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如何用乡贤文化凝聚乡愁？
“城市是时间的产物”。伴随着“千城一面”的造城运动，历史记忆不断支离瓦解，以浙江为例，周庄、乌镇等古镇现已逐渐消逝，杭州河坊街、南宋御街等历史街区的过度商业化也早使其失去了原有的味道。今天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尤其是农村城镇化翻天覆地，仅存的乡愁总会在城乡快速发展中灰飞烟灭，乡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生活，作为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如何用乡贤文化凝聚乡愁，重拾人们心中那一片净土？
探索：乡贤文化凝聚乡愁的可能性探讨
乡贤文化是乡愁文化建构的重要载体
乡愁文化是一个地区人们根据个人思想、共同的文化和社会实践积极地、持续地构建而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结构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化生产方式下的物质文明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使得农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文化适应的压力加剧了乡愁的文化构建，这些压力是由于价值观的改变、信念的改变、接触新文化行为的改变所导致。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乡贤文化能起到关键性作用。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更是乡愁文化构建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重要载体。
乡贤文化能强化乡愁的文化认同感
乡贤文化自觉意味着对本土的乡村人文精神的高度肯定，有利于激发乡土情感，维系集体认同感。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乡村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有其区域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当地乡贤留下的相关文物、文献、传说建构了小型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地域性的历史记忆是维系集体认同感的关键。如果说乡村社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对抗汹涌而至的城市化大潮，也许就是对故土的留恋以及基于历史记忆而生发的集体认同感。例如，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边城》为当地人乡愁文化奠定了意向基础。其小说中所描述的客家土楼、围屋等是闽南粤北客家人典型的居住聚落，是客家人“时时为客、处处为家”的乡愁记忆文化建构的结果，而沈从文作为当地乡贤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让湘西地区的乡愁文化传播与凝聚。
乡贤文化能够保护乡愁绵延不绝
对于乡村的意义和价值来说，乡愁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大多数情况下乡村的凋零也会使得乡愁随之消失。而要让乡愁永驻，必须有文化的积淀，乡贤文化是传统农村精神文明的核心支柱，乡贤文化有助于塑造当代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力量。在传统社会中，乡贤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既是乡村社会的管理者，又是乡村礼俗的实践者，还是乡土知识体系的保存、传播者，他们只能是土生土长，非常熟悉本土生活的，而不能是外来的“启蒙者”与“布道者”。由这些乡贤们身上凝练出来的的乡贤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强的扩张力和渗透力。在中国农村精英大量涌向城市，乡村空心化、农村文化生活单一化背景下，乡贤文化为社会稳定、文明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乡贤的感召力、乡贤文化的信服力，无疑是带动乡风向好、民风向上更有示范引领作用，也无疑是呵护乡村文化、保护乡愁绵延不觉的重要力量。
寂寥：中国乡贤文化的困境
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
乡村精英是乡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显著标志，属于乡贤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而如今，在现代化、都市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的突飞猛进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精英资源流失严重。在城乡转型的阵痛期，农村被城镇化的齿轮碾呈“空心化”，本土精英和劳动力不断流失，农村严重“失血”致“贫血”而无新鲜血液输入，美丽乡村的发展建设缺乏生机活力，从而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就业不足，留守儿童的数量与日俱增。2016年11月9日，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高达902万人。正如作家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感叹的那样，城市化使亲人、熟人、老街、农村日渐消逝。乡村精英的流失使得乡贤文化在农村建设中由于缺乏传承载体日渐淡化。
乡贤文化的显现衰微
检视当下，传统的乡贤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蚀挤压之下日渐单薄枯槁。在科技日昌、文明日进的人类社会里，人的乡愁记忆却逐渐模糊、朦胧起来。那些历史悠久、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的古村落如今已经残垣断壁、人去楼空，乡贤文化也随之淡化。乡村文化的失落凋零、乡村俊贤的落寞出走，乡贤文化的衰微也就在所难免。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就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作了精辟之解，他认为“文化”就是彰显各民族的自我和特色、使各个民族不一样的东西，而“文明”是使各民族的差异性逐渐减少、使各个民族越来越一样的东西。乡贤文化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独特深厚的精神力量与内在活力，这是现代文明所缺失的灵性和韵味。乡贤文化在现代文明的缝隙中与我们渐行渐远，现代人难以再觅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家园。
