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观点 | 城市摊贩:一道让人爱恨交织的风景线

城市摊贩，一个值得关注的话

2018年对我而言是特别的一年。10年前我在导师薛德升教授的指导下，在《地理研究》发表了学术生涯中的“处女作”《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这篇论文的发表令我备受鼓舞，并使我满怀信心开启了对城市非正规经济和摊贩的研究。今年我跟几个同行朋友说，我想给城市摊贩研究画上句号，从更广的劳工地理视角来研究中国劳动和就业议题。我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想把书架上存放已久的自己写的作品《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清掉，于是我半带着“请求”的口吻问《地理研究》编辑部的老师，请问编辑部可否“收留”一本拙作，编辑部老师乃爱读书之人，他们欣然接受。

更令我感激的是，此后几天编辑部向我发出了撰写一篇关于城市摊贩微推的邀请。我个人把这份邀请看作是《地理研究》对我研究城市非正规经济的再次鼓舞和肯定，尽管这种鼓舞从未断过。因此，今天我带着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分享我有关城市摊贩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的部分成果曾因理论关照的缘故，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Antipode》、《Geoforum》、《Urban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IJURR）》等国内外刊物上，部分研究成果也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以及知乎日报、广州日报、界面新闻等媒体报道或转载，但今天我要卸下所有理论的“马甲”，痛快地讲一个关于中国城市摊贩的故事。

城市摊贩缘何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选择研究城市摊贩缘自我导师的两个科研项目，一个是有关中国非正规城市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个是题为“全球变化的非正规动力：巨型城市，巨型挑战”的中德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的背景是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从农业部门进入城市现代部门，而是进入了政府管制之外的非正规部门。由此观之，早期西方理论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最大问题是工业化不足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观点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它忽视了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的现实和作用。当今世界30亿经济活动人口中，从事着各种各样非正规经济的就有18亿，而在中国，根据我们的估计，未进入官方统计的城市非正规就业者有1亿多。忽视这个庞大的隐性就业群体，我们很难完全准确认识城市化的过程及其问题。因此，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最大挑战不是就业机会匮乏的“失业问题”，而是如何对待非正规就业的“就业问题”。我对城市摊贩的关注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并试图通过摊贩现象管窥和理解中国城市1亿隐性就业人口在城市的存在及其浮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挑战。

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数量与发展（1990-2010）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城市摊贩问题？

 街头摊贩，不管你是爱是恨，或是爱恨交织，它已经成为现代化大都市的一道风景线。从最发达的城市，到欠发达的城市，摊贩已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中非正规经济扩张的一部分。然而，摊贩从进入现代城市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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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摊贩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生计手段，为城市提供了廉价便利的商品，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同时增加了城市活力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背负着占用公共空间、妨碍交通通行、扰乱空间秩序、影响市容市貌、不正当经营、危害食品安全等各种骂名。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群体，市民抱着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则出于维护城市形象和公共秩序的目的采取了简单的取缔政策。然而，这样的政策从未真正奏效：简单的取缔引起的是抗争和冲突，而不是民生的改善。站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我们更加有理由反思这样的政策，有理由重新思考：在包容与排斥之间，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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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看看清明上河图那栩栩如生的古代城市街景，看到摊贩不仅可以不是“城市问题”，反而是城市欣欣向荣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我觉得我们对待摊贩的态度太过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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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理解这个群体吗？我们该如何看待摊贩在当今中国城市的存在？为什么在高压的取缔政策环境下，他们仍然愿意“铤而走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摊贩从正常的“古代城市细胞”变成异常的“现代城市病毒”的历史过程？我们又是否能调解现代化潮流下城市与摊贩之间的矛盾？这些是我今天想要分享和探讨的话题。我将为摊贩“辩护”，给我们的城市一个包容他们的理由，这个理由不只是源于人文关怀的需求，而来自他们作为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有利存在。

