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城内外：我们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党员？
我们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党员？
——六评王长江《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一文
王长江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文章(以下简称《转变》)一文中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迅速分化，人的利益意识不断增强，多元化趋势明显。”“与利益多元化相应，人们的思想也多元化了”。过去，中共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执政后，知识分子和干部都被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纳入‘工人阶级’的概念，以保证党的广泛代表性。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利益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情况下，这种‘纳入’的方式显然难以反映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因此，中共必须“扩大组织开放度”，使党“向全社会敞开大门”，让“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进入执政党的机会。”
我们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党员，这是事关党的性质的重大的原则问题。王长江在《转变》)一文中提出，中共要“向全社会敞开大门”，让“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进入执政党的机会”，实际上就是想改变我们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中共变成所谓的“全民党”和“精英党”。他的这种想法和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共的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现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的一开头就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章》第一章“党员”的第二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党章》非常明确地向全社会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党章》也说中共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后面的这个“性质”(即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是以前面的“性质”(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基础的，其基本的涵义是说，由于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此可见，这两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前一个“性质”(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根本的，是第一位的，而后一个“性质”(即人民和民族的先锋队)是从属于前一个“性质”的，是第二位的。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党章》才又明确规定，中共的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呢?我认为，他(或她)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是必须具有中国国籍。否则，就不是中国而是外国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了。
二是必须与工人阶级同心同德。他(或她)可以不出身于工人阶级，但其思想和感情必须是工人阶级的，能够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
三是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觉悟。主要是要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并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精神。
四是必须在各个方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要在本职岗位上做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的模范;做遵守党纪国法，维护党和国家团结统一的模范;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同各种错误现象作斗争的模范;做密切联系群众，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模范;做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模范，等等。
以上四条，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
第二，社会精英并非都能发挥“正能量”，更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也绝不能成为“精英党”。
什么是“精英”? 精英通常是指杰出、优秀的人物，也就是在智力、能力和性格等方面超过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比大多数人要强的那一部分人。
我们并不否认精英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精英对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都能发挥“正能量”和起到“正作用”的，有时甚至还能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例如，德国纳粹党的领袖希特勒就是一个智力和能力非常超群的人，但他却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另外，即使是能发挥“正能量”的社会精英，也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总统，也就是美国的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他信奉的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代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尽管他为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并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概排斥社会精英，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入党前都是社会精英，毛泽东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但是，中共要吸收入党的社会精英，必须同时具备“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应具有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什么样的“精英”都要。否则，只要是社会精英就都可以入党，中共岂不成了所谓的“精英党”?中国共产党又不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这种所谓的“精英党”与“全民党”又有什么两样?
王长江等人为了证明他们关于“扩大组织开放度”观点是正确的，还举出中共在解放前就曾经吸收过具有地主、资本家、军阀、官僚及其子女等身份的人加入我们党。其实，这根本就不能证明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忘了：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非法的“匪党”，在那个时候加入共产党，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这些人只有彻底与剥削阶级决裂，敢于为革命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才敢参加共产党，中共也才会吸收他们入党。
可是今天，中共已成为执政党，参加共产党既没有生命危险，也不需抛弃个人的财产，反而还能够凭借执政党的地位为个人捞取更多的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还是老百姓说得好：过去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参加共产党，把自己家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而现在一些人参加共产党，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都装进了自家的口袋，真是天壤之别呀!
在这里，我也想问问那些要主张吸收资本家参加共产党的人：这些资本家入党后会把自己家的财产献给国家、分给穷人吗?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怎么可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献出自己的生命呢?
由此可见，王长江提出中共要“向全社会敞开大门”，让“各个阶层的精英都有进入执政党的机会”，实际上就是想改变我们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中共变成所谓的“精英党”——即打着“全民党”招牌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决不能上他们的当！
第三，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我们党必须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基础上做好吸收和教育管理党员的工作，而绝不能让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共产主义分子来改造党。
这些年来，由于实行市场经济，给我们党吸收和教育管理党员的工作也带来严峻的挑战：
一是社会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党员成分的多元化。过去，我们党的党员基本上都属于“单位人”，不是人民公社社员和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就是国家机关和全民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而实行市场经济后，农村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由过去的公社社员变成了独立的经营者;在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成了独立的法人主体，许多党员成为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职工，许多事业单位也市场化了，因此，个人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也高度合同化了，除了工作关系，个人不再受企事业单位的约束，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单位人”越来越变成了“社会人”。
特别是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后，许多党员成了私营企业的老板和股东，以及私营和外资企业的高管等，这些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自于资本的红利，而非劳动所得，实际上属于资本家阶层。
二是利益的的多元化导致思想的多元化。不仅许多老党员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信奉起“金钱万能”、“个人利益至上”、“精英治国”、“普世价值观”等歪理斜说，而且不少新党员的入党动机也很不纯，他们把党员与党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利益关系，把入党当作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途径。
三是市场经济的侵蚀导致党员干部队伍发生了严重腐败。上至党中央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下至小小的村干部和机关的办事员，以权谋私，大肆贪腐，许多党员干部队已堕落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这些挑战，摆在我们党面前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不忘初心，从严治党。就是以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中心任务和基本目的，一方面，要本着“宁少勿滥”的原则，严格把好吸收新党员的关口，切实防止不具备“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基本条件的人进入党内。另一方面，就是要下大力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对于那些严重丧失“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基本条件的党员，特别是那些根本就不信共产主义甚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如李锐、贺卫方等)以及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清除出党。
第二条路就是王长江给我们党指的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王长江指的这条路，就是要我们党去主动适应(实际是迁就)社会多元化以及党员成分和党员思想多元化的变化，让党内外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共产主义分子来改造党。一方面“扩大组织开放度”，“向全社会敞开大门”，让“各个阶层的精英”都能入党，使我们党变成“精英党”。 另一方面，就是要我们党容忍各种非无产阶级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党内存在，容忍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共产主义分子的存在，使我们党逐步蜕变成“代表全民利益”的“全民党”。
大家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党真的走上了王长江指的这条路，那么，必将导致中共这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国非亡即变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