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指引长征走向胜利光照千秋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李甲才

　　2016.10.14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80周年了，其意义超过了八次十字军远征(注)，因为那是宗教势力和封建领主的扩张侵略，而长征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初生起步阶段。长征以来沧桑巨变，呈现了一个螺旋式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在国民党、蒋介石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中，中国革命怎么取得胜利?第三国际不懂得，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28个半布尔什维克更不懂得，其他的领导人也糊里糊涂，只有毛主席搞清楚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失败?蒋介石“4.12”反共举起屠刀，当时的共产党组织几乎无处躲藏?因为没有军队这个武装保卫力量，伴之相随的是没有可以分庭抗礼、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不是长征选择了毛主席，开始选择的是“三人团”，而是毛主席挽救了长征中处于绝境中的红军和当时的党中央。

　　是毛主席首次率领秋收起义失败的工农红军进入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根据地，迈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形成了基本成套的根据地、建军路线、政策和战略战术，才由弱变强、由小到大。又为朱德和彭德怀率领起义失败后的红军提供了存留生长之地。三股红军合一，在反围剿中越战越勇、越来越大。在上海大城市呆不下去的党中央也只能到根据地来，腥风血雨到如此地步也没有提高他们对革命发展前途的深入思考。如果当时没有那个党中央，只有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推翻三座大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断不会那么曲折坎坷。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毛主席居于领导地位，纠正了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此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逐步取得了全党的共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毛主席是经天纬地的领袖和统帅，最英明最善于把把最合适的人员调配到最适合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岗位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直至新中国成立，又取得战胜美国、苏修、印度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当惊世界殊。使元帅成为元帅、将军成为将军，革命领导成为革命领导人，才有了所谓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如有绝技的建筑师，利用现有的材料因地制宜建成了辉映日月的高楼大厦。还是那些人，在错误路线的驾驭下便溃不成军，陷于绝境。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指挥，共产党、工农红军就成了民国史书里的“土匪”，如李自成、洪秀全的起义军一样。

　　路线正确与否关乎生死存亡。错误路线占了主导地位，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迅速急转直下。迫不得已，只能突围长征。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都是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的举措，其要点是避免同强大敌人的正面对抗，理智、清醒的奔向敌对势力薄弱的地方谋求生存发展。

　　长征突围时八万多人的军队，硬打硬拼湘江一战剩下了3万。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后张国焘另立中央，率领近10万红军南下，所剩寥寥无几后回到延安。先期到达陕北时的一方面军只有8000多人。“三军过后尽开颜”，一、二、四方面军全部会师只有30000人上下。就剩下了这么一点革命的本钱，由毛主席统帅就不可战胜，而只战胜内外敌人。

　　十多万工农红军将士的生命擦亮了识别正确路线的迷眼。能擦亮迷眼证明那时的共产党人是有觉悟的，有失败了能自省的纠错思想意识。现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质量内涵丢光了，就剩下了前人武装夺得的领导权力，几届中央有觉醒的丝毫表现吗?还要径直干下去，再现苏联变成俄罗斯只是个时间问题。

　　蒋介石不是反动派了，长征的光辉正在不断黯淡，其意义也就有了折扣。现在影视片上演的都是国军抗日，从一个方面反衬了当年北上抗日的长征路线的正确性被减弱了许多。私有化经济在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据主要地位，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牺牲的先烈们，鲜血大体上白流了。当年竭力舍命打倒的私有制社会，正是后来“中特社”要重建的，连取得反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的胜利也丧失了，夹着尾巴逃跑了的帝国主义又被请了回来。长征的光荣、辉煌何在呢?

