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中文的“量体裁衣”为什么要放宽一点？——汉字理解的“纲”“目”之辨

访问学者王老师在微信上问：

“卡顿”和“卡点”中的两个“卡”，该读qiǎ 还是kǎ？

王老师认为kǎ和qiǎ 做动词时有虚实之分：

“双手卡住他的脖子”，“卡”是实用，读qiǎ ；

“他的调动被卡住了”，“卡”是虚用，读kǎ。

但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认为只有作为音译字的“卡”才读kǎ，其它用法都是qiǎ 。

那么问题就在于除了音译字，汉语本土的“卡”，还有没有适应不同读法的不同用法?

我们看《在线新华字典》，qiǎ 指“关卡、发卡、卡子、卡壳、鱼刺卡在嗓子里”，kǎ 指“卡脖子、卡住敌人退路、卡尺、卡钳”。

两种读法都可以用于“实”的事物中，如“卡qiǎ子”“卡kǎ钳”；

也都可以表示“实”的动作，如“鱼刺卡qiǎ在嗓子里”“卡kǎ 脖子”；

还都可以表示“虚”的动作，如“卡qiǎ壳”“卡kǎ住敌人退路”。

看了这样的“释义”，我们可能会理解《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对非音译字的“卡”的用法不加区分了——kǎ、qiǎ 之别很难区分。

一般的研究看到这里可能就“算了”，结论是两个“卡”没有语义对立，因为专业词典是这样说的，而且专业词典自己也分不清楚。

那么，王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1.王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语感高于知识

在语言研究中，“知识”不是第一性的，个人的感受（语感）才是第一性的。

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应该把目光落在个人感受上，重新做一个“田野调查”。

就像王老师对“卡”的用法的虚实之分，当我们看到专业字典的“权威”解释后，首先应该想：

王老师为什么会有虚实分别的感觉？

是不是“卡”的用法有了变化？

如果有变化，这是时间变异，还是空间变异？

这样的想法，套用一个哲学术语，就是“到事物本身”。

同学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先怀疑个人的感觉，而要先怀疑专业字典的解释呢？

简而言之：语言研究就是这样进步的。

一般来说，当我们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听专业、权威的说法。但这些专业的说法，只有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感觉，才能使我们成长。

而当我们自己的感觉和专业知识不同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怀疑自己的感觉，而是怀疑专业知识。带着问题，去调查研究，这应该是大学学习正确的姿势。

王老师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她关于“卡”的读法和用法的思考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2. 王老师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意合高于形合

王老师说：“《现代汉语词典》对‘卡’几十年一直只有音译字和非音译字两种分类。但是和‘卡’很相似的‘量’，这个字在虚实上又分得比较清楚，不过读不对的人仍然是大多数。

“‘量’的虚实其实更好理解：有度量刻度的‘量’都读二声，比如‘量杯’‘量血压’……但是有多少人读对了呢？

“‘量’的语义为大致、估算的时候都读四声，但是有多少人知道‘量体裁衣’的‘量’并非精确刻度，而是在精确度量了之后要放宽尺寸呢？

“这些内容，一些教了一辈子现代汉语的人都没弄清楚……

“今天的讨论让我觉得汉语的词义辨析是不是真的应该更囫囵一些，容错度更高一些……”

 王老师说得非常有趣。 “量体裁衣”的“量”，读liáng到时候，是拿着皮尺精确地量；读liàng的时候，是精确度量后再适度放宽一点。

同学们一定想当然以为应该读liáng，可只要到裁缝店做过衣服，就会明白：裁缝师傅在你身上量尺寸的时候，他真的是在量好后放宽一点的，这就是“量liàng”。

其实，“量liàng”这个字的意思，远不止裁衣，它几乎就是一个哲学概念。王老师说的“放宽一点”，表面上是在考虑度量对象的身材，实际上是在思忖对象所处的整个语境。

我问王老师：“量liàng”是不是这个意思——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中有位裁缝名气很响。他裁制的衣服，长短肥瘦，无不合体。一次，御史大夫请他去裁制一件朝服。裁缝量好了他的身腰尺寸，又问：“请教老爷，您当官当了多少年了？”御史大夫很奇怪：“你量体裁衣就够了，还要问这些干什么？”裁缝回答说：“年青相公初任高职，意高气盛，走路时挺胸凸肚，裁衣要后短前长；做官有了一定年资，意气微平，衣服应前后一般长短；当官年久而将迁退，则内心悒郁不振，走路时低头弯腰，做的衣服就应前短后长。所以，如果不问明做官的年资，我怎么能裁出称心合体的衣服来呢？”

