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
1986年以来，台湾开始了一连串惊人的变化。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成立;四十年戒严体制和报禁的解除，进入了具体的日程表;今年二月，民进党打破了台湾向来最大的禁忌，开了“二二八和平日”，来纪念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连体制派的大报，也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三、四十年来最大禁忌之一的“二二八”历史问题。
对于这个“新现象”，国民党没有用抓人和镇压来反应，相对于它过去的行为法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容忍与成熟。许多学者和党外人士，都先后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重要的是我们决心今天去面对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从而找出一条民族和平与团结的途径，而不仅是去清算国民党要不要为这四十年前的不幸事件“负责”。有人把公开探讨“二二八”事件的可能性看得极为可贵，从而主张当时在南京的国府不必为这不幸的事件负责，或者主张不应因讨论“犯罪责任”而错失了公开究明“二二八”事件历史真相的机会与可能性。
事变的中国现代史、世界史的背景
可是显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陈仪政府”，就是主张“蒋介石政府不必负责”，而加以强烈的批评。
我们以为，作为中央政府，无论如何，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不幸事件的发生，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在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之外，国府和下属的陈仪政府所负的具体责任，也许还有一个依什么比率去看的问题。
就纵的历史层和横的社会面两方面看“二二八”事变虽起因于单纯的缉查私烟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所处的环境，却植基于一个更深刻、广大的人文与物质结构之上。
从社会和经济上来说，战后台湾社会经济的凋蔽;因复员的“台湾军属”而益形恶化的失业;台湾编入中国大陆经济圈而受到大陆财政崩溃的拖累，和一个在大陆濒临瓦解的政权对台湾政风的影响，都是事变的结构性原因。但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还有世界和中国现代史的原因，那就是十九世纪以来东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是日清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是“大东亚共荣圈”、二次大战和中国的内战等等。在这些现代史的背景下，百年来，中国在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被侵略与抵抗侵略……这些复杂的葛藤中，在民族的遽亡或新生的边缘挣扎不已。因此，做为中央政府，不论名实如何，国府固然要为“二二八”和其它动乱“负责”，但在现实上，只说清廷或国府该不该对近代中国内外交煎的苦难负责，恐怕不足以全局性地讨论问题了。
全民族的损害与创伤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万方无罪，罪在帝国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的葛藤”，从而“进一步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但我们也绝不同意“万方无罪，罪在国民党”论。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但是，我们深以为在“二二八”事变中，不只善良、无辜的台湾人遭受了“损害与创伤”，也有不少善良、无辜的外省人受到“损害与创伤”，四十年来，由于一直没有出现今天这样可以公开讨论这段历史公案的机会，加上五十年代的战后冷战构造中，台湾分离主义运动在新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发展，使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受到破坏，使得多数在台正直善良的外省人和台湾人，四十年来同样生活在“二二八”事变所残留未决的历史问题的阴影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整个民族的“损害与创伤”;“二二八”事件所流的血泪，其实是中华全民族的血泪!在讨论当前台湾公害、雏妓、农业和劳工问题时，尚且已经不能用“万方无罪，罪在国民党”论来探究问题的根源;尚且必须从造成公害、雏妓……的台湾内外因素所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去看问题，像“二二八”事件这样一个具有深刻中国现代史和世界史性质的问题，惟“国民党有罪论”当然尤不足用以讨论了。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
