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观察】赵普光 姜溪海||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转型及其机制

每至历史洪流的凶险处，文学无用论与文学工具论这对文学功利主义诞下的双胞胎往往会魅影般浮出地表，以某些滑稽的方式侵蚀着文学的名声。作家过于急切和盲目的创作实践也许不是文学介入现实的最佳途径，深入的反思反而更能彰显其公共性。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有关瘟疫文学作品的重读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引起积极讨论，证明疫情下谈论文学并非是一件“残忍”之事。瘟疫从未真正彻底远离我们的文明进程，当然也从未缺席过我们的文学史，（1）但在2003年“非典”之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正面描写大型瘟疫的文学作品确乎不多，以瘟疫为主题和主体的叙事作品，迟至后“非典”时期才真正大量涌现。探究现当代文学中这一类型文学（2）的变化过程，是理解瘟疫文学叙事的历史处境与当下状况的方法之一，更是借以展开深入审视和反思的某种镜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历史的检视与反思，关涉瘟疫观念史、瘟疫表述史等诸多问题的探讨和重识，在当下尤显迫切和必要。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瘟疫故事的不同讲法

在现代文学中，涉及瘟疫的作品不多，以瘟疫或流行病的暴发为主要背景的小说有《泥涂》（沈从文）、《岔路》（鲁彦）、《疟疾》（方光焘）、《兴文乡疫症即景》（徐疾）等，为数不多的作品显示出瘟疫叙写上的某种时代一致性。我们知道，在古代瘟疫或被描述为兆示时局变化的异象，或被认为是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作用，因此，彼时瘟疫叙事多呈现出神秘化的话语方式，瘟疫也被叙述为“鬼神之事”。而在现代中国，作家则通过反讽方式对瘟疫的迷信化认知进行祛魅后，将其纳入日常化叙述之中。在这些作品中，瘟疫与死亡虽然痛苦但不再神秘，瘟疫脱离了鬼神的隐喻，而指向底层的具体人的苦难。因此，现代作家对瘟疫的叙述是日常话语与苦难话语的叠加，它将瘟疫由“鬼神之事”，还原为“人之事”。

准确地说，现代作家叙述的“人之事”是底层个人在瘟疫中的痛苦挣扎，最为典型的是沈从文的《泥涂》。小说描写了城镇底层的贫民家庭在瘟疫到来时的无力，面对孩子罹患疫病，母亲即使倾尽可怜的家财也束手无策，而当地官员与富人对贫民的欺压，又甚于瘟疫的肆虐。作家以瘟疫为切口，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向读者展示了动荡社会中底层个体的无尽苦难。与《泥涂》略有不同，《疟疾》《岔路》对瘟疫惨状的展示虽不像前者那般触目惊心，但其对瘟疫中乡民不知所措只能求助于迷信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在瘟疫中痛苦而无助的境遇。

《泥涂》书影

1949年之后的文学史，大致可看到下面的演变轨迹。在共和国前30年间，反映瘟疫的文学作品很少，及至八九十年代始有张抗抗《流行病》、池莉《霍乱之乱》等数篇以瘟疫为主要情节的小说出现；2003年“非典”触发了瘟疫文学的“爆发”，此后一批讲述“非典”时期故事的文学作品涌现。所以，可以说当代文学史上的瘟疫叙事，大多数出现在“后非典时期”。

在“后非典时期”的瘟疫文学中，前述现代文学中那种侧重于底层苦难书写的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这首先体现在故事主人公身份的变化，小说人物的政治经济地位呈现出由底层向上层转换的特征。现代文学作品中，备受瘟疫折磨的是处于底层的农民、城市无产者等；而当代瘟疫文学中，城市中产及以上群体则成了小说的主要人物。根据是否与瘟疫“发生正面冲突”，当代瘟疫文学中的主要人物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官员、医生、记者、科研人员为主的“抗疫者”“治理者”形象，这些人物多处于瘟疫风暴的中心；二是以商人、高校教师学生为主的形象，他们处在瘟疫风暴的边缘，瘟疫本身对其不构成直接和致命的影响。

