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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汉字怎样处理它和汉语的关系?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中文系一年级本科生小刘在语言与文化课后发来邮件:今天我们再次提到了汉字是唯一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直接参与语言的构建,而日语的假名和韩语的谚文都是拼音符号。这一论述给我很大触动,使我既有“悟”又有“疑”。我以为,表意文字构建的语言的一大特点,是依赖视觉的阅读在语言的理解和传承中作用很大。比如一篇较为浅近的文言文,将书面文本交给初学者阅读,也能解得八九不离十,但是如果读给初学者听,八成是听不懂的。而在我自己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时英语小说看不下去,而内容完全一样的有声书我却可以顺畅地听下去;反之中文歌曲和中文小说的有声书,我却经常听不懂,因为同音的字词太多了,很容易混淆。
 
以这种理解,我也可以猜测梵语、藏语的佛经“繁”,而中译本“简”的原因:在以口传为主、需要大量辩论的文化中,语言必须为口语听说服务。在口语环境下线性形式确实更清晰,想要在口语中准确表述复杂的思想,让语法复杂化、“精确化”是合理的。书面经文是对口传的记叙,这也和拼音文字相辅相成。而在中国,和尚念经叽里咕噜的,并不能让我听明白,但我可以基本看懂书面的中译经文,并从简明的短句中产生一些有趣的联想,这种书面视觉传统和汉语使用表意文字有明显的关联。
 
但是,如果汉语确实很依赖书面表达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任何一种语言都要应对口语交流的情境。语言可以无书面文字,但是没有口语交流的语言还叫什么语言呢?如果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的说法,中国的乡下人时常是不识字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不太需要书面语言,那他们必然要发展一套属于自己的口语体系。我不否认口语与书面语一定互相渗透,口语会对书面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一民族的口语和书面语有同源的文化基因,但既然中文是表意文字构成的,它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会不会较其他语言程度更深呢?
 
学生问得好。我们就来谈谈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以及汉字如何处理这种关系。

 
无论哪一种语言,口语都是相对简单的,书面语则复杂得多,这是因为:
 
1.延时和即时。书面语有时间斟酌修饰,口语是即时的,无暇修饰;
 
2.低语境和高语境。书面语只有文字,大部分信息要靠语言形式表达。口语有充分的语境信息,大部分的理解是从非语言信息中获得的。
 
3.正式与非正式。书面语较为正式,对语言规整的要求比口语高。
 
4.传播导向和非传播导向。书面语具有很强的传播导向,它几乎就是为传播而生的;口语具有很强的非传播导向,它带有隐私性。
 
5.强异质性和弱异质性。由于文字记录口语,所以口语总是影响书面语,然而大量书面语的产生都是自洽的,并不是对口语的记录,相反,许多较为正式的口语表达都受书面语的影响,例如课堂里的口语。由此看来,口语和书面语相互影响,都具有异质性。相比较而言,口语的异质性较强,口语深受书面语的影响;书面语的异质性较弱,除了网络聊天,我们基本上只能在完全记录口语的录音记录里看到口语的影子。

 
汉字是表意字,汉字的表意表面上扩大了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因为表意字并不复制口语的词音,但实际上汉字拉近了两者的距离。这个拉近,不是拉向口语,而是拉向书面语。
 
汉字深深地介入了汉语的构成,甚至成为汉语存在的基本条件。汉字在处理它与汉语的关系中表现出很强的自我目的性。一方面,它用自由的组合不断创生大量书面语词汇,使得字组成为书面语词汇的基本成色;另一方面,它用强烈的修辞意识组织书面语的句法,用“因字而生句”构筑书面语句法的基本活动板块——句读段。

 
在拉近口语和书面语距离时,汉字又用很强的本位观念将汉语口语书面语化。由此造成汉语普通话深刻的汉字性和雅言性。中国各地方言都无法用汉字书写。没有任何方言有独立的文学传统。费孝通说“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汉字及其说解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

 
汉语的这种字本位倾向很容易将汉字的在场掩饰为汉语的在场,将汉语中的汉字因素误解为汉语自身的结构现象,造成文字对语言的遮蔽。
 
而换一个视角我们更应该说,汉语的这种字本位倾向将汉字的在场表达为汉语肌理的在场,用汉语中的汉字因素模铸汉语的结构,形成汉语句法深刻的汉字性和汉字意象深刻的语言性,文字与语言互为表里,互相塑造,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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