事隔四十年，在这奇迹也似地开放了公开讨论“二二八”事变的机会的现在，国民党政府如果依然偏颇固执的硬要把“二二八”事变的起因，归纳为“台民亲日奴化思想，中共煽动”的“官方说辞”;或者还是归纳为“唯国民党、外省人有罪论”、“中国民族和台湾民族对决论”这个分离论的史观.落后、肤浅尚是余事，无法深入讨论、分析，从而获取历史的智慧，根本解决此一历史问题，进一步疗伤止痛，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团结与发展，才是严重的遗憾了。
因此，我们不但要从陈仪接收体制的专权、跋扈、贪渎、腐败、骄悍、劫掠和独占去看“二二八”事变的起因，来讨论国府的责任;不但要研究二十一师登陆后的血腥镇压、杀戮、暗杀的历史，并加以批判，但也不要看不见濒临1949年全面崩溃的整个中国内战下社会、政治的急速解体与新生所造成的痛苦与混乱，从而善于看见这内战、社会各阶级间的剧烈轧铄所带来的“全面屠杀”、“征服者心态”、“官逼民反”……为全体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苦难。
也许中国只有在这个全局的观照下，仔细研究分析以下诸事项：(一)国府来台接收结构中的CC派、政学系、三青团之间的矛盾和倾轧;(二)台湾民众蜂起队伍中的士绅、日本台湾兵复员分子、自日据时代发展下来的左翼反帝民族解放势力，和一般失业的市民与城市流氓无产者各势力间的对此与关系;(三)二十一师与台湾民众武力间的对峙;(四)美国领事馆与“二二八”事变之关联;(五)丘念台、林献堂、白崇禧、陈仪、柯远芬和谢雪红……这些人物争变之间的内在与外在的逻辑关系，才能显出更完整的意义。
帝国主义者的眼光
有人一向喜欢这样说：“二二八”事变的原因是“岛屿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接触过程”所必生的矛盾。他们说，
【经过五十年代日本现代殖民地资本主义改造，使台湾社会的文明开化，远高于大陆本部。因而，落后、野蛮的“大陆文化”强行对文明开化的台湾“岛屿文化”进行支配的结果，“二二八”事变，就不可避免了。台湾分离主义的学者王育德就赞扬日本对台湾的同化政策“相当成功”;日本的对台殖民政治，使台民“不管愿意与否，享受了近代的恩惠”】
(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55)。
日据时代日帝体制派台湾人辜显荣也有这样的赞歌：
【“……观察(日本)帝国占领台湾以后而至今三十年间之治绩，我台湾岛民，应为地球上各国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试观对岸之支那(编按：日人对中国之蔑称)则明其故”。因为辛亥革命之后，“支那动乱相继……实则……各自为政，……互争权势，横征暴敛”。相形之下，在日本治台后，“全岛土匪一举廓清迄今二十余年……岛内和气洋洋.一片升平气象。……如此幸福之人民，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可以寻得?”】
(王育德：《台湾：苦闷的历史》)
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怎样看待祖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可以区分出殖民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买办知识分子。买办知识分子以殖民者的眼光卑视和仇视自己的社会、文化，仇恨祖国的落后，必欲切断自己的祖国的脐带，按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而后舒畅、自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把前近代的、半封建的、为民族的出路而新旧轧铄的中国“大陆文化”，与经过日本殖民地资本主义文化的台湾“岛屿文化”“接触”过程所产生的矛盾，从整个当时中国内战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然后将一切责任推给所谓“中国人”或“大陆文化”的“野蛮”，从而力言台湾和台湾人之必须与中国、中国人分离;另一种看法是从世界史、中国现代史全局的观点，以台湾人的中国的自主性，为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和平与民主而奋斗。
有些人也喜欢这样说：“二二八”事变终于使台湾人从中国祖国之梦苏醒过来。台湾和台湾人向中国与中国人诀别。但事实似乎不是这样的。
1947年以后，中国大陆内战的局势有迅速的变化。1949年，国府全面退守台湾。相应于中国局势的变化，经过了“二二八”洗礼的台湾革新、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青年、学生和人民，似乎不但没有因“二二八”事变而奔向分离主义，恰恰相反，1947年以后的数年间，以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台湾左翼思想和组织，有急速的发展。1950年，韩战爆发，国府展开了断然的、彻底的政治肃清(Red Purge)，秘密逮捕、拷问、处决、监禁，在台湾土地上不只进行十四天，而是四年、八年……被害的人，是一整世代在本省、外省的革新、民主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文化人和工人与农民，而其中曾经参与“二二八”蜂起者更不在少数。这当中的惨烈与恐怖，岂是“二二八”事变可以比拟?但是，这批人当中少数脱逃离开台湾者，不少奔向赤色中国，另外少数刑余幸存下来的人，一直到现在，绝大多数都是秉持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台湾人!