两侧居民都自发地将中英街边界作为媒介，持续不断地进行生活需求的交流和交换，从而形成了中英街商业街。旅游空间的新身份为中英街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导致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矛盾日益扩大，而边境居民作为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深方中英街的店铺基本是以集体、公司或单位的名义申请和获取营业执照的，中英街居民基本被排斥在经营体系之外。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中英街店铺租金不断上涨，港方中英街店铺的香港人所有者更倾向于将店面出租以获取高额租金。港方中英街的店铺大多是在香港注册，但实质是少数香港人和多数大陆人（特别是潮州人） 的个体社会力量占主导地位。大陆人通过承租港方店铺的行为实现跨越边界实践，从而达到参与中英街旅游商业化发展并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尽管港方中英街仍归香港管辖，但实质上已逐渐与深方中英街融为一体，成为主要服务大陆游客的旅游商业街。由此可见，中英街通过旅游实现了“再边界化”，但这种“再边界化”同时导致了边界与边境居民生活空间的割裂。边境居民利用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本地知识，将边界作为一种资源加以积极利用，从而实现最优的生存战略，达到经济收益最大化，如新界沙头角居民经常跨越边界到中英街买菜。同时，随着中英街社区医疗设施的不断完善，新界沙头角居民到中英街社区看病取药的现象也不鲜见。两侧居民都根据自身的生活需求，灵活运用边界效应，促使边界在其日常生活实践中作为生存战略的重要手段，从而形成了一个共享互换两侧资源的边境生活空间。这与以往研究中关注国家间边界、以国家间差异性为前提的研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边界研究的理论思考

我们在中英街的案例中发现，过去我们讨论的边界含义是不完整的，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值得商榷：

第1点

-THE FIRST-

边界不是完全政治性的

边界同时也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产物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边界划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空间中，从正式的、表明领土主权的国家边界，到划分不同行政等级体系的地区边界，再到非正式的、标榜区分差异的社区、帮派、家庭等社会边界，边界无一例外地为不同地区创造并展示着不同的权力、法律责任、社会群体和行为预设。但边界研究大多关注正式的、地理的、有形的边界，基本上都是围绕边界的政治性展开；而非正式的、社会的、无形的边界，如文化、社会、经济、宗教等领域的边界研究往往未受到重视。

第2点

-THE SECOND-

边界并非固定和一成不变的

而是通过各种实践被不断设定、重设

边界从来都不是泾渭分明的线性分割线，从早期将边界作为领土和不同政治实体的分界线，到现在的将边界作为各种社会实践和话语协商的产物，均预示着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什么是边界，还需要研究边界作为政治和社会资源是如何被感知、被理解、被经历和被利用的。即使一些边界被移除，原有的边界也可能继续影响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边界总是处在运动过程中，人们对边界的认知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时刻发生着“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的边界构建运动。

第3点

-THE THIRD-

边境居民的能动性

目前，基于社会文化框架下的边界构建研究正在兴起，其兴起的背景正是由于边境地区在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跨境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区，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劳动力、婚姻和教育等资源要素跨境流动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在边防、贸易、旅游等政治经济要素的影响下，边境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经济空间，同时由于边界两侧地区的经济水平、制度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迥异，边境居民的跨边界的日常生活实践也使边境成为一个拥有奇妙生活景观的生活空间。在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边界既是限制他们自由流动的物理障碍，但其地理位置又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机会和资源。以往研究都证明了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边界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且往往是经济弱势方的日常生活实践受到经济强势方的影响而变化，甚至是同化。

遗留的课题

为了深入了解边界与边境两侧居民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我们尝试跨越港方中英街，进入香港沙头角居民区调研。但遗憾的是，除了中英街的户籍居民，我们并不被允许跨越边界。进入香港沙头角居民区的办法只有先过境到香港，再向香港特区政府申请沙头角边境禁区的通行证，但事实上该通行证的申请并不容易。尽管按照规章制度，我们无法跨越港方中英街的界线，但在原住民“刷脸”带领下，我们还是跨越了界线，在界线边附近的一家香港餐馆（海山酒楼）吃上了一顿地道的港式午餐。当然，要正式进入香港沙头角居民区，还得再通过另一道关卡，但我们只能止步于此。最终，我们放弃了对边界另一侧的香港沙头角居民区的调研，仅仅对深圳一侧的中英街居民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不得不说是本研究的一大遗憾。目前我们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进入香港一侧的沙头角居民区，将我们的研究丰富起来。

香港一侧的第二道关卡（作者所摄）

写在故事之后

最近十年我主要关注移民、生活空间和空间生产现象，从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去解构城市化背后的空间权力、领域化和空间的生产机制，从中提炼生活空间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因为对象都是身边的故事，大部分都是案例研究，读者读起来应该不难理解。中英街的研究及其论文也是同样，《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成：以中英街地区为例》刊发在2018年《地理研究》第11期上，这是“边界”研究的第二篇成果（第一篇是关于金门的），关于“中英街”案例研究的第一篇，关于其他“边界”话题的调研还在继续，后续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敬请期待。

学术研究的过程，其实也如人生，不能轻易地就在困难面前低下头来。不断发现不同的边界，才能努力地实现学问与人生的层层跨越。

 刘云刚教授

1973年1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199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系本科毕业，1998年东北师范大学—东京学艺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联合硕士毕业，2002年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博士毕业，2006年东京大学广域科学专业博士毕业。现任中山大学地理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地理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资源学会资源型城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地理联合会政治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是广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咨询专家，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主要从事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城乡与区域规划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个人主页：http://gp.sysu.edu.cn/teacher/137

资料来源：晓说地理人生

整理排版|责任编辑：张英浩

审核：任宇飞  王冠  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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