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价值量化”，你让“普世价值”情何以堪？

“价值量化”，你让“普世价值”情何以堪？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不能量化，所以不是科学。主流经济学以此洋洋得意地质疑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个根本没法量化”;“即使马克思断言，‘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社会过程’，可这个说法并没有解决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的换算比例问题”。于是乎，“价值量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难题。对于这个所谓的难题，我谈五点看法：

　　（一）“价值量化”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价值量化”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能够量化的只能是价格，而不是价值。价值是商品的本质规定，它深藏于商品现象的背后;而价格是商品的表现形式，它浮现于商品的表象之外。商品是一种社会存在，价值是这种社会存在的“内在规定”，而不是其“外在形式”。价值的量化，其实只是价值在形式的量化，而不是价值在实质规定上的量化。

　　马克思说“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个“决定”，针对的是价值的内在规定，而并不是针对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价格，所谓“价值量化”，其实是“价格量化”。在马克思看来，“价格量化”是在千百万次的交易实践中形成的，这个实践，马克思称之为“社会过程”。总之，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只有通过价格形式才能被量化，而量化的路径则只能是一个“社会过程”。

　　（二）只有“形式”能够被量化

　　为什么只有“形式”才能够被量化?因为，量化离不开形式，承载量化并展现量化的，只能是某种“形式”。量化，哪怕是抽象的数字化也只能借助于具体的空间和时间才能完成。而“时空”展现出来的，正是某种物质和运动的“形式”。关于这个问题，哲学家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

　　康德在谈到时间这个概念时指出:“时间不可能是外部显象的规定:它既不属于形状，也不属于位置等等。”(注1)柏格森也明确指出:可计算的时间乃是形式的时间，实质的时间不可计算(注2)。海德格尔说：“唯因为时间被构造为均匀的东西，它才是可测量的。”(注3) 海德格尔所谓的“被构造”，就是将时间做空间化处理，把具有内在规定性的时间转化为外在形式：时间的各个部分在空间上展现为同质的东西，唯此才可以进行定量化的描述。

　　这有如生物的生长历程。生物的形状是生物的外在表现(比如植物的花朵和枝叶，动物的毛皮和骨骼)，但是生物的生长历程却是生物的内在规定。那么，我们如何量化生物的生长历程?生物的生长历程只能通过其外在形式来量化，而不可能直接量化生物内在的生长过程(比如，对成长着的花朵和枝叶的量化，就是通过空间距离和时间长度来实现的)。总之，我们完成的所谓量化过程，其实只是其“外在形式”的量化而已。

　　（三）“效用价值”同样无法量化

　　不仅劳动价值论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主流经济学的“效用价值”也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作为商品另一规定性的使用价值(效用)，人们能够量化的也只是使用价值(效用)的表现形式——物理量(数量、重量和体积)，而不是效用本身。比如御寒的衣服，御寒是其效用;问题是，御寒的程度只能借助别的物理量——比如纤维的厚度来衡量;再比如充饥的食物，充饥是其效用;问题是，充饥的程度只能借助于别的物理量——比如面包的重量或体积来衡量。

　　或许，“效用”可用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评估。问题是，这种评估能够量化吗?即使主观感受可以量化，这种量化靠谱吗?值得注意，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要用“序数效用”来替换“基数效用” (注4)?因为西方经济学意识到：“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效用之间的比较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进行”。所以，西方经济学才搞出一个“序数效用”来，以弥补“基数效用”的缺陷。总之，西方经济学自诩能够量化的，也仅仅是商品价值的外在形式——价格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不可量化的东东怎么能是科学呢?既然价值不可量化，那么就应当从教科书中剔除。所以，自马歇尔以后，西方经济学干脆连“价值”这个词也回避不提了，于是“价值理论”变成了“价格理论”。记得茅于轼有言：“普世价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就纳闷了，既然西方经济学认为价值无法量化，那么，为什么还要讥讽马克思定义的价值“无法量化”呢?这样的讥讽让茅于轼的“普世价值”情何以堪呐!

　　（四）“社会过程”是一个实证描述

　　虽然“社会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针对的是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这个“决定”却规定了“价格量化”的比例原则(比如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复杂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要言之，这个“比例”并不是人们头脑里事先设计并计算出来的某种先验的比例，而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客观结果。

　　社会劳动时间如何“决定”价值?这不是经济学院里的计算题，更不是数理模型的“主观构想”，而只能是一个“社会过程”。因为，“价值决定”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比例，绝不可能“先于”市场交换的实践而存在。市场交换活动是“先在”的，它先于“社会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以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换算比例而存在。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过程”，是一个亿万人参与其中，并经过千百万次交易的实践过程(市场交换过程)。“社会过程”是一个实证描述，这个描述不仅有经验证明，而且很科学。

　　（五）“量化”并非科学的唯一任务

　　“量化”固然是科学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是科学的唯一任务。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注5)由此可见，发现并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定，才是科学的根本任务。

　　虽然西方经济学在量化经济现象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它在揭示事物本质这件事情上，实在是乏善可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对本质是否存在，都持怀疑态度)。我始终认为，西方经济学在定量上的精确，掩盖不了在定性上的肤浅。而正是定性上的肤浅，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在定量上的精确，也仅仅是现象描述上的精确而已。

　　与科学揭示了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较，在中国经济院校正如日中天的西方经济学，其所谓的科学性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注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注2: 谢地坤主编:《西方哲学史》第7卷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注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1996年，第10页。

　　注4：“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1，2，3，……)来表示，可以计量并加总求和。但是“序数效用论”却认为，效用只能用序数(第一，第二，第三，……)来表示。因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无法计量，也不能加总求和，只能表示出满足程度的高低与顺序。

　　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篇，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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