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狂欢是否来自公共空间挤压与自媒体赋权的矛盾？

今日看点

如今讨论的空间正在不断发生冲突，要对所获取信息的价值及其真实性进行考量，更多地需要对媒介关系进行分析。因为舆论狂欢背后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复杂性，抽丝剥茧地还原事件的原貌在各种声音的干扰下愈发得困难。

《齐格蒙特·鲍曼传》中对现代生活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现代性城市中的人们生活在被高科技枷锁所束缚的牢笼中，每个人又能够较为轻易地获取快乐，隐喻了媒介技术的进步一边挤压着人类生存的空间，同时形成信息传播上的牢笼束缚人的思想自由。鲍德里亚的观点则更为激烈，他认为大众媒介和技术的发展奴役了人。

尼尔·波兹曼认可赫胥黎的预言：“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这句话也被写入《娱乐至死》这部媒介批评力作的前言当中。波兹曼对于技术役使下的媒介发展给出了极为消极的判断和有力的警示，但历史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波特曼的警示并未降低媒介对于社会的渗透程度，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公共话语空间正由于科技的无边界特性的加持而愈发活跃，而自上而下的治理也愈发地遭受挑战。

公共话语空间的后现代性：

来由和表现

总的来说，公共话语空间完整地呈现了当代社会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是文化上的结果，本质上来说是经济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历史的分野。公共空间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正是该变化的完整体现。因此，公共的舆论空间是否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产生衍变，这个问题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从舆论的内容上来说，狂欢化的特征近年来愈加明显，这是由于公共空间的强管制与自媒体对于草根的赋权之间产生摩擦所导致的。自媒体的兴起正是这一过程的触媒，而信息量更为饱和、传播方式更符合大众潜意识的短视频愈加放大了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例如近日平台中讨论激烈的“漫展JK拍照事件”，在很多层次的内容中演变出成为试图代表公权行使监督责任的参与者，原本意图也同样出于谋私的利场，进而导致了舆论的复杂化、极化和狂欢化，对分析内容和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味带来了更加严峻地挑战。

图片来源于微博话题统计

“后现代”是文化上的结果，本质上来说是经济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呈现的转折，公共话语空间中对于话语权的讨论，正是这个变化的完整体现。对公共话语空间的热点事件进行观察，能够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理解“国家-社会（个人）”框架的现实意义。

“土味视频”现象折射公共话语空间中

的自媒体赋权

在当前的各类社会图景中，短视频内容，特别是“土味视频”一次又一次地引起社会共鸣、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例如2019年12月30日，通过对快手中视频内容进行拼接，并配以David Bowie和Queen等音乐家（乐团）作品作为背景音乐的一条时长11分18秒的合辑视频“再见2019·年终土味大赏”引发热议。截止1月20日，该视频点赞6.3万、评论1.0万、转发4.4万。而1月4日的新闻联播结束后播放了长达2分钟的快手广告，更是将“快手”这一被社会广泛认知为“土味视频”的代表平台置入大众的目光。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当时至今，各类平台中对短视频内容进行剪辑加工的创作形式愈发活跃，成为各类创作者和观众喜闻乐见、表达情感的方式，而弹幕等新的互动形式的出现，丰富了这类题材文本之外的意义。这类奇观化题材的作品所包含的美学文本能够在社会范围内完成自下而上的泛化，以及对公共话语空间结构的重塑，是对草根阶层实现极大赋权的体现，也可以被视为是当代媒介后现代性的结构性体现的一个方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土味视频”作为文本，其创作者和原受众的诉求是朴素简单的——即寻求简单的压力纾解和情绪发泄，而边缘读者（包括外部读者）则是出于猎奇和审丑的态度，之后则被文本中带有“热情”或“生命力”意味的符号所感召，达成了对于文本的接受。“土味视频”从一种边缘文化演变成为被大量网民关注的热点现象，并不完全符合“审美转向”的意义。对这个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审美的转折与聚合是历史性的，并通过大众（特别是草根）在媒体中被赋权，对公共话语空间的结构进行了重塑，草根在公共话语空间中获得了更强势的表达能力和更独特的政治身份。

创造舆论和书写历史：

后现代公共时空中人的行为

自媒体对大众的赋权可以被视为是当代媒介后现代性的结构性体现的话，公共话语空间的管制则可以被视为是更加重要的结构性体现，某些方面来说，甚至可被认为是结构性的问题。

一方面，时代的后现代特征在社会中掀起了所谓“去中心化”的浪潮，历史的反权威和精英的特征在自媒体对大众进行赋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这与公共话语空间被严格管制是相矛盾的。从社会经济意义上来说，稳定的舆论环境是十足必要的，但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此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话语主体的矛盾，造成了权力主客体的对立，产生了长期视角的大众文化割裂。

另一方面，东西方媒体对于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在在修辞上的抉择，能够看出媒体在报道内容的选择上抱有强烈的立场与“利场”上的偏好，本应该扮演好观察社会运行的“他者”角色的媒体参与到社会运行中，监督功能某种程度上面临着不在场的问题。当社会危机来临，“国家-大众”关系便更加复杂，陷入“塔西佗陷阱”的风险也会提升。也就是说，在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与讨论中，非官方的表达的能力受到约束和监管，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被释空。这个问题并非是局部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东西方的普遍问题。

然而，微观层面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应在宏观的历史潮流中被忽视。舆论狂欢的出现，不仅仅来自于两个结构性问题的对立，其发生还与网络话语本身的特点对个体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有关。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在现实空间中，语言是包涵一定的社会契约意义的，并且语言所表达的情感与主体的行为倾向之间存在一定的映射关系（见表2），能够产生具体的行为意义。

在网络话语空间中，这一映射关系却并不一定成立。因虚拟的身份将个体从公共互动中本应承担的责任中解除出来，使得虚拟空间中的交流可以不受契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约束，当情感通过网络空间的话语进行释放的时候，物理意义上的主客体均是不在场的，具体的行动倾向也无法产生实质的效果，造成了大众交流时的无所顾忌，甚至于选择更为激烈的言辞进行表达，从而为互联网中的舆论狂欢与极化提供了土壤。

此外，技术、资本和社交平台互动所形成的新的话语体系中也并非表现出去中心化趋势，而是在垂直领域中强化了中心化的现象，与曼纽尔·卡斯特所称的“大众自传播”是同时发生的。即是说，总体的话语权虽然被消解，但在具体领域，来自大众的话语权反而向着具有威权形象的中心个体进行集聚，自下而上的出现了话语权上的“中产阶级”，这个层级也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扮演着“第三空间”的角色，弥合着现行公共话语框架两端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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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 万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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