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我们做研究生的第一课，就从‘逐出师门’的教诲中开始”——学生眼里敢于质疑的张世禄先生

张世禄先生在语言学研究上是一位勇于探索，敢于质疑的学者。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积极参加了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写出多篇学术争鸣的论文。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对周祖模先生《汉语词汇讲话》的不同观点。

他的《古汉语里的偏正化主谓结构》一文对朱东润先生的《左传选》、杨伯峻先生的《文言语法》、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的观点，都提出了质疑。

他的《汉语史讲义》，对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汉语史分期的标准提出了质疑。

20世纪60年代，张世禄先生发表《汉语词源学的评价及其他——与岑麒祥先生商榷》，从10个方面与岑麒祥展开论辩。

在听说《辞海》三校把“语法”一律改称“文法”后，张先生亲自执笔，复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老师共同署名，给《辞海》编辑所写了公开信，从八个方面申诉应该使用“语法”术语的理由。我们知道陈望道先生主张采用“文法”有其“本土化”的理论考量，而张世禄先生坚持术语使用的社会性原则，敢于站出来和声望极高的望老商榷，表现出令人敬佩的科学精神和学术勇气。

李行杰老师1962年考取了张世禄先生的研究生，上课地点在先生的寓所客厅。第一次上课，张先生指着墙上其胞兄张书旂（美术界与徐悲鸿齐名的著名画家）的花鸟画说：“为这幅画，一名很有才华的学生曾被家兄逐出师门。”

原来，这位学生有一次近半年未交作业，待作业交来一看，是这幅花鸟画的临摹品，临摹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学生期待老师的称赞，不料张书旂怒斥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没出息。你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有什么意思？至多又成为一个张书旂，可是张书旂又算什么呢？”就这样，这位学生被张书旂断然逐出师门。后经徐悲鸿等先生再三劝说，张书旂才重新举行拜师仪式，收下这个弟子。

李行杰老师说：

“我们做研究生的第一课，就从这‘逐出师门’的教诲中开始。”

“在以后的几年中，先生反复告诫我：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不要轻信别人的结论。即使是老师讲的，也不能全认作真理，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要在看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这样才会有新发现，做出的文章才会有意义，学术也才可能有发展。”

在看了李行杰写的《吴棫<韵补>与南宋声母》一文后，张先生说：“这篇文章，有几句话是别人没有说过的。要进一步复核、修改。要经得住推敲。”

张世禄先生十分强调学术论文“有几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他说：“没有自己的话，老是重复别人的话，或者把别人的话拿来，改头换面再说一遍，对学术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浪费读者的时间。”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是张世禄极其珍视的科学品质。复旦大学中文系许道明教授曾有这样的回忆和感慨：

20世纪80年代末，我为撰写一本关于朱光潜的书稿向张先生求教，拿着他建国前发表于《国文月刊》上的《评朱光潜（诗论）》复印件到他的寓所。

老人家眉开眼笑：“你今天还能找出这篇文章，一定辛苦啊，我都有些糊里糊涂了。” 他的这番话让我相当受用，这远不是因为老师表扬了我，而是在这番话后老师又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忠告：做学问得有规矩，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基本概念上不能放任自由。

比如他说，讨论古代诗歌的节奏和声韵，要有音韵学的知识准备，得入到音韵学的传统中间去。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自有其专长。但他对专门性的古代音韵问题毕竟尚有不周。他好像把古音与今音的系统搞混了，所谓“诗的习惯，平不分阴阳”是依据中古时期的四声系统，而所谓“阴阳平已有悬殊”，根据却又是近代语言学上的习惯。“笼统不行啊，学问有它普适性的规范啊！”

1991年，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张世禄先生去了，我喜欢也多次说过，天国里也需要教师。

当今大概谁都不会怀疑张先生是个好教师，也许更多的人会真正咂摸出他在那个全面践踏规范以至于荒诞的年代里为什么自况“没有资格当教师”，他生前经历过学术生命是如何粗暴地被糟蹋的。

然而，他已经无法看到，学术前途在他身后又在经受新的考验。他似乎能够洞察在某些以“学术”谋名利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无须胆怯的世界。

面对学术的生命与前途正日渐被某些人“炒作”得近于失范，他也许会对我大喝一声：

“我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大堆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