城市摊贩：一个明明需要爱却又遭恨的矛盾体

01

摊贩的存在：为何城市应该包容？

要理解城市摊贩的存在，首先需要理解是谁，以及为什么必须选择摊贩营生。我们的研究显示，主要有五类劳动者受不同原因驱使进入摊贩经济：

• 工人为了逃离低工资、高强度、甚至非人性的工厂或服务业部门；

• 农民为了缓解种田收入不足和农村贫困的生存压力；

• 下岗工人和残障者、流浪汉、刑满释放者等就业困难群体不得不依赖的最后的谋生手段；

• 个体经营者为了应对和克服生意失败、经营困境或创业不利的困难；

• 城市工薪阶层者为了弥补低下的工资兼职摆摊以维持家庭生计。

这五类动因分别与中国的以下社会经济过程和结果密不可分：快速工业化依赖的低成本劳动体制、城乡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国企改革和私营经济重组导致的失业，经济竞争加剧导致的日益艰难的经商环境，大城市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导致的相对城市贫困。可见，摊贩为处于各种不利处境的社群提供了出路，取缔摊贩无异于使他们失去一个应对社会剧烈转变的有效手段，结果只会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大的成本和负担。

一位妈妈背着孩子在广州琶洲会展中心地铁站口摆摊

（作者摄于2011年12月）

一位爸爸忙于买卖无暇顾及婴儿车上哭泣的孩子

（作者摄于2011年12月）

农民在非农忙季节进城摆摊以弥补种田收入不足

（作者摄于2011年11月）

当我们看到摆摊的妈妈背着年幼的孩子穿梭于城市街头为生计奔波，看到年轻的爸爸忙于小摊买卖而无暇顾及婴儿车上哭泣的孩子，看到残障者为了不给社会增加负担而摆摊以求自力更生，看到农民在非农忙时期进城摆摊为的是给后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城市还有什么理由嫌恶他们、驱赶他们？无论是谋生抑或谋商、全职还是兼职，他们通过摆摊努力改善处境、改变命运，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为了让生活更有安全感，为了生存而奋力拼搏，或许也是为了他们心中的“中国梦”。这是他们为什么即使面对高压的取缔政策而仍然选择坚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取缔政策必然走向破产的原因（详见本人《Urban Studies》的论文，此处不再赘述）。

02

摊贩的“变化”：为何成为城市之恨？

然而，摊贩为何还是成为城市驱逐的对象了呢？改革开放初期，摊贩作为个体经济被接纳和鼓励，因为当时摊贩不仅对城市零售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也缓解了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但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摊贩的零售功能不再重要，作为就业出路也不再受重视，城市日益看重的是现代化、国际化的空间品质、形象和秩序，看重的是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等待被资本“翻牌”的位置。在这种新的城市理念和目标定位下，摊贩成了不合时代需求的异类，是被清除的对象。于是，改革开放初期曾被“悬置”以包容摊贩的法律法规，被重新启用以满足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对摊贩非法化处理的需要。摊贩问题并非处于管制之外，而恰是根据目的和需求灵活更改管制之产物。因此，摊贩成为问题，不是因为它自身变了，而是城市变了，城市为了追求“白富美”的资本青睐，变得更加注重“形象”，而不顾过去曾与它和谐共存的摊贩。然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这里：一方面，城市为了成为“高富帅”而单方面抛弃摊贩，既没有协商，也没有为其提供替代性的出路；另一方面，摊贩的经济功能以及提供有效就业机会的作用并未改变，它仍然不断地吸引大量劳动者进入，在城市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简言之，今天的摊贩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源自两股平行但对抗性的社会力量的交集，或者通俗地说，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既排斥又促进摊贩增长的两股力量。摊贩问题是当前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它受国际劳工组织关注并成为全球性问题的主要原因（详见本人《Antipode》和《Geoforum》的论文）。

03

摊贩的未来：为何包容如此不易？

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哪里？一种方案是调控摊贩增长背后的众多因素，消除人们进入摊贩经营的动因，但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难以实现。另一种方案就是调整城市空间目标，允许摊贩在城市的存在，这是目前广州采用的方案，即通过设置疏导区将摊贩安置在不影响市容市貌和空间秩序的地方。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空间调解方案陷入了“正规本位主义”的困境，即以正规经济管制为参照的疏导区政策强调以稳定、规范的正规性来改造流动、灵活的非正规性，忽视或削弱了非正规经济的自然特性和优势，如疏导区的区位固定、租金缴纳、合同签订等源于正规经济领域的管制，扼杀了摊贩的流动性、低成本和灵活性优势，导致摊贩要么不愿意进疏导区，要么进区后面临更大更多的经营风险。因此，如何协调现代性/正规性与非正规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城市摊贩治理与现代城市规划的新议题（详见本人即将在《IJURR》刊发的论文）。

