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前沿 | 对话青年地理学者闫罗彬：丹霞地貌基础研究
从1928年“丹霞层”的命名和1939年“丹霞地形”概念提出以后的50多年间，大量学者从最初关注红层地貌的发育和地貌特征，到剖析总结丹霞地貌的坡面发育机制和地貌景观开发利用等，取得大量成果。丹霞地貌作为一个独立的地貌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传播，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催生了一个地貌学分支学科的新领域。此时，独立的地貌类型研究初成体系。
到1991年12月，由陈传康、黄进先生发起，在广东省丹霞山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由陈传康先生提议成立了“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带动和组织下，涉及各地高校、科研院所、景区开发和管理部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到丹霞研究中，成为我国地貌学研究方面异常活跃的队伍。之后的二十余年间，从丹霞地貌定义、形态特征、发育规律和过程，到全国分布状况、开发利用价值以及丹霞文化等方面均取得深入认识。
以丹霞在中国研究80年和“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为契机，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和国际地貌学家协会（IAG）的支持下，2009年5月在丹霞山召开了“首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是丹霞地貌首次国际学术交流。大会一致肯定了中国专家学者对丹霞地貌研究做出的贡献，认为丹霞具有全球研究价值，是一种在全球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貌景观和自然地理现象，同时提出丹霞国际化研究等倡议。同年7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地貌学大会上批准成立了丹霞地貌工作组任命彭华为工作组主席，自此丹霞地貌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平台搭建起来。2011年8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成立“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任命彭华为工作组组长；2013年第八届国际地貌大会上，原“IAG丹霞地貌工作组”更名为“IAG红层与丹霞地貌工作组”。
截止2019年，依托上述平台共组织19次全国学术讨论会，4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出版18本论文集，在多个国际地质地貌学术会议上开辟分会场。国际国内两个工作组坚持红层与丹霞的学科特色，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活跃学术交流，鼓励学者创新前行，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并在服务社会和科学传播等各项工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
今年8月2日是中国丹霞申遗成功10周年的日子。中国丹霞遗产地乘风破浪的十年，始于一门新的学科在中国的诞生。
1928年冯景兰在丹霞山命名“丹霞层”开创丹霞地貌研究；1939年陈国达等提出“丹霞地形”的概念并推动华南丹霞地形研究；上世纪40-60年代，吴尚时、曾昭璇等推动丹霞地貌研究的兴旺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进开启全国范围内的丹霞地貌考察，将丹霞地貌研究推向全国。
进入21世纪，在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彭华的引领下，开展了一系列丹霞地貌基础和应用研究，推动了丹霞地貌研究的国际化。2010年巴西时间8月1日18时，对彭华先生终生难忘，17年艰辛波折终成申遗“大业”，中国丹霞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令他激动万分。在以彭华教授为组长的申遗团队推动下，中国丹霞走出一条“学术研究保障申遗，申遗效应又推进科学研究、促进学术平台建设”的特色发展道路。
巴西时间2010年8月1日18时
“中国丹霞”项目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
至此，中国丹霞研究走过了92年的研究历程。在几代丹霞人的努力下，丹霞地貌学科初步成型，国际化局面形成良好开端。那么，下一步丹霞地貌学科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的确是值得地学领域专家回答的命题。
记者曾多次跟随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专家参与野外科考活动，对丹霞地貌有浓厚兴趣。在中国丹霞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记者连线采访了刚刚回到国内的赴英博士后、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闫罗彬讲师。
闫罗彬是丹霞地貌研究领域有一定成就的专家型人才，是将“丹霞”这个典型中国味地学名词推向世界、并获国际地学界认可的彭华教授的得意门生，尽管年龄不大，但从事丹霞地貌研究已经八年有余，作为彭华教授主持的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全国丹霞地貌基础数据调查》项目的主要成员，先后参与考察过全国200余处丹霞地貌，此外，还在丹霞地貌命名地丹霞山工作一年。在他看来，丹霞地貌基础研究仍然是学科发展最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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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地貌学科前景广阔
