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困境

梁漱溟先生在当下是颇受尊重的。我以为，这份尊重多少和他当面顶撞过毛泽东有些关系。他们二位交锋的缘起与怎么看待和处理农村问题有关，但高潮部分却跟小孩子拌嘴没啥两样了，梁后来的说法是“意气用事”。

梁漱溟谈农村，当然是有资格的，他是最早期的“乡建派”的代表人物。但不能不承认的是，与预期相比，他搞的乡建试验并无什么成效，可以说是一事无成。也有人说，是日本入侵打断了试验，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如果没有日本入侵，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也难说。

其实，根本不用假设历史，在1934年梁漱溟就在倾诉“我们的两大难处”，其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其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对后一点，梁认为理想状况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可事实上，“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是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可见，当时乡建就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困境，无论后来的时局如何，结果都不会改变的。

梁漱溟当年面临的现实困境并不奇怪，其种子已经种在他的哲学里面，稍加拆解便不难看出。梁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区别于西方的阶级社会，中国的穷人只要做到勤俭二字，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中国文明是早熟的，因其讲求理性，中国的伦理归结起来就是“礼”，而“礼”的基础便是理性，理性又“本乎人情”。

啥叫人情，梁先生没有继续说下去，可能觉得没必要继续解释了——人情无非人之常情，有什么事摊在桌面上谈，公道自在人心。可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之常情”呢？梁先生显然又不这么认为。梁先生认为，“士”这个群体，也就是读书人，才是代表理性的，理性来自读圣贤书，所谓“读书明理”（理性不是“本乎人情”吗？）。对农民，他认为“愚、贫、弱、私”的判断，切换到他的话语，就是说农民是没有理性的，不懂人情的（不懂人情还可以称为“人”吗？）。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梁先生的困境的种子。

梁先生以对知识的占有为标准而把人对立了起来。他是要维护以“士”为主导的权力结构的，他虽然承认读书人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中坚力量，却只是把士和农、工、商的差别说成是职业分殊，而不是阶级对立；他主张改良，拒绝革命；他想改善乡村，却得保持作为“师”的高姿态；他只肯搞些“能力建设”、资金下乡之类的事来调和，却无视大量穷苦农民在卖儿卖女。说到底，梁先生以为，“理性”不是人本有的，而是来自学习圣人的教诲，他的责任是把“理性”灌输给农民，这就把自己跟农民区隔开了，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农民的。

可惜，农民不是没有理性，农民固然弱，但一点也不傻。当时共产党在农村已经搞得风生水起，农民积极参与，梁先生们却被农民当成光杆司令晾着，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两种搞农村改革的运动在效果上有这么大的差别？把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照着读一读，答案就有了——毛泽东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用积极的眼光去发现农民身上固有的美好品质和他们追求进步的行动。毛泽东在诗词中写过，“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哲学上，可以说毛泽东把理性视为人固有的本性，与知识多少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共产党平等地对待农民，强调互相学习。因为尊重农民，才能获得农民的尊重，才有良性的互动。

梁漱溟的困境的根子在他的哲学里面。梁漱溟先生是个真诚的知识分子，也根深蒂固带着毛泽东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反动性”，有学问固然是好的，由此便自认为高人一等就不对了。瞧不起人民，在人民面前跌了跟头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如今我们有不少梁漱溟的追随者在继续他的事业。他们的哲学跟梁漱溟比，并没有什么进步，农民在他们眼中的形象仿佛也没什么改变。于是，时而我们会听到他们的抱怨，跟80年前梁漱溟诉说的难处差不多。（2013年）

本文收入《北大南门朝西开》，我又做了一点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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