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杨振宁、李政道之怨与杨振宁、翁帆之恋
作者：李昕
原题：《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
我和杨振宁先生算是有一点缘分，说出来，虽不免高攀之嫌，却也的确都是事实。
首先，他和我都是清华园的子弟，父辈都在清华任教，尽管他父亲是更老的教授，比我父亲年长十八岁；其次，我们的家都曾在清华西院，他住过11号，我住过35号，一模一样的房子，相邻不过百米，只是我家入住时，他家早已搬走多时；其三，我与他上过同一所小学，算是校友，尽管杨先生上学时学校名为成志学校，等到我上学时，校名已改为清华附小，但举行校庆活动时，杨先生和我是都会去参加的；第四，我发现我和他是同一天生日，而且他整整比我大三十岁。
当然，真正与杨先生交往，还是得从我为他编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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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七八年前，有一次，杨振宁先生来电话约我们去清华高等研究院，他和我们商量，说台湾记者江才健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题为《规范与对称之美》，这本书在台湾出版过，他说很希望这本书有大陆版本，问三联能不能出？我们表示，看看书再做决定。
我们几位编辑都看了一下，发现此书虽然是杨振宁的完整传记，但全书的重点，显然是放在“杨李之争”上面，也就是说，全书涉及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在谁先发现宇称不守恒理论方面的争论用笔非常多。
1957年，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在瑞典皇宫领取诺贝尔奖。
我们虽然早就知道，杨李的矛盾在专业圈内早已不是秘密。但是他们之间的争论，毕竟还没有在国内的大众出版物中公开化。我们想，在李政道先生没有发言的情况下，杨振宁先生率先出来讲这个问题恐怕不好。三联也不该首先提起这个话题，毕竟杨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国人格外敬重的大科学家。所以我们把书稿退给杨振宁先生，告诉他，这书恐怕暂时不适合出版。
那天，杨先生显得不是很高兴，他皱着眉头，很用心地听我讲完目前不适合出版的理由，对我说，“其实这个问题，李政道早就公开讲过了。”说罢，就转过身，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给我，那是甘肃科技出版社出的李政道论文选。
我翻了翻，书里面确实有涉及杨李之争的文章。再看版权页，只印了两千册。我说，“这本书能有什么影响？恐怕没有几个读者能看到它”。所以还是没有同意出版江才健的书。这一次，杨先生显然对我们非常失望。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杨振宁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接见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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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0年，情况有了变化，季承出版了一本《李政道传》，据说，也是经过李政道先生本人审定的。书中涉及“杨李之争”，这本书完全站在李政道的立场上，强调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李政道做的贡献比杨振宁还大。李政道不但提出了基本设想，而且还通过激烈的辩论说服了原本持反对意见的杨振宁，最后李邀请杨加入研究，承担了一些计算方面的任务而已。
青年杨振宁、李政道在瑞典。
这一说法和杨先生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完全不同。这时候我感觉到杨先生一定有话要说，而且舆论界也需要有杨先生的声音。
季承的新书刚刚出版时，我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我说了两层意思。一是问他，是不是看过季承的书？是不是愿意接受访谈？如果愿意，我可以请三联生活周刊派记者。但杨先生说，访谈就不必了，他或许会写一篇文章来回应（这就是我们后来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的那篇长文）；
另一层意思，是我对他说，如果他想出江才健那本《规范与对称之美》，现在可以考虑了，但是这本书是旧书，是2002年台湾的版本，如果现在出，江才健要修订补充一下才好。
青年杨振宁、李政道
我觉得，连杨先生和翁帆结婚都没写进去，作为杨先生的传记显然是不完整的，不修订仍然不适合出版。杨先生说，找江才健修订没问题，但现在还有一个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杨建邺另写了一本《杨振宁传》，你们也可以考虑。