　　老虎长大了就要吃人，当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占据主导地位时，必然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宪政民主”、“政改”由此而来。

　　换个方位看，“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吹响了进攻冬宫的信号，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开始，在目前的俄罗斯、独联体国家还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不继续清算追究共产党搞社会主义革命时的责任就算万事大吉了。邓艾统领魏军攻破成都，庞德的儿子杀了关羽一家老少，“水淹七军”的蜀国军事胜利转化成了罪恶。

　　是毛主席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中国共产党的吗?当然不是。“鲜血大体上白流了”的理由是：长征时期，社会主义就成了教育红军将士的奋斗目标，“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6页)“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我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8页)无数先烈的事迹证明正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才参加革命。

　　方志敏在1921年上学时，组织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专门学习探讨社会主义。因为张口闭口不离社会主义这个词，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社会主义”。他在獄中满怀信心预言：“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了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斩去了帝国主义的锁链，肃清自己阵线内的汉奸卖国贼，得到了自由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的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所有贫困和灾荒，混乱和仇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迷信和愚昧，以及那慢性杀灭中国民族的鸦片毒物，这些等等都是帝国主义带给我们可憎的赠品，将来也要随着帝国主义的赶走而远去了。”(《可爱的中国》1935年)。他率领抗日先遣队不幸被俘，英勇不屈，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在獄中写下了读来撕心裂肺、潸然泪下之作。新中国建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先烈们的愿望。而今走回头路得而复失，过去存在的社会弊端一一再现，背离了先烈们的革命初衷，长征胜利所结的革命胜利之果也就消失了。

　　如果仅从1921年到1976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页)历经千难万险取得胜利永载史册。如果从1921年延续到2016年，长征精神唯一留给中华民族的就是不屈不挠的榜样作用。把失败了的社会主义，再次发扬长征精神，转化成新的革命动力，长征就有了持续光照千秋的丰碑意义。

　　附注：十字军远征的注释

　　欧洲十字军远征的相关注释

　　11世纪末，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崛起，已有的财富已不能满足封建主贪婪的欲望，他们渴望向外攫取土地和财富，扩充政治、经济势力;许多不是长子的贵族骑士不能继承遗产，成为“光蛋骑士”，热衷于在掠夺性的战争中发财;许多受压迫的贫民也幻想到外部世界去寻找土地和自由，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欧洲教会最高统治者罗马天主教会，企图建立超自己的“世界教会”，确立教皇的无限权威。这些动因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地中海东岸国家。当中近东地区混乱不堪、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修斯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援，以拯救东方帝国和基督教的时候，不知此举正中了罗马教皇的下怀。早已垂涎东方富庶的西欧教俗两界，由天主教会发起，以驱逐塞尔柱突厥人、收复圣地为目标，以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地(耶路撒冷)为口号，开始了十字军东侵。 　　十字军远征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用红布制成的十字，由此称为“十字军”。公元1095 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基督教教徒的‘圣地’(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教皇还盅惑人们︰“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产丰富无比，就像另一座天堂。在上帝的引导下，勇敢地踏上征途吧!”十字军东侵前后进行了8次。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年)，参加的约有10万人。骑士十字军兵分 4路，1097年会合于君士坦丁堡，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十字军横征暴敛，促使人民不断起义，政权动荡不定。

　　第二次十字军远征(1147—1149年)，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下进行的。塞尔柱突厥人于1144年占领爱德沙，是这次远征的起因。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89—1192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率领下进行的。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由于十字军内部矛盾重重，此次远征也没有达到目的。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10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腓力占领了阿克拉(阿克)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撒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今苏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第四次十字军远征(1202—1204年)，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组织进行的。十字军开进拜占庭帝国，先后攻陷两座基督教城，并在其领土上建立起了几个国家。

　　第五次十字军远征(1217—1221年)，是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六世和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所率十字军联合部队对埃及进行的远征。十字军在埃及登陆后，攻占了杜姆亚特要塞，但被迫同埃及苏丹订立停战协议并撤离埃及。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第七次十字军远征(1248—1254年)和第八次十字军远征(1270年)，是法国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先后对埃及和突尼斯进行的两次远征，但两次远征均遭失败。

　　十字军远征总体上说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参加者的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上极不统一。身裹甲冑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