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治波：“官本位”是个坏东西

　　前些年，经常看到一些关于职业向往的问卷调查，结论是中国青少年最向往当科学家、教师等等。笔者以为，这要么是不懂事的孩子胡填瞎写，要么是懂事的孩子刻意掩饰。以笔者的见闻和判断，绝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向往的就是做官，就是通过做官来出人头地。中国人对“官”的迷恋几乎到了以官职衡量一切的程度。举凡政治地位、医疗待遇、工资高低、住房大小、名次前后、座次安排、专车档次、与会资格、悼词长短、见报与否、安葬何处，等等等等，都要视官职大小而定。即便对和尚、老道，也往往要用官级来套一套，看看相当于多大的官。

　　不要以为只有成人讲官本位，成人的官瘾也会传染给孩子。一个三四十人的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这委员、那委员，这代表、那代表，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有官衔的与戴眼镜的一样多，几乎占去班级的一半。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小学班主任为满足班上孩子做官的渴望，干脆给每个孩子都委任了一个官职。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了官迷。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不惜给老师送礼使钱，这与官场的行贿买官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

　　前些年，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请龙应台当了文化局长，内地有人评价说：“龙应台当上了台北市的文化局长。她辩解说：‘我不去当，会有坏蛋去占据这个位置。’她说：‘我是为了历史。’我认为她的这种说法是不真诚的。染缸对谁来说都是染缸，对坏人来说是染缸，对好人也是染缸。我从来就不相信有‘出淤泥而不染’这回事。”

　　尽管龙应台似乎掩饰了自己做官的真实意图，而且话说得太大，但对于龙应台的投笔为官，人们是无权指责的。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趋利避害乃人之本能。对人而言，所谓“利”，精神上就是尊严，物质上则为实惠。芸芸众生，谁不渴望尊严，谁不想得实惠?而做官恰恰能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而又无需太大的专业本领。所以，想做官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怎样做官，做怎样的官。如果像包公、海瑞、彭德怀、焦裕禄、孔繁森那样做官，做他们那样的官，岂不是很好么?即便不能像上述诸公那样高尚杰出，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官员也是不错的。

　　问题是，现在的一些人做了官，并不去做“官”应该做的“官”事，而是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千方百计捞取当官的好处。这种好处常常并非制度规范下的好处，而是灰色乃至黑色的好处。在我们的一些部门，只要握有实权，为个人捞取好处就十分方便且无人监督，无人见怪。这就在无形之中为人们确立了一个不正常的利益导向。于是乎，“乌纱帽”便成了人们趋之若婺的目标，跑官者有之，买官者有之，投机钻营、溜须拍马、尔虞我诈、弄虚作假，成了官场的常态。这就必然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此这般，焉能不败坏官场道德、社会风气?二是官本位如此盛行，官员焉能做公仆，百姓如何当主人?三是太多的人才奔着做官，谁去钻研科学、探讨业务?我们的科学不昌明、学术不发达，我们上百年来没有重大的发明创造，我们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奖，不能说与此无关。

　　现在，国家投巨资培养的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不是去钻研业务，而是改行做官。还有些科研人员以专业成就换取官职，曲线升官的目的达到了，业务却十分可惜地荒废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个个的损失累积起来，是巨大而无法弥补的。

　　众所周知，经济领域存在着平均利润规律：由于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资本不断地从利润较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较高的部门，使不同的部门利润平均化，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同样的道理，随着人们的不断跳槽，不同职业之间也可能形成平均职业率。据笔者所知，在欧美一些国家尤其是北欧的一些国家，为官已经成为与其他职业一样的正常职业之一，并不特别令人羡慕。

　　官本位是个坏东西。什么时候，我们的官员地位不再那么高，实惠不再那么多，权力不再那么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为官才会作为一个不再特殊的职业而存在，官本位的现象才会真正地淡化。这离不开政策引导、观念转变，而尤为重要的是体制创新，这应当成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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