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欣赏 | 政治地理视野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思考
前言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力图建立多边参与的、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机制，以打破美国主导的霸权式的全球经济架构。这一举措对建立健康的全球经济合作结构以及打破由垄断势力主导的霸权式全球经济结构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运而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立旨在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并与 “一带一路”结合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地位和功能。由此，本文从较为宏观政治地理视野中出发，基于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三方面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空间管制挑战、地缘文化的风险等问题进行阐释和思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举措，同时也为今后运用政治地理思维分析区问题的研究框架带来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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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多元性
在过去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政治地理学经历了明显的“多元转向”。从二战前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再到二战后，随着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社会理论以及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等在人文地理学科的引鉴，政治地理学研究逐渐呈现出跨国家中心主义、多元和多尺度的特征(刘云刚, 2009)。鉴于现代政治地理研究的多样性，下文将着重从本文关注的尺度政治、地缘文化和地缘经济等方面展开论述。
3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尺度政治
自2016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得到进一步明确，即以广东省9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为空间载体,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对内辐射和带动内陆经济进一步发展, 对外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物理的管理范围层面，还是在行政级别层面，亦或是在权利表达的差异层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行政管理和空间主体之间的协商。
首先，从粤、港、澳这一尺度上的空间竞合关系来看，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和澳门主权回归等重大事件之后，这三个区域之间的空间格局已日趋稳定。然而，在这个尺度上仍有很多不利于区域合作的竞争因素存在。例如，广、深、港等机场在机动空域方面多处重合，很大程度上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制约着区域整体发展。因此，如何优化粤港澳地区的空间利用对于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次，上述“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粤”被理所应当地视作一体化的空间概念，而忽略其概念本身涉及了复杂多元的空间尺度结构。例如人们往往倾向于漠视，广东省内部以地级市作为行政单元的空间管理主体之间，实际上也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因素。而这会导致“粤”作为一个一体化概念面临着一定挑战，特别是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协调，给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部带来不必要的非良性竞争。
总的来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具有整体性的空间概念，其发展具备一定的空间整合基础，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相互间的竞争远大于合作，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空间管理主体之间的行政壁垒。
根据现代政治地理相关研究对尺度政治的理解(王丰龙等, 2015; 2017)，我们认为上述挑战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相关理论来积极应对，即利用尺度重构的方式来达成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目的。具体来说，可将大湾区发展置于中国的“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如图1)中，通过适当的“尺度上推”路径，并在此体系的规则下采取尺度重组方式来解决。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协同性不够时，高级别空间管理主体扮演协调者的角色适当介入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在关键时刻出面进行有效地协调和管理，有利于促使湾区作为一个整体高效、协同、统一地发展。
4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地缘文化话题
从现代政治地理研究对地缘文化话题的关注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也面临着“认同危机”的挑战，尤其是来自香港地区的身份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体现在近年来香港少数群体的“认同政治”，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陆港文化的融合，甚至有成为西方国家颜色革命桥头堡的危险倾向，一方面给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社会土壤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离心力从而削弱了国家身份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出现的认同危机并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还体现在政治运动和具体事件上，这很大程度上破坏了陆港关系、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国家向心力的凝聚带来了不利的因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香港出现的这种认同危机及其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都将给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带来了挑战。
因此，作者认为如何在自由竞争和市场主导下的文化经济产业中贯通陆港原生的文化统一性，以及如何破除香港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三位一体的自我意识结构，对于缓和陆港认同危机以及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和路径。
5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涉及的地缘经济议题
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强调经济要素对世界空间和政治形态的作用，同时也讨论权力关系对经济形态的反作用，并将其归类为地缘经济议题(Luttwak, 1990)。基于此，本部分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置于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诉求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对权力运作的反作用等地缘经济框架下进行讨论。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要定位好如何处理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关系。在着力于开发“中国品牌”的同时，湾区发展仍需采用“引进来”模式，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推动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引资引技引智。并且湾区作为中国地缘经济(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其发展更亟待加强“南南合作”的模式，以带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政治权力的诉求。
其次，从经济发展对权力运作的要求角度来看，粤港澳湾区亟需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的产业分工合作，并要求该区域在公共服务层面能承担起相应的功能。因此，加快粤港澳地区的交通、信息和市政等重大基础设施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对接势在必行。从目前现状看，提高大粤港澳大湾区地理范围内机场群、港口群的整体竞争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将环珠江口湾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海运以及物流运转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对权力在公共服务层面运作的基本需求之一。
6 结论
基于现代政治地理学的学科思维，尤其是在现代政治地理研究“多元转向”的背景下，本文从“垂直-水平”空间管理体系的尺度政治视角、基于地缘文化融合不足的地缘文化整合视角以及地缘经济视角等三个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思考。
长期以来政治地理一直局限于“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statecraft)，而对其它地理尺度上的“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探讨少之又少。现代政治地理学逐渐将其研究尺度扩展开，但是对次国家级区域政治地理话题的关注仍然很少，与此同时对既有关于区域研究对政治地理思维的借鉴也是鲜见的。基于此，本文以粤港澳湾区发展过程中政治地理思维的探视，希望未来的区域研究中增加更多的政治地理分析。根据相关学者对国内政治地理研究议题的梳理(安宁等, 2017)，期望在未来区域研究中可以适当增加对边境效应、空间管治、行政区划规划以及社会正义和空间政治等议题的探讨。
-The End-
资料来源 | 华南文化地理人
整理、排版 | 毛雅倩
责任编辑 | 尹涛涛
审核人 | 任宇飞 王冠 常贵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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