围绕着此两类主人公形象，当代文学衍生出区别于现代“底层瘟疫苦难故事”的两种形态，即“抗疫故事”和“瘟疫时期的爱情故事”。“抗疫故事”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柳建伟的《SARS危机》。小说讲述了一个由官员（市长）、科研人员（院士）、医生、记者组成的“家庭”在SARS到来时，共同为全市人民抗击瘟疫的故事。此后，又有作家不满足于即时性书写，而将笔触或伸向历史，如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或延至未来，如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但即使在《花冠病毒》《白雪乌鸦》这些可以视作较有沉淀色彩的瘟疫叙事中，“抗疫”同样是最重要的情节，主人公“抗疫者”的身份属性与《SARS危机》类似。

如果说抗击瘟疫的前线是英雄的战场，那么躲避瘟疫的房间则是滋生和试炼爱情的实验室。“瘟疫时期的爱情故事”是当代瘟疫叙事的又一重要类型，“非典”之后，此类小说大量涌现，甚至有多部直接以“非典时期的爱情”为题，代表性的如石钟山的《“非典”时期的爱情》、徐坤的《爱你两周半》等。其中，《爱你两周半》特色鲜明，讲述了一对早无事实婚姻的夫妻在“非典”期间与各自情人共处，并最终又各自对失败婚姻释然的故事。与此结局相反的，《“非典”时期的爱情》则显得温情脉脉，故事中即将破裂的婚姻因瘟疫的突如其来而重归甜蜜。

二、“苦难”或“灾难”：文学想象中的瘟疫认知变迁

前述特点是现当代文学瘟疫叙事转型的显性表征，其背后更深层地隐含着瘟疫认知方式的变化。当我们以“瘟疫叙事”为对象考察文学史，这本身已经暗含了对“瘟疫叙事”的期待，即从文学中发现瘟疫大流行下的灾难性场景与人性图景。在当代认知语境下，瘟疫小说预先被视为灾难文学之一种，亦即当代文学瘟疫叙事其实隐含着“瘟疫—灾难”的认知框架。

然而，与当代文学对瘟疫“灾难”性质的指认不同，在现代文学的瘟疫叙事中，瘟疫更多的是作为底层苦难的象征，其社会性的“灾难”意涵不明显。现代作家似乎对瘟疫给社会整体造成的系统性、结构性的破坏并不敏感，而是将瘟疫叙事限定在言说个人或某一群体苦难的层面，将瘟疫视为底层诸多苦难的一种，从人道、启蒙、革命等不同角度讲述他们的故事。如《泥涂》描绘了一群底层小人物在瘟疫流行时的悲惨境遇，小说并未将瘟疫叙述为一种笼罩性的灾难，而是仅取其“疾病”的意义，与贫穷、弱势等一起构成苦难的主要方面，政府面对瘟疫的无能和缺席，又间接造成了人如草芥、民不聊生的惨状。（3）瘟疫治理的这种缺位，在《岔路》中则体现为在现代医学观念开始引入后农村民众却又重归迷信与愚昧的残酷现实。有限的现代医学手段无效后，村民们为求活命，不得不重新开始已被禁止数年的祭祀驱瘟活动，而当地官方亦暧昧地默许。无力、愚昧等不能不说是一个群体的悲哀与苦难的集中体现。所以，现代文学瘟疫叙事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彼时代对瘟疫的认知框架，即“瘟疫—苦难”。

现代作家对“瘟疫—苦难”的认知与时代的启蒙和人道精神相关。“人”的生存状况，或者说底层民众的“非人”处境，在启蒙框架中，成为现代作家瘟疫书写的重点。当然，更引人深思的，还不在于“瘟疫—苦难”认知与叙述本身，而是这种认知模式与当代作家“瘟疫—灾难”认知模式相对照，而凸显的某种独特性和“局限性”。于是，无法绕开的问题是：为何现代作家将瘟疫书写集中在个体苦难的层面，而对瘟疫的社会整体破坏性的关注甚少？当代作家的关注重心为何大致相反？