这样对“量”的思考，可以说“放宽”到极致了。

同学们可能会说，外国人“量体裁衣”也会放宽一点的呀。是的，但西方语言并没有为放宽一点的“量”增加一个形式，他们在乎的只是量的精确，而汉语却智慧地区分了liáng和liàng。

王老师将“卡”和“量”的复杂的义项，归结为虚实之别。她说：“汉语的词义辨析是不是真的应该更囫囵一些，容错度更高一些”，这里说的“高”，我理解应该是有限概括（综合），而不要无限分析。这一点说到了中文理解的要害。

我们都知道中文的组织是字与字的意合，而非形合。因为没有一个字是在语法形式上要求与另一个字相配的。

也就是说，字的组合在形式上很自由，约束组合的只是意义的联想能否实现。

一个汉字，它的形音义具有多种理解和组合的可能性，这就为字的灵活组合提供了必备条件。

汉字的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充分的弹性，使它能够适应不同的上下文，和不同的汉字“碰撞”出不同的意义。这样的“碰撞”或者说意合，在理论上难以穷尽，机械的“形合”只能瞠目其后。

也因此，中国人的语文能力，不在于对字与字的意合掌握了多少种可能的形式，而在对多种多样的意合形式，能不能在总体上提纲挈领，束广就狭，掌握字的灵活运用的主动权。就像王老师那样，把握“卡”的各种用法的虚实之分，把握“量”的各种用法的虚实之分。这样一来，无论“卡”或“量”有多少种用法，我们都能胸有成竹，“纲举目张”。

而一个人语文水准的高低，不在他能记住字的多少种组合，而在他是否有能力理解，并创造字与字新的、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意合。

这个“情理之中”就是对字的虚与实、体与用、动与静的真切体认，由此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就是中国文化主张的“大道至简”。

在这一点上，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对汉语虚词的分类是一个范例。

张先生认为，汉语所谓连词、介词、连接副词、结构助词、时态助词，都是用来表示“关系”这种语法意义，可以总括为“关系词”。汉语所谓叹词、语气助词、语气副词，也应该合为一类——“语气词”：

“一般以为放在语末的是语气助词，放在语中的是语气副词，这是跟我们传统的助词分类不合的。我国过去讲助词，只分语首、语中、语末，没有因此来划分成不同的三类”。

张世禄甚至认为判断词“是”是由指示代词和形容词虚化为表示“断定”的语气词。

张世禄批评汉语的词类区分在西洋词类的基础上加以“精密化”，实际上是更加“繁”“难”了。他主张在“汉语语法体系上消除一些繁琐的名辞、术语，简化一些不必要的分类，免除学习上‘繁’而‘难’的弊病，便于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同时也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

我的复旦本科老同学在编《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时候，面对一个字（词）的义项细分至二三十、甚至五六十之多，他很不以为然。哪个古文大家记得住这么多的义项？而这妨碍他们对字义的理解了吗？也因此，古文大家总是能创造性地对汉字作出神入化的组合，因为他们深刻把握了一个字的基本含义，由此纲举目张。老同学对我说：

“当然我不可能在词典体例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试图推倒重来，在此不过谈谈个人看法：汉语不必（不能？）在形式上分析得很细。”

睿智的老同学所言，我深以为然。他在“不能”上打了一个问号，我以为这个问号应该去掉，汉语就是不能在形式上分析得很细。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在汉语中，“细”是交给语境的，而不是交给记忆的。

如果只记住了“细”，而回不到“粗”，就远离了语言的本质——语境通观。

语言的所有意涵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只顾细目，语言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堆机械、静止、孤立、“与我无关”的“知识”。

敏锐的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分析得很细的汉语是“与我无关”的，而回到“粗”的汉语是与我有关的？

因为这里的“粗”是指深入到细目下的底层逻辑，是振领提纲。只有在这里，理解才离开了机械记忆，而和语感、和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

从上周开始，在教务处的安排下，我听了哲学学院、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社政学院等院系的好几门课。有的老师举的例子都是现成的外文或外文翻译的例子，拿一本外文书逐段讲解，没有在真正消化吸收后形成自己的语言。教师讲课不能仅仅面对一本外文书、一堆知识。知识性的东西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教师应该讲自己的感悟，讲自己的观点，讲自己的成长。而这样的东西，往往都是“底层”的深厚体验，而非“雨我无瓜”的知识。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于漪曾对我说：

“语文学习应该举一反三，而现在的语文教学只顾教‘三’，却回不到‘一’了！”

从中学语文教学走过来的同学们，在大学学习中，依然要经常问自己：

学了许多“三”，是否迷失了“一”？

 《杏花春雨下，核酸检查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院长 杨秉辉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