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究竟是人民解放还是流氓抢劫
革命圣地延安
很长时期以来，有人在互联网舆论场上极力宣扬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年在延安那个地方聚集着一个流氓团伙，这是一群作奸犯科、觊觎天下的亡命之徒，抢劫了善良、富有的人，以此做大做强，最后抢劫了中国，窃据天下，结果把中国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类似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当代中国某派强大势力试图重新书写中国现代史过程中所表达出的一个意见而已。其实，关于中国的现代历史，他们有自己截然不同的阐述与逻辑，其思想价值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严密，概而言之，主要有两个基本理论取向：
其一，否定191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
除了各种委婉的或者挖空心思的理论阐释外，他们比较集中的具体做法就是讴歌民国，歌颂其制度，歌颂其教育，歌颂民国政坛上的各类英雄人物，从而把民国时代描述成为中国一个辉煌腾达的时代，描绘成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四海升平、大师辈出的时代。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民国大热，“民国粉”如蝗虫一般铺天盖地，蔚然已成当今中国舆论场上一股劲风。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革命的总体对象，就是这个在打碎清王朝江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国”，因为这个所谓的民国，其实是推翻了一个满清皇帝，却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封建土皇帝。但是，在上述那些人的描述下，民国是这样的美好绚烂，那么以民国为对象的“革命”，自然而言地就变成了一场破坏性的动乱，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积极与进步意义了。
其二，否定老百姓造反是谋求解放
在革命中有无数老百姓造反，这是中国革命的直接表象，也是革命得以成功的依据。对于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正统的说法是人民受压迫，要翻身求解放。而上述中国的那一派则完全否认这一点。他们大造舆论说，过去民国时期的地主、资本家都是一些很好很好的人，他们非常勤劳、善良，总是周济穷人、救苦救难，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干，积累了财富。而好逸恶劳的流氓们，见财起意，于是就像土匪一样干起了烧杀抢掠的勾当，并盗用以“革命”的名义。他们描述说，当年给地主当雇农，给资本家当雇工，比后来给国家当农民，给共产党当工人生活好得多。造反的结果使整个中国更穷了，没有什么人获得“解放”，而只是让本来躲避在延安的那一群团伙抢劫了天下。
这就是有关延安流氓团伙一说的大致轮廓。由此可见，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历史叙事，所谓“延安流氓团伙”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支撑着露出水面这一角的，则是低下惊人庞大的冰山。
所以，关于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革命，其中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究竟是一场人民解放还是一次流氓抢劫，辩论起来可以有大有小，做大一点的辩论，可以从上述冰山底座开始研究;做小一点的辩论，则可以直接就露出水面的部分谈问题。笔者以为，就直接露出水面那部分辨析，也能够把问题谈得很清楚。
笔者以为，当年聚集在延安的那一伙，是领导人民解放的一伙，而不是流氓抢劫团伙。
首先，他们是一群靠理想信仰凝聚起来的团体。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举凡流氓团伙，不管做得多大多强，都逃避不了如下两种宿命：
其一、接受招安，在官权名利财色等诸多诱惑下，被当局所招安;
其二，内讧自毙，或者在江湖上就内讧自毙，或者在乘乱窃取天下后内讧自毙。因为流氓团伙没有信仰，只是一帮趋利自肥的亡命徒，即使暂时窃据大宝，盗得天下鼎器，也必因分赃不均而旋即就互相屠杀，这是一条基本的历史规律。
但是，聚集在延安的那批人及其所领导的队伍却不是这样。这个团体和这支队伍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没有集体哗变的，被招安收买的叛徒为数很少，而其中大部分都坚贞不屈，不但在高官厚禄与金钱美色面前不屈服，不为所动，而且在严刑拷打直至刑场铡刀面前也绝不屈服，不为所动。应该说，当时的执政者在上述两个方面用尽了各种手法，结果基本上是徒劳无功。这说明，这个团体是用一种精神信仰武装取来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所持有的精神力量已经大于同他们所敌对或者他们所面对的物质力量，因而可以认为，当此之时，他们已经在精神上臻于无私的境界，所以才能像圣徒一般，面对无数挫折而不泯灭自己的信念，甘愿为了理想的目标而奉献鲜血与生命。人类既有的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团体一支队伍，在他们的身上，当精神力量大于物质的力量时候，这样的团体就很难被战胜，而一个用这等精神力量武装并凝聚起来的团体，说他们是流氓团伙，无论如何也缺乏起码的依据。
其次，他们艰苦卓绝地奋斗是为了求解放
这个团体集合在一起闹革命，并不是为了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相反，他们的生活如同苦行僧一般，把一切有关个人的吃穿欲望降低到可能的最低。简单地说，那个时候当共产党不但不挣钱，反而还要倒贴钱，还要脱下皮鞋换草鞋。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是富家子弟，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自动享受这艰苦卓绝的炼狱，总之，他们所经受的苦难，超过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团体。他们如此这般的牺牲自己，目的是什么呢?