“苦难”与“灾难”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指向个人经验的表达，后者则必然包含了对某一“受难”与“抗难”的集体想象，这种集体想象，在现代作家的瘟疫书写中是缺失的。读者从其作品中看到一个个受难的人，作家却未指认这是一场属于共时性的“谁”的“灾难”。似乎现代作家并不具有将瘟疫想象为一场群体性灾难的意识，也未能产生“灾难美学”意义上的瘟疫创作。换而言之，现代作家对“瘟疫—苦难”叙事模式的选择，表明其并不将瘟疫视为社会性集体灾难与国家灾难，而只将其当成强化个体苦难的装置。

与现代文学不同，“灾难”意义上的瘟疫在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尤其是在“非典”之后更集中地浮出了水面。当代作家对瘟疫的社会性危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激活了瘟疫的灾难美学意义，瘟疫作为社会舞台与人性试炼场的意义也由此凸显。人类在灾难面前的群体性反应，如《SARS危机》中被隔离者的大恐慌大逃离、商人们的投机倒把发灾难财，《花冠病毒》中的抢购风潮等，都成了作家们试图表现和反思的重要部分，当代瘟疫叙事因此具有了灾难文学的意义。

《SARS危机》书影

瘟疫作为一场“灾难”，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一场“国难”，是当代作家瘟疫叙事的逻辑起点，由此，瘟疫的社会破坏性和集体灾难性意义得到凸显，抗疫故事的崇高性和抗疫书写的史诗性也得以建立。事实上，只有瘟疫被指认为一场属于集体的“灾难”，“抗疫故事”才具有书写的必要和价值。“抗疫”小说自不必言，即使是“瘟疫时期的爱情故事”从其隐含的叙事逻辑亦能窥见当代作家对瘟疫“灾难性”的普遍认知，亦即他们普遍自觉遵循着“瘟疫—灾难”的框架。这一类日常爱情故事中极高频度出现的“瘟疫时期”一词，在当代文学中无疑演化成了一种集体化、社会化的计时方式，作家们将此作为个体化或私人性的“爱情”的背景，暗含着对作为集体灾难的瘟疫的独特审美潜力的借重。当瘟疫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整体危机，处于瘟疫边缘的个体生存才会被赋予躲避“灾难”的特殊意义，反之，躲避行为更凸显了瘟疫的“灾难”性质，于是，看似游离于瘟疫边缘的爱情故事也被赋予了“灾难美学”意义。换言之，瘟疫的灾难性质才是瘟疫爱情故事的审美潜力的主要来源。

从“苦难”到“灾难”，当代文学对瘟疫采取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认知和处理，将瘟疫理解为国家的灾难，而非仅仅是个体的苦难，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瘟疫叙事的重要区别。由此，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规约下，现代瘟疫文学和当代瘟疫文学各自形成了何种叙事模式？

三、“挣扎”或“克服”：叙事模式与反思限度

“苦难”与“灾难”的认知及其文学书写，正对应着两种叙述模式：“挣扎”与“克服”。具体来说，所谓“挣扎”，大致是指现代小说在叙述瘟疫时，更多地叙述个人或小群体在瘟疫中的痛苦挣扎，而这种挣扎往往是无力的及最终失败的，此即“人在瘟疫中”的“挣扎”模式。而“克服”，意指当代小说在叙述瘟疫时，更多书写社会在遭遇瘟疫后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其克服的过程，此即“瘟疫在生活中”的“克服”模式。“克服”模式不仅体现在“抗疫故事”类型中，实际上“瘟疫时期的爱情故事”也伴随与暗合着“瘟疫在生活中”被“克服”的全过程。

