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文化产业格局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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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激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文化创新活力，推动首都文化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6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承办的2020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会上，范周教授发表题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文化产业格局新变化”的演讲，为我国文化产业转“危”为“机”、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视频为[北京新闻]2020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大会举办，来源于央视网

2020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自此，“常态化”成为我国疫情防控新阶段的关键词。“常态化”意味着持久战的到来，在此形势下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有新认知、新思维和新方式。基于以上判断，在此我与大家分享以下几个观点：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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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升七降”，文化及相关企业营收总体下滑，文化产业核心领域保持增长

国家统计局7月31日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营收数据》显示，文化及相关产业9大行业中，除新闻信息服务与创意设计服务营收实现同比增长外，其余7个行业同比仍在下降，但降幅较一季度明显收窄。

2020年一季度、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企业营收比较

北京市在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5851.4亿元，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其中两个核心领域（新闻信息服务与内容创作生产业）不降反升，与全国“两升七降”整体态势相似。相较之下，全国5.9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在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019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下降6.2%，经济复苏的“北京速度”引人瞩目。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疫情从严防控导致电影、演艺等市场长达半年之久的持续萧条，引发公众对于我国文化产业今年断崖式发展的感性判断。可以明确的是，无论电影产业、演艺产业还是其他显性门类，在2019年文化产业9大门类、43个中类和136个小类创造超4万亿元的营收中占比微乎其微，以偏概全难免有所偏颇，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整体趋势向好毋庸置疑。疫情后上映的第一部国产电影《八佰》仅用11天时间票房突破20亿元，观影人数达5195万人次。越是在非常变动的时期，人们越需要具有价值的文化内容，社会越需要具有引领力的文化内容产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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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惯性，文化中介服务与休闲娱乐活动依赖线下消费，线上迁移缓慢且成效有限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同比下降48.8%，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同比下降13.3%。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文化中介服务或可依托互联网平台有效缓冲线下活动停滞局限，但更加强调空间营造、人际互动的休闲娱乐活动则仍被约束。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潮流，但当前我国线上服务所能提供的现场感、互动感仍不足以完全取代线下消费，且短时间内这一现象被扭转的概率不大，这或将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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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所向，“互联网+文化”融合新业态发展迅猛，商业模式快速迭代

2020年上半年，“互联网+文化”新业态市场表现持续上扬。从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业来看，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在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29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2%，增速比一季度提高2.7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2.2%，比上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

工信部发布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745亿GB，同比增长34.5%，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加速发展。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杭州，其在今年上半年生产总值达73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5%，这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普遍负增长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杭州逆势上涨得益于其在数字领域的超前谋划和精心布局，尤其在杭州新兴业态基础雄厚的区域，例如余杭区，受益于阿里巴巴业务的部分迁入，本区一季度区级财政收入637.7亿元，远高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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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收窄，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外销受阻，传统制造红利逐步降低

作为“制造业大国”，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增量发展的主要来源，国内众多文化企业专注于文化用品生产与出口，以玩具、乐器、无人机、游乐游艺设备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凭借“低价优质”畅销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疫情之后，我国经济进入“双循环”发展阶段，外需收紧、全球供应链变化、文化产品外销受阻等因素直接影响到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的复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文化消费终端生产营收同比下降5.9%，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的到来这样的影响或将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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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创新，文化制造业核心基础组件进口依赖程度高，核心关键技术亟待自主创新

尽管我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在世界市场拥有不俗销量，但实现完全技术自主化仍然不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品类不多，当前很多文化制造行业所需要的核心元件十分依赖进口。例如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凭借价格优势目前占有全球约70%的市场份额，但其不少核心部件均来自世界顶级供应商，在当下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全新格局变化的形势下，大疆无人机的生产独立性将受到极大挑战，或失去发展的主动权。

谋划新发展需要客观看待变革中的“危”与“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发展阶段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的一个阶段，只有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够转危为机，实现安全高质的发展，这对于文化产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中的发展同样适用。理性思考，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面临哪些“危”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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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不确定性

全球疫情蔓延时间差的存在，各国（地区）抗疫态度及行动的差别，第二波疫情到来的隐患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而疫情导致海外市场收缩、物流运输成本提升、居民预期收入降低，同时也在加剧国际贸易摩擦，让本就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

此外，我还想重点提及居民文化消费习惯的变化。此前社会各界预期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出现的爆发性消费并未在更广范围内发生，历经疫情后人们普遍冷静观望经济发展，主张适度消费。因此判断未来形势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只有无常才是恒常，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中提及我们要对世界未来格局变化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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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增长贡献率的进一步提升将利好文化产业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区间，在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中，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强化。从现实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长期落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文化消费仍存在巨大增长空间。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意愿愈发强烈，文化消费水平能力显著提升，虽然突如其来疫情极大抑制了线下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但同时也转化催生出一批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

从五月国内疫情整体稳定至今，无论是发放消费券、针对特定人群推行免票政策、还是试行弹性休假制度，各地制定的消费政策有力激活市场活力，增加经济复苏内生动力。有研究分析，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这一数据在“十四五”期间更有望跨过12000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从而为促进居民消费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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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将成为主导新发展阶段的决定性因素

当前，世界各国当前都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为34.8%，而美国这一数据则高达68%。未来，围绕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开展的针对技术、资源、标准竞争必然更加激烈，数据和信息要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将大幅提升，并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

科技创新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鲜明主题，技术红利将进一步渗透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重点领域。尤其在当前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基建加速推进背景下，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依托技术赋能实现产业发展“换道超车”。

我国科研投入仍存在区域的显著差异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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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步入“双循环”新格局中实现内在强化

“双循环”新格局的深层逻辑在于：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消费新场景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同步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同时加强“外循环”，或通过内循环重塑外循环。

图为中国经济“双循环”格局发展逻辑

在双循环经济格局中，文化产业应从供给端发力，继续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我国文化产业中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和体制机制障碍，具体举措为抓紧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发展加快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以及文化治理数字化。在消费升级方面，重点是5G、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建立的高效在线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新的虚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则以“线上”赋能“线下”的方式，推动消费重心下沉，释放城乡文化消费升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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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带动结构升级

疫情防控常态化过程中，我国也将开启“十四五”时期的全新篇章，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各行各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热议话题。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广大消费者对于更高层次文化消费内容及形式的强烈需求。而当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纵深推进，为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发展方式，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现实基础。

可以预见，未来以智能终端为载体、高速移动互联网为渠道、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为背景的新兴文化信息消费，和以个性化、定制化、预售制为特点，具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特殊性的文化娱乐消费将成为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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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企业需要更高水平的服务平台和营商环境

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在企业，以文化企业为抓手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了解文化企业的所需所求，进一步针对不同类型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特点，从体制机制、政策环境、市场体系、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层面建构完善的平台服务体系。

这其中要着重解决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完善无形资产评估、知识产权抵押等便于文化产业开展金融活动的服务措施。今天活动现场举行的2020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北京赛区获奖项目版权证书颁发仪式在我看来既是创举也是信号，知识产权保护必然成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二是避免政策“朝令夕改”、政策解释的模糊性和政策的选择性执行等问题出现，为广大文化企业营造和谐、稳定、有序的外部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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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协调防控疫情和产业发展的关系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我国社会发展思路上要从“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发展产业”向“发展产业的前提下做好疫情防控”转变，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率，迅速地摆脱桎梏，全球市场风险骤升的情况下，国内应该相应地降低壁垒，让企业能够在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市场中开展活动，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企业活下来，整个就业市场才有保障。而这也是“六稳”“六保”政策的应有之义。

（本文根据范周教授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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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谭腾飞

美编 | 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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