因为理解，所以包容

我有时觉得自己研究的问题很小，并不“高大上”，但即使如此小的问题，要研究清楚却非易事。一个研究问题想得越多、做得越深，感觉自己就越无知、越不确定，这使我对科学研究更加谨慎、更加敬畏。摊贩研究让我看到底层百姓，特别是农村移民在城市生活的不易，我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中感受到很多无声的挣扎、无奈、勇气和努力，感受到尽管现实磨平了当初的梦想，他们都始终没有向生活言败，这使我对他们以及所有其他劳动者及其劳动充满了敬意。

我没有期待自己的研究能有什么功用——事实上也很难起到什么实质作用，很多时候只是想努力去理解每个现象、每个选择背后的故事和理性。我相信只有理解了，我们才更容易互相包容和彼此关爱。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使现实世界得到进一步的理解，我希望这样的理解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包容和友爱，这是我对学术研究价值的看待，也是对自己研究的一种期冀，但或许也有一种自我安慰在里面。无论如何，我坚信人文地理研究能让我们的世界更有温情和人文关怀。

图片来源：https://dwz.cn/z7POFRik

我们经常说做研究需要有家国情怀，但其实有时候是研究实践本身让我们具有了这种情怀。或许是源于人类本性对真善美的追求，当我们倾听了某个故事、某段经历，亲近了某些人物、某种精神，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与故事主角产生共鸣，于是我们发现他们的世界并非通常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社会的定见和偏见，开始想让他们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关注，于是或许我们就开始不自觉地具有了某种想让这个世界更加包容和消解偏见的社会情怀。这是我继摊贩研究之后，在对深圳“三和大神”日结工研究中感受到的再次深刻体会。以“干一天、玩三天”而闻名的“三和大神”被很多人责备为好吃懒做、白日做梦，然而如果仔细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能得到我们理解的经历、理性和精神。恨与偏见往往源于不理解，对人如此，对世界亦如此。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更多地去发掘人地关系故事中的理性和精神，我相信对人地关系的充分理解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偏见，进而使我们的世界更包容和更友爱。

科学研究也让我们懂得感恩。我想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对所有帮助、支持和关爱我的人表示感谢。我的导师薛德升教授带领我走进城市非正规研究领域，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广州地理研究所所长张虹鸥研究员对我的后续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有许多前辈老师对我的成长默默支持和关爱。感谢那些在我过往的研究中打开心扉、与我分享自己故事的摊贩们，那些努力地生活着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们！诚挚地感谢所有这些理解和帮助我的人们！

黄 耿 志

广东汕尾人，本科和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专业，现就职于广州地理研究所，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副主任，主要从事城市化、非正规经济等研究。2012年和2016年分别在德国科隆大学和英国卡迪夫大学从事学术访问和博士后研究工作。已发表中英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2部。2014年发表于国际人文地理理论型刊物《Antipode》上的论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进行了报道，其他成果先后获得过中国地理学会青年优秀论文奖、第二届吴传钧人文与经济地理优秀论文一等奖，并被知乎日报、广州日报、上海城市管理、澎湃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翻译、摘录和引用。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担任中国地理学会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专业委员会委员和《热带地理》编委。

主题宗旨：《朱子家训》曰“黎明即起”，故“晓说”乃取“拂晓即说”之意。《晓说地理人生》努力做到观察高度、思考深度、文字温度的有机结合，致力于传递地理科学、人文与家国情怀，以对科学的专注、对生活的感恩、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讲述地理故事揭示地理内涵、共享健康的地理人生。欢迎各期刊编辑部与作者赐稿。联系邮箱：[e-mail]。

资料来源：晓说地理人生 

   排版：张敏

责任编辑：梁龙武

审核：任宇飞  王冠 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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