现代作家不从宏观社会角度思考和叙写大瘟疫，而将笔墨集中在个人的痛苦挣扎上，对无助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描写颇具冲击力。《泥涂》中的妇人为给孩子治病，家中几乎所有能当的东西都被当掉，但粮食与药材的价格依然让她望而生畏，面对孩子的疫病，妇人表现出深深的无力感。《岔路》则讲述了两村村民在备受疫病折磨后，举行瘟疫祭祀的故事，小说在村民们争夺祭祀优先权的打斗中结束，至于此后疫病是否会继续，读者不得而知。“挣扎”模式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疫病带给人们的痛苦，凸显出个体挣扎的无望和悲哀，结局往往是开放式的，一段故事结束，但瘟疫仍在横行，收割着无数生命。在瘟疫面前的痛苦无助，正显示出瘟疫的恐怖与强大，而这也是人类对瘟疫的基本认知。现代作家的“挣扎”叙事模式反映出了自然状态下个人对瘟疫的真实体验，挣扎的无望，体现出作家对瘟疫中“人”的关注，及对人之脆弱渺小的深刻认知。当然，也应该指出，“挣扎”模式亦存在其另一面：宏观视野的缺失，读者并不能看到瘟疫苦难与其他苦难相区别的独特性，瘟疫中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则付阙如。瘟疫的特殊性正在于其不仅是威胁个体的疾病，更在于这种威胁的传染性、扩散性，以及其所造成的群体性后果。

在以“克服”模式为主的当代“抗疫”小说中，作家对瘟疫下社会整体状况的描摹显然比现代作家详细而全面。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即例证之一，小说将笔触伸向1910年发生在东北的那次鼠疫劫难。据统计资料显示，这次鼠疫黑龙江省死亡14636人，吉林省死亡22222人，奉天省死亡7114人，三省总计死亡43972人，如果考虑到未经登记的病亡者，总数可能达到6万人。（4）《白雪乌鸦》运用超越性的视角，对瘟疫中的各阶层、家庭乃至各个人物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反映出瘟疫下的社会整体状态。同时，不同于现代作家对瘟疫中受苦民众的执着关注，《白雪乌鸦》塑造了作为“抗疫者”和“治理者”的伍连德等角色，小说从社会整体性角度和治理者角度叙述了一场瘟疫被克服的完整过程，具备了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克服”模式。

瘟疫叙事模式由“挣扎”转为“克服”，反映出当代瘟疫文学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史诗性追求，对瘟疫的叙述趋于整体与宏大；其二是叙述的完整性，瘟疫成为被“克服”或“终将过去”的事件。这种写作的优点是能更好地还原瘟疫的整体样貌，局限在于对瘟疫宏观性书写的追求遮蔽了文学进入瘟疫的多种可能性。抗疫小说“克服”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宏大叙事，在此叙事中，“患者”与“治理者”在表述瘟疫时的等级差异成为当代瘟疫叙事的重要特征。作家对“灾难”叙述的史诗性追求，需要借助“治理者”的视角来完成，如《SARS危机》《花冠病毒》就分别借助市长的视角和记者的眼光对瘟疫下的城市状况进行了整体描绘。

“治理者”“抗疫者”的叙事视角，接续了某种英雄主义的书写，史诗追求往往又与英雄叙事互生和暗合，而英雄叙事一定程度上又限制了反思的角度。相对于现代文学中个人在瘟疫中的无望挣扎，当代抗疫小说实质上不再主要表现个体面对瘟疫时的无助、无力。《SARS危机》《花冠病毒》中，尽管市长、记者、医生、科研人员在病毒面前同样感到恐惧，但作为国家防疫治理体系的代表，他们的社会政治身份符号消解了这种恐惧的私人属性。市长、医生、科研人员的恐惧，是代表人民或人类的对病毒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因其主体的集体性与英雄性而最终被崇高化，崇高化的结果是取消了恐惧本身。在英雄的史诗里，一个普通人在瘟疫中的个体感受似乎不那么重要。所以，当代抗疫小说较好地展示了瘟疫的社会破坏力，但同时又在心理层面上忽略了普通个体的切肤痛感。英雄“克服”瘟疫的叙述模式，让人逐渐忽略了瘟疫大肆掠夺普通生命的锥心之痛，让读者在感动中产生了人类终将消灭一切病痛的错觉。