我知道华杨建邺先生既是很有名的科普作家，又是物理学的专业人士，对杨先生的学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写的一本，文才不一定比得上江才健，但描述和评论可能会比较内行。我问杨振宁先生，您说这两本书哪本更好？我来出版。杨先生说希望两本都出。我说，这恐怕不合惯例，三联只能选一本。他说，那我说不出来，你自己定吧。
我没办法强求杨先生给我结论，正在犹疑之间，责任编辑说可以找杨先生的一位朋友帮忙。此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方正先生，他在三联出了一本《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是写科学史的著作，反响非常大，得了好几个大奖。他是杨振宁先生很好的朋友，此时正好来北京。我们就请他跟杨振宁先生聊天谈这件事。
后来，陈方正去问杨先生，如果这两本传记只有一本能留下来成为传世之作，你希望是哪一本？杨先生说希望是杨建邺那一本，因为这个人懂科学，对他在科学上的贡献理解更透彻。陈方正先生把杨先生意见反馈给我们以后，我们马上决定出杨建邺的《杨振宁传》。我们的决定一作出，江才健的那本杨振宁传立即被广东一家出版社拿走。看来我们的动作还不算太慢，还有优先选择权。
《杨振宁传》首发式上杨振宁与丘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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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专门说说杨李之争。由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影响非常大，所以，多数读者都是根据该书的解释，认为这场争论是杨振宁先生挑起的。
其实，梳理一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这场争论从双方缄口不言到各执一词，从英文到中文，从国外到国内，从专业领域到大众领域，逐步升级，源头其实是在李政道先生那里。
杨李二人是1962年分手的，本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人都曾对分手的原因守口如瓶，哪怕是面对奥本海默的询问，他们仍然保持缄默。
或许，两人都也希望把这个秘密坚守到底。谁也不想主动将两人之间的矛盾公开。但是，基于两人曾经有过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谈论往事的时候，谁都不可能回避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回避，不论是否有意，都会对另一方构成伤害。
左起：李远哲、李政道、陈省身、杨振宁、刘兆玄
杨先生说，1962年以后，他有一个原则，就是除了家人以外，不和任何人谈论他与李政道先生的关系。虽然有人传话，告诉他李是如何强调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研究中的主导性贡献，他也没有在意，以为或许是谣传。
1979年，杨先生在欧洲一家图书馆，偶然发现李政道1970年的一篇演讲录，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这篇文章回顾了李和杨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关键研究中的合作，却很少提及杨振宁在其中的作用。在叙述重大理论发现时，文章中连续使用4个“我”，诸如“我假设”，“我了解到”，“对我来说是这样”，等等，似乎一切是“我”主导的，而研究中的合作者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当然，或许李先生叙述的就是自己当时真实的感受和想法，但他没有使用“我们”作为主语，便回避了杨振宁在重大突破中的“在场”，这种表述引起杨先生的不满。
1976年4月17日，华国锋会见杨振宁
后来，杨先生在1983年出版的《论文选集》中，在一篇论文的评注里提到了李先生这篇文章的“回避”，致使两人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发现以谁为主的争论从此公开为业内所知。
由于李先生引起争端的演讲录是在一本英文的会议论文集里面，很少有人可以读到，所以一般读者总会误以为是杨先生《论文选集》里这条注释挑起了事端。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史料表明，杨先生对此事缄口不言的时间长达21年，而李先生只有8年。
关于这场引来物理学观念重大突破的研究究竟是谁主导，杨李两人的说法都言之凿凿，且都声称拥有“铁证”，对此，不仅局外人难以做出判断，哪怕是当年和他们有着密切合作的物理学家吴健雄、戴森等，也都无法置评。
但是，从两人各自叙述的合作过程来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他们曾经互相激发灵感，互相促进思考，共同完成了一项伟大的科学发现。他们两人，是天生一对，离开了任何一人，另一人都不可能独立赢得这项荣誉。
杨振宁、李政道与吴大猷
令我感到有些不解的，是很多读者轻信李政道先生和季承的说法，认为李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中的贡献，比杨大得多，进而贬低杨振宁先生的学术地位。甚至有人看了杨对两人合作情况的说明，认为杨是“试图窃取”李的成果。