这次《人间》“二二八的民众史”特集，用证言采集的方式披露了“二二八”事变在台中地区的风雷，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韩战爆发以后，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两个不同体制间的对立结构。在这两个不同体制的对立在线，有四个国家的国土分裂，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整个冷战的全球战略，早在1949年开始，美国就有使台湾托管和独立之意。前揭《被出卖的台湾》一书的作者柯尔，则早在“二二八”事变之前，就向白宫当局力言美国控制和支配台湾之必要，而主张以国际共管与阴促独立的形式支配台湾。在国际法上，美国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至今犹为台湾分离主义者所乐道。和柯尔、麦克阿瑟盟军总部有复杂关系之廖文毅所领导的台湾分离主义运动，不管它后来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基本上是战后世界冷战构造下的产物。因此，台湾分离主义者，对于中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轻蔑、厌恶与仇恨，而对于美国和日本，则有百般温柔和千万种温存。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事变发生当时，在兵荒马乱的中国大陆，虽然有很多记者、诗人、木刻家对这发生在台湾的不幸事件表示指责、抗议和愤怒。四十年来，特别是在台湾，它成为虽然逐渐痊愈，却一直具体存在的民族内部的伤痛。
今年二月，台湾以民进党为主的人士展开了“二二八和平纪念会”，提出了正确的“和平、宽容、团结、平反和赔偿”这些口号。这是继解除党禁和军事戒严后，台湾战后史的大事。
而国府当局，在仍然拥有绝对强大的强制力的体制下，对于民进党提出的这项高度敏感的议题，表现出不能不令人颔首的自我节制和基本上理性的反应。有论者认为，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和1950年后数年间的政治肃清，国府用武力和在台湾确立了绝对、独占性的政治和经济支配，使一个在台湾本地社会没有阶级代表性和物质基础的政权，在美国对台协防、远东反共、防共大战略的冷战构造中，世间难以一见地、反社会科学地、有板有眼地存在了四十年，并且竟然由上而下地也完成了它自己阶级和物质基础的建设，取得了“依赖性、出口导向经济”型的发展。而1947年“前、近代的”地主、大资产者、买办资本家的党，到了1987年，逐渐蜕化成台湾独占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和广大的地方体制派中产阶级的政党。这相应于台湾高成长经济而现代化了的国民党，从1986年开始，又由上而下地展开了一场惊人的台湾社会力再编成。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最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自由化、开明化的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冻“二二八”历史问题禁忌，要求我们以更有生产性的、更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在千头万绪中，分别批判“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人受日人奴化教育影响、中共煽动”论，和“落后的‘大陆文化’与先进的‘岛屿文化’接触时势所必致的悲剧”、“中国人杀台湾人”论，是最基本的工作。为“二二八”不幸事件重新补缀历史的真象，似乎应该先从史实的采集着手，然后在来日期待能从新的史实中，找出新的意义。只有透过公开、严肃、认真的“二二八”历史研究，重新认识历史，才能解决“二二八”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我们强烈要求国府能率先公布“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象，鼓励民间对“二二八”史实的再研究，从而有决心、有计划地对“二二八”事件之冤案、锗案、假案进行严肃、诚恳的平反与名誉恢复，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并做一定的物质补偿。从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出发，厘清历史的公案。我们期待政府和民间对待“二二八”研究，都有这样的态度。
本期《人间》初步整理了“二二八”事变在台中地区的风雷，对当时士绅派和民众派的葛藤、“二七部队”、乌牛栏溪畔的战斗和大甲左翼运动者蔡铁城的数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旅日立教大学戴国辉教授特为《人间》访问了丘念台先生的秘书林宪先生，对“二二八”事变前后的台湾形势，和这形势中丘念台先生的思想、工作和感情，有详细的探索，允为“二二八”历史的重要材料。本刊得以独家刊出，至为荣幸，特笔在此向戴国辉教授和林宪先生致最大的谢意。
【原题：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察网(www.cwzg.cn)摘自1987年4月《人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