一场瘟疫值得书写与记录，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社会事件，也不是因为其中涌现出了无数令人钦佩的抗疫英雄，而是因为它是一场给无数人带来痛苦的灾难，痛苦及痛苦的源头，才是反思的起点。因此，瘟疫文学只有寻找并展示普通个人在瘟疫中的痛苦，其反思才可能真正具有力量，才不会仅仅将瘟疫处理为某种宏大事件或战斗对象。英雄是人类群体中的闪光者，英雄的故事是值得纪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英雄“抗疫”故事是表述瘟疫的唯一角度。在此意义上，加缪的思考至今仍有启发性：“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5）关注瘟疫中真正痛苦的普通人，或许才是让文学反思走向人性或人类存在状态的方式。在此方面，迟子建《白雪乌鸦》的处理方式较有参考价值，既在当代瘟疫灾难观和治理者视角下对瘟疫做出全景化的描摹，又为瘟疫中的每一个人——无论高尚者还是卑微者——赋予了名字。

“克服”型宏大叙事的另一问题在于，瘟疫时间小于故事叙述时间的设定，致使瘟疫被克服具有了必然性，而这种对故事完整性的追求，也来自作家对瘟疫灾难性的理解及其局限。或许作家们认为，只有完整地叙述一场瘟疫，才能完整地反思这场灾难，然而当大部分作家都选择对一场瘟疫进行完整记录时，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就是终将被克服的瘟疫和闭合性的故事情节。相对于现代文学“挣扎”模式采取的开放式结局，“克服”型叙事在情节上的闭合大大限制了想象的空间，也一定程度上关上了反思的大门。一个句号的威力是可怕的，它让历史的细节最终被抽空，过程的痛苦悄然隐去。《SARS危机》中，当平阳市度过了历史性危机，城市又重回平静幸福生活之时，个体的痛苦在圆满的结局中被消解。事实上，当指认一场抗疫“胜利”时，其胜利的主体只能是集体，而个人则倒在了胜利的路上；当一种对集体的想象在人们心中得到确立，痛苦就被融进集体“抗疫”的故事中，进而被胜利的喜悦所融化。

当瘟疫中的痛苦被叙述为一种集体痛苦，进而被“克服”与“超越”后，留给个人的似乎就只有作为风景或审美对象的瘟疫了，这消解了个人反思的可能性，因而略显浮泛的“瘟疫时期的爱情故事”一时大量涌现。这是异于现代瘟疫文学“挣扎”模式的另一种日常叙事，虽然同属于对瘟疫中个体存在状态的书写，然而二者实质大相径庭。如果说现代作家笔下的是底层的苦难，那么当代瘟疫文学则是一抹隔岸观火式的残酷“浪漫”。在现代文学中，瘟疫对个体而言意味着苦难和折磨，而在当代“瘟疫时期的爱情故事”中，瘟疫则成了个人乏味生活中的一丝波澜，一道非常态的“风景”。当然，这里并非以题材决定论的傲慢来批评此种类型的瘟疫叙事，因为在灾难面前作家拥有是否创作及如何创作的选择权。尽管与其他具有毁灭性的事物一样，在形而上层面，瘟疫也具有一种残酷的美感，马尔克斯的著作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非典”之后，“非典爱情”叙事大量涌现反映的是作家切入瘟疫的单一与肤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理应面对这样的追问：宏大叙事如何安放瘟疫中的个体伤痛？胜利的必然和预期中如何直面个体的痛苦？“克服”模式是否在面对灾难时显得有点过度自信？

四、“病痛”或“战斗”：瘟疫体验的文学表达

作家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反映时代，那么瘟疫的何种现实更值得被叙述，这无疑体现出作家对何种现实最为典型的判断，而作家的判断，与其体验密切相关。现代作家为何注重于底层瘟疫苦难，当代作家对于抗疫故事与瘟疫爱情故事的叙述冲动又从何而来？这又关涉不同时代作家的瘟疫体验。

