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反腐败面临的六大严峻挑战

文/聂辉华

【提要】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认为，当前反腐败面临六大严峻挑战：国际认同问题、平民官员的出路问题、庸政懒政问题、官员自杀问题、选择性反腐问题和民粹主义陷阱。

2015年4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行《2014中国创新报告》发布会，国发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就反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心得。以下是演讲内容。

我做的分报告是关于“创新纪检监察体制，遏制一把手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报告的内容大家都可以看到，所以我就不讲了。这是一个提纲，我们首先回顾了一下反腐败的成效，就是纪委监察部门抓了很多大老虎，拍了很多小苍蝇。我们用了一些数据归纳了“一把手”腐败的特征，我们也提出了遏制一把手腐败的制度安排，以及讨论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谁来监督纪委这样敏感的话题。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讨论几个新的问题，这反映了我对这个问题新的思考。我归纳为六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反腐败面临的六个严重挑战。最后我谈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学者来说主要职责是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要是靠政府，当然我们做智库的可以为解决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当前反腐败面临第一个严重挑战，就是中国反腐败叫好不叫“座”。在2014年底的时候国际透明组织发布了国际清廉排行榜，中国在这个排行榜上位置不高。全世界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排名100位。而中国前两年还在80位，为什么中国加大反腐败两年之后，中国反腐败排名不升反降呢？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人注意到我在FT中文网上写了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专业解读，但是我们解读的角度和政府不太一样，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反腐败的国际认同问题。

第二个问题，最近明星官员、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被抓了。他是人治的典范，一个平民官员，通过铁腕反腐、全民招商和大搞基建，通过做大政绩获得步步高升。问题在于，如果连仇和都因腐败被抓了，那么多平民官员何去何从呢？这涉及平民官员官场心态和上升空间问题，绝对不容小觑。共识网今年3月份对我做了一个专访《仇和倒了，平民官员何去何从？》，我谈了一些我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高压反腐之下，出现大量庸政和懒政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东北调研的时候发脾气了，说去年批的土地70%在闲置，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帐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李克强都很关注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对增长负责。那么，我们如何在发展经济和推动反腐败方面取得比较好的权衡呢？怎么才能既反腐败又发展经济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看到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第四，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最近几年官员自杀数量在逐渐提高。我这里做了统计，2012年自杀官员12个人，2013年7个人，2014年陡然增加到39个人。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线性回归，会发现反腐败加强和官员自杀增加是显著正相关的，但是我没法说这是因果关系，只是相关关系，但是这个相关关系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这些自杀官员当中三分之一左右涉及腐败官员。问题在于，为什么这几年贪官判死刑的已经很少了，过去十年每年大约1个，然而自杀的官员却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呢？就是反腐败高压情况下，如何关注官员心态问题，如何保护官员的人力资本问题，这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话题。

第五，尽管大家看到很多大老虎或者苍蝇被抓，但是仍然在怀疑是不是存在“选择性反腐”。很多人觉得自古以来中国反腐策略就是，先让官员通过腐败确立对上级的忠诚，然后通过选择性反腐来清楚异己。网上流行的“苏绰定律”，我经过考证之后发现它其实是假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选择性反腐呢？我们怎样才能让大家相信反腐败是官员面前人人平等呢？我觉得纪委要做的工作恐怕不是抓人那么简单。

第六，何时才能出现第100只“老虎”？我也上中纪委的APP，这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新闻，但是最近一个月过去了我们始终等不来第100只老虎。似乎纪检监察部门让自己掉入了一个陷阱：如果它不断抓住更多老虎，老百姓就会说，果然是无官不贪啊；但是你抓的少了呢？就说你是懈怠了。所以，纪委很难把这个工作撇清楚，那么是不是要厘清纪委到底是干什么？我们反腐败的目标就是不断抓贪官吗？可能不见得是这样。

为了解决上述六个问题，必须让反腐程序化、透明化、制度化，从运动式反腐到体制性反腐，从治标到治本。首先，在谈到治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抓贪官上面，最重要是预防腐败的制度。一个好的反腐败制度应该是没有腐败，这也是对官员的保护，不能等到一个大贪官出来，把他抓了，老百姓很高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太好的进展。

其次，官员被抓以后有没有公正的、透明的、公平的审判制度？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关注，2013、2014抓了很多贪官，2015将成为审判很多官员的一年，这个过程能不能更透明。

最后引申到我们报告的结论。我们报告提出了预防腐败或者治理腐败的几个结论，这个结论并不是新的。严格来讲反腐败没有什么奇招异术，也没有终南捷径。我们认为限制权力是基础，监督权力是关键，提高激励是保障。在中国的情况下，你给了权力要监督他太难了，限制权力比监督权力更容易操作。刚才我们祁教授也谈了，我们党委没有权力清单，怎么限制一把手的权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光谈限制权力，权力和责任是相关的。现在的体制下我们是政治责任无限放大，他的权力也要无限扩大。所以在没有解决政治责任的前提下光讲限制权力也是缘木求鱼。第三点是要提高对官员的激励。我们不断说官员就要为人民服务，官员拿低薪。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每年考公务员的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这么多的精英进入政府机关，他拿到的报酬是低于市场化的报酬，他怎么安心办事呢？政府掌握这么多的资源，但是不能和他的报酬匹配，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光有大棒，而不给胡萝卜，这不是好的激励体系。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民粹主义倾向，一给教师加工资，一给公务员工资，就有很多人反对。

最后就是反腐败的最终境界就是让官员不能贪，就是严格限制权力。第二个就是不敢贪，这个就是监督，很重要的就是媒体监督，但是现在媒体监督做的很不够。第三个就是不想贪，就是我有足够的报酬，有丰厚的退休金，没有必要贪污，这就是我提到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聂辉华、王梦琦，2014，《中国反腐为何叫好不叫“座”？》，FT中文网，12月17日

2、聂辉华，2015，《仇和倒了，平民官员何去何从？》，共识网专访，3月27日

3、聂辉华，2015，《中国贪官自杀的成本收益分析 》，FT中文网，1月12日

4、聂辉华，2015，《为何人们更相信“用贪官反贪官”？》，FT中文网，3月25日

财新网记者周旭东根据聂辉华演讲整理了一篇报道，详见“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