多元文化思潮的交锋碰撞
当今中国社会思潮可谓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构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景观”。从“西风东渐”到“西风劲吹”，再到如今的“西风泛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难逃其影响，中国传统乡贤文化亦难以“独善其身”。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农村数量的大量减少使得乡贤文化在多元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中受到严重冲击。诸如自由主义思潮、享乐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等一时甚嚣尘上。中国传统乡贤文化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中互相激荡、彼此角逐，致使彼此覆盖和皴染，消解和淡化了乡贤文化中的有益因子。乡贤文化原本是一种伦理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如今却随着多元文化思潮的碰撞，使得传统乡贤文化也随之变质扭曲了乡贤文化的价值品位。
重塑：中国乡贤文化的回归
提倡乡贤文化，既能延续传统乡贤文化精华，也有利于在新时期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吁新乡贤返乡为家乡文化建设做贡献，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社会价值。利用乡贤文化构建新农村文化建设是解决新农村文化建设现存问题的有效路径。乡贤是用实际行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人物典型，乡贤文化有效回应了农村群众对乡土文化的渴求，因此，重塑乡贤文化在中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
传颂“古贤”：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乡贤文化要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古代乡贤是传统文化的符号，加大传统乡贤的发掘和弘扬，才能让乡贤文化的传承和宣传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这就要求充分挖掘传统乡贤的文化内涵，保护乡贤文化的历史资源。一是要加大对文物的保护与修缮。由于种种因素，历史遗留下来的乡贤文化资源多已荡然无存，偶有遗珠，也亟待抢救，因而发现、抢救、保护珍贵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增加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已成当务之急。二是要整理搜集古贤文献资料。在地方志中的各类《人物志》中，我们也能够经常看到“重乡贤”的表述。历代关于乡贤考证类的书种类繁多，所以，有关此类文物、文献的整理收编工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像鲁迅先生就一直重视乡贤故书、乡邦文献，他曾搜集古逸书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比如钟离岫的《会稽后贤传记》等，因此，抢救、保护好当地历代乡贤的珍贵文献文物，承载着乡贤们的人文道德力量。三是创新乡贤文化宣传渠道。在传统媒体加大宣传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可以在当地学校教育中加入当地乡贤事迹教育，让当地的孩子从小就从传统乡贤身上吸取能量。
引进“今贤”：凝聚乡贤力量
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贵在乡贤的示范带动作用。人是乡贤文化的主体，古之乡贤之所以受人尊重，就在于他们“好为德于乡”，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急公好义、闻名乡里，是村庄的道德典范与精神领袖，也是村庄秩序的守护者、维护者。当下，乡贤的力量不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减少，要留住乡贤，激活乡贤文化，让乡愁永驻，需要保护与传承乡贤文化资源，多策并举培育新乡贤，以文化人，通过培育乡贤文化，凝聚村民力量，联结乡村情怀，同样为提升农村地区道德建设水平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注入了新的活力。以乡贤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乡贤参与乡村发展建设的作用，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与缝合，使乡贤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发展建设的助推器。
培育“新贤”：增强群众参与
北宋时期，吕大忠与吕大钧等地方乡贤制定的《吕氏乡约》，开启了乡贤自主管理治理乡村的制度建设先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绅和乡贤事中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物的主导力量。当今，我国农村正在向现代化农村转型过程中快速发展，各个乡村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全力培育与挖掘塑造新形势下的新乡贤文化。可以从下几个方面着手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作用。首先，要培育“见贤思齐”的风气。要给与乡贤褒奖与尊重，使乡民信任乡贤，憧憬成为乡贤，营造“见贤思齐”的风气。其次，增强新乡贤的文化涵育作用。古代乡贤主要通过崇文右学、匡扶正义、乐善好施等方面的道德精神力量影响后人，并将优秀的价值观精神世代相传，因此，需要进一步利用新乡贤文化涵育乡风、敦化民风，要总结区域新乡贤精神，弘扬发挥新乡贤的道德教化作用。最后，鼓励新乡贤参与村农文化建设与治理。以新乡贤文化促进乡村管理现代化，完善农村党组织设置，吸引乡贤参与村里事务的管理，渐渐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文化治理的村民自治转型。新乡贤应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道德模范和精英作用，不断引领广大乡民发展新时代的新乡贤文化。
参考文献：
杨睿轩，《守望乡愁，中国乡贤文化的哀微与重塑》
朱金，《传承发展乡贤文化涵养现代乡土文明》
宋文芳，《乡贤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后台编辑：张天意
校对：陈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