在现代文学瘟疫叙事中，作家所集中表现的是农村患者的“病痛”，也就是说“病痛”是其典型体验。我们看到，首先，现代瘟疫故事主人公多为疫病患者，他们是直接受病痛折磨的人；其次，现代瘟疫叙事往往展示的是瘟疫肆虐和笼罩的贫困落后农村，即“病痛”的乡村。现代作家将关注点聚焦于农村中的疫病患者，体现出其对于瘟疫前现代体验的深刻把握，也反映出现代文学以启蒙与人道为核心议题的时代特征。现代文学瘟疫叙事的病痛体验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现实的前现代状况，以及作家对这种状况的现代性批判有关。启蒙与人道主义精神是现代瘟疫小说最重要的主题，而底层民众在瘟疫中的痛苦以及愚昧，则是现代性批判的最好靶子。在动荡的民国时期，国家防疫体系尚未建立，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意识淡薄，灾害连年，政府无力救助。有史料表明，“解放前仅血吸虫病即直接威胁长江流域10省市190个县的1亿多人口，受其感染的也高达1000万人以上”。（6）因此，社会底层现实的前现代状态导致和强化了瘟疫中民众的痛苦，反映在作品中，则是病痛与前现代性社会之间的隐喻关系。现代作家对于“农村”与“患者”的选择正基于此，因为农村是最能体现民国社会前现代状况的空间，环境肮脏、官富猖狂、民众痛苦且愚昧，这正是瘟疫肆虐的温床，此间的瘟疫“患者”则是典型的“受害者”。

当代文学瘟疫故事的主人公则多以“非患者”为主，瘟疫书写并不集中表现病痛的过程，即使如涉及“患者”形象的《花冠病毒》，其女主人公曾受到病毒攻击患上疫病，但其罹患与消除的过程都显得科幻和简单，主人公因疫疾而致的痛苦基本不占多少篇幅和分量，很显然作者书写的重心并非“病痛”。同时，当代文学的瘟疫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典型的现代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如张抗抗的《流行病》中以字母代称的几大城市，柳建伟的《SARS危机》中的平阳市，徐坤的《爱你两周半》中的北京等，无不如此。瘟疫的扩散性、灾难性与发达的经济体系及精密的当代国家治理体系发生碰撞后所产生的现代性体验，在现代化都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在当代文学瘟疫叙事中，“病痛”和农村几乎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在于，与现代防疫体系一同出现的以官员、医生、科研人员等为主的瘟疫“治理者”挤压乃至取消了以“患者”的痛苦表述瘟疫的空间。现代文学的瘟疫书写里，当防疫体系在瘟疫中缺席时，患者就成为直面瘟疫的唯一主体，因此，患者的痛苦在理解与表述瘟疫时就必然被凸显。而在当代文学瘟疫叙事中，国家防疫体系中的治理与疗救力量，成为面对与表述瘟疫体验的主体，直面瘟疫的人，由现代文学时期的“患者”，变成了当代的“治理者”。“治理者”或“抗疫者”的存在，将“患者”变为了这一主体的附属，削弱了痛苦在瘟疫中的表意功能。在强大的防疫体系主体面前，“患者”仅具有“被救”的客体意义，作为“治理者”的附属，“患者”不仅丧失了表述瘟疫、表达体验的主体地位，因其在表述功能上与“治理者”的优越性相差甚远，也难以在当代文学瘟疫叙事中占据重要位置。

防疫体系的存在与运行，不仅促成了当代文学叙事中直面瘟疫的主体由“患者”向“治理者”转换，随之而来的是瘟疫体验由“痛苦”向“战斗”的变迁。1949年后随着举国体制的建立，防疫体系得以确立，几类重要的传染病都得到了极好的控制，甚至被消灭。（7）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与科技水平大幅提升，瘟疫中普遍存在的痛苦想象与死亡恐惧被现代医疗体系有效地缓解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后涌现的“非典”文学呈现出与现代瘟疫故事大相径庭的瘟疫体验。同时，瘟疫的流行性与当代社会的高度互联性使得社会在面对瘟疫时不得不采取大隔离的“休克疗法”，这一举措将无数远离瘟疫中心的普通民众纳入管控之中，使其具有了一种“非灾难中心”的灾难体验。体现之一，是当代文学中“瘟疫爱情”叙事作品“制造”出大量“非患者难民”。“瘟疫爱情”叙事表达的往往是处于瘟疫边缘的主体的感知，即一种被稀释了痛苦的瘟疫体验，无数普通的非患者在隔离下被稀释的灾难体验，为瘟疫的浪漫化叙事提供了条件，瘟疫爱情故事由此而生。