“我国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老一辈地质地貌学家命名了包括房山地貌、张家界地貌、嶂石岩地貌和丹霞地貌等在内的多种地貌类型，并完成大量基础研究工作。”闫罗彬说，其中，丹霞地貌研究在过去90多年的研究历史中一枝独秀，蓬勃发展，大量科技工作者投身其中。Danxia一词也逐渐为国外同行所熟知，体现了中国地学界对地貌学的贡献，展示了中国自信。
闫罗彬称，丹霞地貌研究旺盛的生命力和远大前景主要基于两点：首先，在我国老一辈学者命名的多种地貌类型中，丹霞地貌分布最为广泛。根据已故丹霞地貌学家黄进教授的考察，截至目前，我国已发现丹霞地貌超过1100处，分布于除澳门、上海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大漠，从东北雪乡到川渝腹地，从云南雨林到内蒙高原，乃至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特色的丹霞地貌广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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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罗彬告诉记者，广泛分布的丹霞地貌使其成为一个巨大载体，在丹霞地貌这个载体上的地质、地貌、土壤、生物以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和文化现象等，都成为相关研究对象，吸引了各地研究机构的、广泛学科的人员参与到研究中，这是丹霞地貌研究长盛不衰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丹霞地貌不止中国独有，目前已知丹霞地貌在全球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洲均分布广泛。这就意味着，丹霞的研究工作不止有巨大的生命力，还有着更远大的前途。”在闫罗彬看来，随着中国地貌学者在基础研究工作中持续发力，丹霞地貌完全有希望像“喀斯特”一样成为全球性的最重要的科学词汇之一。
其次，丹霞地貌与旅游活动紧密联系。在古代，丹霞地貌特有的红色色泽和城堡状轮廓形态使得丹霞景观产生了强烈的神圣感，成为摩崖石刻造像的重要载体，宗教人士向往的洞天福地，和文人墨客赞美的对象。在旅游并不发达的古代，吸引了众多名流和信徒的造访。随着现代旅游业在中国的兴起，丹霞地貌作为一类特色鲜明的岩石地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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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彭华教授的调查，目前我国已经获得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保护性命名的丹霞地貌区约219处，另有80多处具有开发价值但未获得保护性命名的丹霞地。”闫罗彬向记者介绍，只要是成规模的丹霞地貌，均已成为或正在被开发为各类旅游景区或度假区。
闫罗彬说，丹霞地貌多分布于丘陵山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丹霞区域的旅游开发已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管理主体出于对合理旅游开发、资源保护、科普等的需要，对丹霞基础科研工作产生巨大需求。
“丹霞地貌的科学研究在促进资源开发与保护利用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亦是该学科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闫罗彬认为，经济与社会对学科发展的巨大需求，必将持续推动丹霞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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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科普要基础研究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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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丹霞”系列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在媒体的广泛宣传下，丹霞一词更是进入普通大众视野，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名词。
闫罗彬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学者公开发表大量成果，同时也推动了这些地区的丹霞地貌科普研学旅游的发展，众多丹霞地貌区成为国家和自然资源部科普教育中心，以及国内许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重要的教学实习基地、研究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科技教育、传播和普及被各个层级所重视。”闫罗彬介绍，截至2020年7月，在已获保护性命名的219处丹霞景区中，包括10处世界地质公园，29处国家地质公园，4处省级地质公园，11处世界自然遗产。
“这些地质公园及世界自然遗产类景区包括了地质遗迹类型中的6个大类18个类别以及大部分亚类，地层剖面和构造形迹遗迹丰富，是科普教育的重要阵地。”闫罗彬说，很多丹霞景区已经在科普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但相关工作仍需大力改进。只有系统的、符合传播规律的解说系统和材料，才能将丹霞的科学知识更好地传递给公众。