古今中外的流氓都没有这个爱好，凡是有这样爱好的，都是为了拯救社会拯救他人，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崇高的人生境界，难以想象的会有这样奋斗。
越来越多老百姓跟随这个团伙，他们群起蜂拥地跟着造反，也并非是这些土包子们有这个爱好，更不因为他们愿意去战场上冲锋陷阵，体会一下枪林弹雨的滋味，蝼蚁尚且贪生，好死好不如赖活着。他们之所以把脑袋绑在裤腰上造反，实在是因为生活所迫，除此之外别无出路的缘故，只有用铤而走险的办法寻求自身的解放。比如著名的大别山区，那里在大革命时期就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然后有黄麻起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四方面军被国民党打走了，红二十五军继起，红二十五军又被打走了，然后有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抗战时改编开到了皖东，那里又兴起了新四军第五师，总之是共产党招兵买马总是招得到买得着，任凭国民党怎样砍杀惩治都不管用，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这个地区的老百姓活得不耐烦，非要当兵打仗才行吗?
道理非常简单，老百姓要翻身求解放，这是原动力也是最根本的历史动力，没有这样的历史动力，即使有谁把老百姓抓来绑上战场，他们也要跑回家里去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国民党的军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对比一下长征的红军与败退的国民党军，一个凝聚不散，一个作鸟兽散，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最后，他们得到老百姓的真诚拥戴
常言道，自古得人心者得天下，延安的那一伙人后来之所以得了天下，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确实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人心。无论是同国民党搏斗还是同日本侵略者搏斗，老百姓所掩护的都是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以1947年国民党的胡宗南大军进攻陕北为例，如果不是得到老百姓的真诚拥护，毛泽东的那支小队伍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转战陕北一年多却不被发现，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饭吃屋住;如果不是遭到老百姓的唾弃，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那块纵横不过几百公里的空间内长时间找不到毛泽东，也找不到彭德怀那几万人的军事力量，反而处处挨打。有人将此归咎于共产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谍，且不说为什么共产党能在国民党要害部位安插共谍而国民党就不成，就算共谍有重大作用，但也只能提供关键的军事情报，又如何能保证毛泽东不被发现呢?何况共谍本身也并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
这个历史案例具体地诠释了得民心者的天下的道理。延安的那个团伙是靠老百姓养活的，如果与老百姓对立，政府大军一到，必然土崩瓦解。实际的结果却是“流氓团伙”没事，强大的政府及其政府军反倒是土崩瓦解了，民心的向背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
所以，历史既是十分深奥的，同时又十分简单。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历史演变证明，191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解放。同历史上著名大的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进步性。至于取得政权之后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任何事情都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哲学上的一条基本规律。同时，也不容否认的是，革命就意味着破坏，解放也意味着埋葬，一部分中国人在这样的历史浪潮中必然要遭受灭顶之灾，剧痛可能遗传至今。但如果据此一些人就要从情绪出发，从发泄个人私愤的角度将其形容一场流氓抢劫，则不仅是无知，而且也还显得无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