五、“瘟疫—个体”或“瘟疫—国家”：叙事伦理机制的转换

在今天看来，瘟疫被理解为一场集体灾难、一次社会危机，似乎理所当然，或者说这已被认为是瘟疫不言自明的社会性本质。文学对瘟疫进行想象并将其表述为一场灾难时，首先应解决这是“谁”的灾难的问题，这里的“谁”，必然隐含着对集体或个体的指认，这一指认又关涉到瘟疫与“谁”的关系的建立和确认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文学中的瘟疫实质上是被深刻社会化了的瘟疫，而绝非单纯的生物学和病理学意义上的瘟疫，所以，现当代文学中的瘟疫与“谁”的关系，亦即瘟疫文学叙事的伦理机制问题。

现代文学中的瘟疫与人的关系，呈现的是“瘟疫—个体”关系，换言之，现代瘟疫文学内在地遵循着这种“瘟疫—个体”叙事伦理机制。前述现代瘟疫文学的苦难类型、挣扎模式、病痛体验等都受到“瘟疫—个体”叙事伦理机制的规约和影响。因此，在现代瘟疫小说中作家瘟疫描写的地理空间尽管限于乡村或村镇，但其对乡土空间内的整体受灾情况的描述比较罕见，其笔墨更多集中在个人苦难的刻画上。因自然地缘关系形成的乡镇居民群体无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有意义的共同体，文学对瘟疫影响范围的想象难以外扩，对受灾集体的想象因此弱化，现代作家也就难以叙述一场整体性“灾难”，宏大叙事和“战斗”体验就与之无缘。因此，现代作家无法以国族为中介获得想象集体的能力，亦无法在宏观的政治意义上建构瘟疫叙事。

当代文学瘟疫叙事则遵循着“瘟疫—国家”的伦理机制。对当代作家来说，瘟疫的灾难性质是第一义的认知，作家对瘟疫灾难性质的先验理解，与“瘟疫—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确立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当代瘟疫文学叙事诸种特点的形成与呈现，都与“瘟疫—国家”的伦理机制相关。当代国家防疫体制的建立与运行的现实，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前所述，一套较为完整的瘟疫防控体系于1949年后建立起来，以强有力的国家建制为依托的传染病治理体系的启动和运行，就意味着瘟疫将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灾害，而是一种集体危机，甚至是国家事件。于是，对瘟疫的医学意义上的消杀，将转换为社会意义上的治理，在此转换过程中瘟疫获得了社会政治的内涵。在当代作家的想象和表述中，瘟疫也就不再是无数个体痛苦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有机的集体痛苦和社会危机。

理解了当代文学“瘟疫—国家”的叙事伦理机制，前文所述的当代作家“瘟疫—灾难”认知模式何以确立就更好理解了。当代作家有能力和意识将瘟疫想象成一场“灾难”，源自对瘟疫的集体性质的确认，进一步说，这种性质的确认更根本地还在于“瘟疫—国家”关系的确立、认同和内化，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瘟疫叙事的诸多方面。文学叙事指认瘟疫为灾难，并不仅仅依靠对瘟疫的社会破坏性的认知，而是建立在对国家这一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上。当代国家及其治理体系，让想象瘟疫的群体性变得不再困难，因为在这种治理体系与认知方式下，一切灾难都首先是国难，灾难的所有受害者均为国族意义下的同胞。故此，在当代作家将瘟疫指认为“灾难”而非单一的“苦难”的过程中，“瘟疫—国家”的伦理机制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余论