“同时，科普著作是将丹霞的科学知识推向更广泛的公众。”在闫罗彬看来，好的科普著作通俗易懂、表述自然、文笔顺畅，还应清晰刻画知识本质，渗透研究的思维和方法，能为读者描述学科宏大图景，启发读者对本学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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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丹霞的科普著作应该成为一扇窗，向读者展示丰富多彩、值得深入探索甚至投身其中的丹霞科学世界，太过贫乏的内容和晦涩难懂的科学术语，均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闫罗彬认为，基础科学研究仍是构建这样宏大且值得探索的科学世界的基础，是丹霞科普作品“质”和“量”双提升的“本”和“源”。
丹霞旅游需深挖地学价值
“丹霞景观以崖壁为特征，崩塌是丹霞地貌发育的主要方式。以丹霞地貌为主体的景区和文保单位众多，崩塌的发生对游客安全和道路、建筑等设施具有潜在破坏性。”闫罗彬称，崩塌既是地质灾害，也是正在进行的地貌演化过程，所以，地貌的基础研究从较长的时间尺度为灾害的发生提供理论基础。
闫罗彬说，植被是丹霞地貌景观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中东部地区，郁郁葱葱的植被和丹崖赤壁的景观组合构成了丹霞地貌的独特视觉符号。多数丹霞地貌区多由疏密有致的山块或深切沟谷组成，区内地形崎岖，沟谷通行条件相对较差，山块顶部被崖壁或沟谷环绕成一个个岛状栖息地，因此丹霞地貌区成为各种动植物的避难所，生物多样性价值与丹霞地质地貌价值共同组成了丹霞的遗产价值。
“集合地貌、地质、植被、土壤等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为揭示深层次丹霞地貌区的各种灾害、生态保育等问题的深层次规律提供可能，为管理者降低风险和实现资源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闫罗彬表示。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丹霞地貌类景区通过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等国际品牌，有力地提升了管理主体对所在景区的价值认识和发展管理保护水平，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不过，地貌类景区在申报品牌时首先要做的是打科研的“基本功”。闫罗彬称，在地貌类景区申报品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把地貌实体当价值，冠以“极高”、“世界级”和“全球罕见”名号后，却又无足够的科研成果作支撑。实际上，地球科学价值包括已挖掘出的价值和尚未挖掘但被已有成果合理推断出的潜在价值，这都有赖于基础研究。
闫罗彬说，中国丹霞申遗前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便是在世界自然遗产中并无该类型。正是中国学者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国际学界认可了“丹霞”这一地貌类型。
“足够的基础研究是发掘自身价值的‘内功’，是使自身地球科学价值获得认可的根本保障。”在闫罗彬看来，基础研究与调查的成果是所在景区的软实力、无形资产和持续发展的“家底”。丹霞地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也有赖于此。
丹霞研究需跟进国际学界步伐
“现代地貌学的研究主题包括碎屑搬运、造山运动、成土过程以及气候和生物因素对地表形态的影响。”闫罗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地貌学家而言，研究主题的总体目标就是，通过地表的形态，来推断其正在进行的过程和形成当前地貌的以往各种过程的历史，即从地形中提取信息，理解其以往和正在进行的演化过程。通俗来讲，就是通过地形信息理解地貌的前世今生。
“早期地貌学先驱主要通过争论景观的形成来理解地貌的演化，即定性研究。如今，随着现代科学手段的发展，地形信息的获取更加容易，各类定量技术突飞猛进，地貌学家能理解长时间尺度、大空间范围的地貌演化过程。”闫罗彬说，近年来，丹霞地貌的研究开始从定性研究逐步向定量研究迈进，丹霞地貌的未来发展，仍需跟进先进的地貌研究理念和方法，并力求超越。
当然，技术进步并不等于基础研究水平，闫罗彬同时表示，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一再证明，新的技术手段总是带来新的科学突破。
“丹霞地貌除了其红色霞光般美妙景观，其地形形态中还蕴藏着构造、岩性、侵蚀和气候的丰富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变化历史。”闫罗彬说，前辈学者们的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彭华教授的丹霞定义也获得了广泛认同。但如何提取并理解这些信息，是未来丹霞地貌研究学者面临的最基础性和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一门新学科必将孕育一批人才。丹霞基础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巨大社会功能，就是不断地推动丹霞人才的培养，为科研队伍培养出大量的后备力量。”闫罗彬认为，拥有一批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是有效国际合作的基础和保障。
闫罗彬表示，加强丹霞地貌的基础研究，是丹霞地貌学科发展、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是让丹霞地貌真正成为诸如喀斯特地貌一样的全球科学词汇和研究对象，以及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的必经路径。
文章来源：中国矿业报（记者李平）
图片来源：闫罗彬
转载自 中国地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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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
中国丹霞申遗成功10周年 | 丹霞地貌基础研究(对话青年地理学者闫罗彬)
责任编辑：申茜茜
审编：张英浩
终审： 顾伟男 田巍 梁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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