尽管，我也不能证明杨先生所言，说他自己当年在与李政道的合作中，是“资深的一方”，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我从同时代的诸多著名物理学家包括李政道先生对杨先生的评价中，时时可以感受到杨先生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的分量。
即使在两人发生争执的时候，李先生也没有否认，杨先生“天赋具有高度评判能力的头脑”，“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世界闻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戴森则直接推崇杨振宁先生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为20世纪物理学树立风格的一代大师。
为什么戴森可以把杨先生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评价。那就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杨李合作，对宇称守恒理论做出了重大突破了。杨先生还有更为重大的科学成就，那就是他早在1954年，和米尔斯提出规范场理论（也被称为杨—米尔斯理论）。
这项理论虽然也是两人合作，但是根据米尔斯的回忆，明白无误是由杨先生主导的。所以，1993年，“美利坚哲学学会”将“富兰克林”奖章颁授给杨振宁先生，表彰他的成就是世界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事件”；1994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向杨先生颁授“鲍尔奖”，明确指出，杨先生的规范场所建立的理论模型，“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肯定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相类似的影响。”
所以，对杨先生来说，需要讨论的根本不是他该不该和李政道先生一起获得诺贝尔奖，而是他该不该再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对于此事，我原本也所知甚少，头一次听说，还是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讲的。
杨振宁与邓稼先（左）
在我们举办的《曙光集》出版新书发布会时，许鹿希先生特地赶来，做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邓稼先对于杨振宁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十分推崇。他多次对我和朋友们说：‘如果不是诺贝尔奖规定每人只能在同一个领域获得一次的话，杨振宁应当再获得一次诺贝尔奖。你知道不，杨-Mills场，就是规范场，他在这方面造诣非常高。它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意义还要深远。它不但影响当代，其前瞻性是以世纪来论的。’”
许鹿希教授亲笔信
且不说杨先生的理论建树，除了规范场论之外，还有六十年代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光是听了邓稼先上面这些话，我就感到，“杨李之争”对于杨振宁先生来说，其实可以看得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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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杨先生最多的议论，恐怕是集中在他和翁帆的婚姻上面。
的确，两人年龄相差54岁，悬殊了一点。据此，网上有很多恶搞的言论，还无中生有地编派出了一些恶作剧的段子。这些，只能视为世俗观念对于一场脱俗的爱情的本能抵制，无损于爱情本身的正当性和纯洁性的。
我们的网友们太注重婚姻的外在条件了。时至今日，如果说，我们一定要强调相恋的男女必须门当户对，或者两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相称，否则就认为是不般配，这种观点相信已经得不到多数人认同。那么，同样属于外在条件，两人的年龄差距就是爱情不可逾越的鸿沟吗？恐怕也不尽然。
他们年龄差距，不在于翁帆的年轻，而在于杨先生的“年老”。82岁，的确是高龄了，但是人的年轻和年老，重要的在于心态。杨先生的心态，一直保持青春不老，这是他能够吸引翁帆的重要原因。
他关心社会，关注人生，对周边发生的一切永远保持兴趣，求知欲极强，还像青年人一样热爱学习。他与翁帆有共同的爱好，喜欢听音乐，热爱文学。我和杨先生有过多次近距离的接触，谈天之中，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年龄。