前述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瘟疫叙事与当代文学瘟疫叙事在瘟疫认知、瘟疫体验的文学表达、故事类型、叙事空间、叙事模式、叙事伦理等诸方面都发生了转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瘟疫—国家”叙事伦理机制的确立在这一转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规约作用。基于此，当代文学也就有了诸多别样的掘进，但同时在反思的深度等方面也留下了遗憾，其中，个体痛觉的消失应是最需省思的写作症候。即使对痛觉有所触及，但也随着瘟疫被一举“克服”而消失于无形，一如加缪《鼠疫》中主人公里厄的不安已然被淹没于欢呼的声浪之中。（8）在这方面，尽管有限的现代文学瘟疫叙事缺乏对灾难的多维度理解，但其对痛感的把握是敏锐和具体的，在今天来看，这仍不乏文学史的启示意义。在当代作家获得了对瘟疫作为群体灾难的认知后，复苏具体个人有关瘟疫的切身痛感，或许能在瘟疫的英雄叙事和爱情叙事之外开出另外的可能。

可以说，历史中的每一场灾难，都是对人性的试炼。鲁迅的表达至今依然令人悸动和深思：“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9）人类在踏着铁蒺藜前进中，“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10）而这契机或许应从恢复对个体痛觉的敏感开启，其隐隐牵动着人类命运的暗枢，因为“一个意识到苦难是何等普遍的受难者，才能感觉到人类团结所带来的安慰”。（11）

注释：

（1）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涉及瘟疫或以瘟疫为背景展开的叙事文学并不鲜见，更早的如《山海经》《淮南子》《庄子》，后来的《博物志》《神仙传》《搜神记》《冤魂志》《世说新语》等。此后笔记、小说中瘟疫的影子时有闪现。比如《水浒传》即以京城大疫为开篇展开故事，但其大疫情节在小说中不过如一种定场诗般存在，无关主旨。其他作品中，瘟疫仅偶有涉及，并无太大的叙述功能。所以严格意义上，以瘟疫为主题和主体的文学叙事在古代中国非常少。据统计，中国古代文学以瘟疫为主的只有笔记小说中的个别单篇，如《夜雨秋灯录》中的《麻疯女邱丽玉》，以及《聊斋志异》《新齐谐》《夜谭随录》中的寥寥数篇，长篇作品则付阙如。（见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即使这寥寥数篇也主要是将瘟疫作为情节展开的需要，并非集中于瘟疫本身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瘟疫叙事。

（2）必须补充指出，为了论述集中、论域清晰，本文所论主要阈定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范围，而现当代文学中有关瘟疫的叙事作品则主要体现于小说文体。之所以选择“现当代文学”时段，深层考量在于，现代哲学、医学思想的涌入，不仅让现代作家获得了现代主体性，自觉地以主体的身份思考与表述其所看到的世界；同时，亦让其对曾经作为鬼神之事的瘟疫有了新的科学化的认知。作家的主体性和对瘟疫的新认知，促成了瘟疫现代叙事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经常谈论的和本文叙述的“瘟疫”本身是现代的“发明”。故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瘟疫”被叙述的历史，瘟疫被认为“人之事”是本文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3）1905年清政府始设卫生行政机构，在巡警部警保司内设卫生科；1906年预备立宪，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司。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政部，可视为国家现代防疫的开始。尽管如此，“一方面由于经费等条件的限制，疫苗的生产规模远远不能满足防疫的需要；另一方面，即使有疫苗，也因为国家分裂、政治腐败而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1936年“安徽、浙江、河南三省的卫生经费占行政经费的比例仅为0.3%”，以至于“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5%，婴儿死亡率为200%，产妇死亡率为15%。在死亡人数中，41.1%死于可控制的疾病”。（见江永红：《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第2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4）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第267页，北京，中国书店，2004。

（5）〔法〕加缪：《鼠疫》，第97页，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夏明芳：《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第51页，上海，中华书局，2000。

（7）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群众运动结合卫生保健的首要工作，就是去除迷信，倡导科学精神。除了利用中医或其他民族草药以解决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之外，大多数的传统医疗体系，尤其是宗教仪式医疗，皆受到官方严厉的批评与禁止”。（见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第18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8）“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见〔法〕加缪：《鼠疫》，第233页，刘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9）鲁迅：《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1卷，第3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第111-112页，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1）〔美〕埃里希·弗罗姆：《生命之爱》，第168页，王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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