翁帆也说过类似的话。翁帆说，他和杨先生，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共同语言很多，因而生活中的乐趣也很多。就身体状况来说，杨先生体力甚好，82岁时和翁帆两人逛公园，还一起骑双人自行车，杨先生在前，翁帆在后，一路拉风，欢快异常。
这样的老人怎么不适合再婚？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爱。婚姻是爱情的结果。报纸上常常介绍，说他们夫唱妇随，相敬如宾，讲他们出席各种活动，永远是同出同入，手牵着手，而且“十指相扣”。这个动作被记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
作为见证人，我可以证明记者所言非虚，而且我还要说，假如你看到他们，就会明白，这个动作，绝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以至于成为一种习惯，只要两人一起出行，必定如此。作为一对恋人，这动作本不足为怪，但是大家是否想到，他们已经“十指相扣”了整整十年？！
那些在网上妄议的人们，可否反躬自问，在你们自己的理想婚姻中，是否也有过十年“十指相扣”的经历？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语，说“鞋子舒服不舒服，只有脚知道”。杨先生和翁帆是否幸福，的确不是别人可以妄加评判的。
除此之外，鉴于自己和杨先生夫妇的亲身接触，我还能体会到他们之间那种更为深切的相互依恋。他们在一起时，吃饭，谈话时的那种互动，表情的交流，眼神的交换，都的的确确可以使你感觉到那种相互体贴的温情。
翁帆对杨先生关爱备至，细心之极。吃饭时，总是她挑选适合杨先生食用的菜品，夹到杨先生的碟子里；如果是吃虾吃蟹，翁帆会亲自剥掉虾和蟹的硬皮，把虾肉和蟹肉给杨先生食用。平时在家里，翁帆会安排好杨先生的作息和饮食，亲自煲汤煮粥，帮助杨先生调理好身体。结婚十年，杨先生身体依然健朗，翁帆功莫大焉。
爱是相互的，杨先生对翁帆也是格外地尊重和关爱。2008年，我们请杨先生去郑州大学和郑州越秀讲坛演讲，有一天上下午给杨先生安排了两场演讲，中午准备请杨先生在先越秀酒楼吃饭，然后送他回宾馆小息。
因为杨先生的演讲翁帆听过多次，她表示，今天就不听了，自己待在宾馆，中午饭也自己吃。可到了中午吃饭时，杨先生见翁帆不在场，就执意要去宾馆接翁帆。我对杨先生说，您讲课很累，休息一会吧，我去接。杨先生不同意，一定要亲自去接。于是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杨先生和翁帆两人十指相扣地从汽车里走出来。一时大家都有些感动。
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小插曲。
仍然是那一次陪杨先生去郑州，因为要在越秀酒楼里面的越秀讲坛做演讲，酒楼的老板崔先生非常重视。杨先生到达时，他一定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找来了两辆崭新的轿车，一辆是他自己的座驾，那是一辆奥迪；另一辆是奔驰。他说，把自己的奥迪给杨先生夫妇用，他这一趟坐奔驰。我有些奇怪，心里觉得，奔驰的规格岂不更高？就问崔先生，为什么要让杨先生夫妇坐奥迪？崔先生说，你看看奥迪的车号吧。我一看，那车号尾数是22222。崔先生此时笑起来说:“你不懂了吧，这就是：爱爱爱爱爱。”我心想，他可真是有心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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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故事，是北岛的夫人甘琦讲给我听的。我原来不知他们认识，谁知甘琦说，杨振宁先生是她家的贵人。
大约十几年前在美国，杨先生曾主动找到北岛的家，在门上贴条说：我喜欢你的诗，咱们可否认识一下？从此他们成为朋友。
北岛当时因某种特殊政治原因无法回国，杨先生曾为他奔走。2002年北岛父亲病重，北岛欲回京探望，未获准，杨先生亲自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求情，仍未能如愿，杨先生就亲自前往北京304医院探望与他同岁的北岛父亲，引起医院震动。北岛第一次回国探亲与此有关。因为杨振宁先生去看望北岛病中的父亲，这事情太大了。中央有人表了态，让北岛探亲。
甘琦说的很动情，让人了解了杨先生的真性情，对他肃然起敬。
第二件小事，是在清华大学杨振宁和傅高义先生会面，两人谈论的话题广泛，从国际关系到中外文化交流，一直谈到中国文化研究。
这时杨先生忽然问傅高义，你和余英时关系如何？他说，余英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是海外数一数二的大家了，可是他30多年来，没有再回过中国。
杨先生希望傅高义能够从中劝说，促成余先生回国。他认为，余先生回国，便于解除余先生和祖国大陆双方不应有的误解。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当场表示，该校愿意邀请余先生来做讲座。
我想，杨先生一定了解余英时“没有乡愁”的固执，也深知余英时与自己有着诸多的理念不同，但他对余先生仍然是敬重和钦佩的，这种判断和评价，大概是基于他作为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所固有的正直品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