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再评价】许子东||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为什么《平凡的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并未引起文坛足够关注，却在二三十年后，越来越引起了青年读者（也包括专业评论家）的关注？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文学读者群体的变化。1985年前后，程德培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当代小说不是城里人下乡，就是乡下人进城。“城里人下乡”即指知青小说，韩少功、王安忆、阿城、张承志、史铁生等，其作品中的乡村其实只是知识分子考验、历练自己灵魂的背景。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比如史铁生，会关注农民的生活状态，但作品底色还是知青的心态。所谓“乡下人进城”，指的是莫言、贾平凹、路遥等的创作。莫言像沈从文一样美化乡村，批判城市；贾平凹是努力发掘乡土传统当中的善恶；大概只有路遥，真正从字面上来描写“乡下人进城”。
《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要离开县城回乡时说：“你（指县城）也没有能拍打净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下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1）这段话可以形容路遥的理想读者。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关键，就是几亿农村人口急速向城市转移，就是“乡下人”（中性概念）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城。史铁生《插队的故事》写过黄土高原农民的生存状态——一家人很多小孩，全家都睡在一个破窑洞里，男女婚嫁有很多买卖的习俗，在贫困的土地上唱着浪漫的山歌，做点小生意要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等等。（2）路遥小说里也有同样的情节，但史铁生是“知青看农民”，同情的是农民的“生存状态”，路遥却是“农民做知青”，理解的是农民的“心态”。
《平凡的世界》书影
孙少平说：“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但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这是小说（以及时代）的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代小说的读者群主要是城市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到了21世纪，大量乡村小镇青年已中学毕业，也已进入城市，成为新时代文学读者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乡下人进城”就比“城里人下乡”能够获得更多读者的共鸣。这是《平凡的世界》，还有余华的《活着》等作品近年持续热销并影响青年人三观的一个可能的解释。
当然路遥和余华还是不同，余华是策略调整，路遥是别无选择。
除了文学读者的变化以外，第二个原因是80年代文学强调“新时期”，激烈否定“文革”，但是《平凡的世界》却突出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生态的微妙延续性。这中间当然有断裂——从革命到改革，但断裂之中又有体制、人事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偏偏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复杂关系，近年来是中国文学界——恐怕也不只文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所以人们突然发现，《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正是“革命”与“改革”的交接期。这个交接期，在其他作品里是一个相对的空档，比较难以诉说。《晚霞消失的时候》《芙蓉镇》《古船》等小说都从“文革”直接跳到80年代的反省。路遥的小说，却非常写实非常平静地叙述了“革命”后期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心态，然后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描写他们从集体化生产体制走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详细过程。所以《平凡的世界》记录了20世纪“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平凡的世界》里的三类农民
《平凡的世界》写黄土高原上的双水村，和《创业史》一样，村里的人也可分成三类：一是贫穷农民，二是村干部，三是地主和中农的后代。贫穷农民如孙少安、孙少平一家，父亲孙玉厚老实巴交，辛苦耕作，艰难生活。祖母病在炕上，全家挤一个破窑洞，小妹妹兰香借宿在他人家里。少平在县里读中学，只能吃最差的黑面馍，很为自己的穷困而羞愧，却爱上了地主漂亮的女儿郝红梅。姐姐嫁了一个不务正业的王满银，王满银因为倒卖几块钱的老鼠药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到建设工地“劳教”。总之，孙少安一家代表了勤劳、刻苦、老实的农民，在小说第一部里，他们生活艰辛。
第二类人物是村干部，以大队支部书记田福堂和委员孙玉亭为代表。孙玉亭是孙少安的叔叔，自己穷得叮当响，整天抓阶级斗争，要大家学《水浒》。田福堂从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时期起就是双水村的头号实权人物，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第一部结尾，田福堂想学陈永贵，炸山筑坝造良田，结果炸了很多窑洞及学校，一事无成。
双水村的第三类农民是地主或中农出身，大都姓金，如俊山、俊文、俊武、俊斌等，实力强，为人低调。田福堂把一队队长孙少安、二队队长金俊武都看作是竞争对手。
对照《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的人物分类，相同之处是，都是贫苦农民、基层干部和富农中农（及后代）三大类，贫苦农民都是正面主角、时代新人（还都“偶然”认识上面领导）。不同之处是，梁生宝要搞合作化，孙少安要承包单干。而且柳青笔下富农中农是反派，路遥小说里集体化村干部才是反面角色。阶级斗争已悄然转化为干群矛盾。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细写“文革”后期的农村生活，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贫富仍有差异，干部仍有好处。田福堂的弟弟田福军在县革委会做事，其哥哥沾光。富裕中农各家光景也还是比赤贫农户好。
第二，“文革”期间，婚姻还是依赖金钱、地位。少安后来找到不要彩礼的媳妇，一是因为他的相貌人品，也和他的队长身份有关。
第三，生产大队之间为了抢水可以互相搞破坏。为了集体利益，犯法也符合村民道德。小说还写王姓、金姓、田姓三族农民械斗。20世纪20年代许杰小说《惨雾》里的械斗情节，居然在“文革”时期依然存在。双水村的家族之争，虽然不如《古船》那么壁垒分明，但也有迹可循。路遥小说显示中国农村的宗族乡俗，在20世纪70年代也没有完全消失。
《古船》书影
第四，《平凡的世界》与其他乡土文学的最大不同，不是写贫富差距，不是写乡民械斗，不是写婚恋习俗，而是特别强调农民，尤其是年轻的农民想离开乡村——或者改变乡村，或者逃离乡村。小说既写费孝通《乡土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秩序的崩塌，也写这种乡村秩序的变形转移。
二、历史转折期的“官场”
路遥的小说除了写农民，还有接近一半篇幅在写乡镇乃至省级干部，可见小说重视农民与各级官员的关系。从大队、公社、县委，到地委、省委，甚至中央，有名有姓的干部几十人，有虚实政绩，有仕途变迁，有家族背景，有官员心理。《平凡的世界》可能是当代，甚至是晚清以来最详细的“官场小说”。李伯元也写知县、臬司、藩台、巡抚，直至军机处中堂，但各级官员面貌雷同，皆为贪腐。《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后，同一层级常有矛盾和斗争，厂里有魏鹤鸣、王清泉，组织部里有林震、韩常新、刘世吾，区里有周书记。《乔厂长上任记》里也是经理、厂长、机电局长，乃至部长，每一级都有不同干部面貌，不同干部品格，下靠不同群众基础，上求不同领导支持。《平凡的世界》也延续了这种格局，但因为是1976年前后政治路线转变时期，所以写出了一个特殊时期的“官场”，既不是含蓄讽刺，也并非简单歌颂。
小说第一部，双水村支书田福堂、委员孙玉亭主要“抓革命”，田海民、金俊山负责“促生产”；公社一级，革委会副主任徐治功动不动就抓人，批判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关心生产的是白明川。全书重点描写在县一级，“革命派”是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以及副主任李登云和马国雄，“生产派”就是副主任田福军和张有智。再到地区一级，只见到一个领导苗凯，也是“革命派”。由此可见，在1975年，每一级的一把手都要抓阶级斗争，副手则负责经济民生。
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既写双水村农民的卑微命运，又写不同层级的政治路线斗争，在社会学意义上剖析城、乡、镇的关系，在小说情节上则主要通过青年读者最感兴趣的男女感情线索，来串连双水村农民心态与中国社会各级“官场”。
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已经获得城市“公家人”身份，在县城教书，住在二叔——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家里。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拼命追求润叶，可是润叶一心喜欢青梅竹马的孙少安。孙少安反复考虑，终于觉得农民与“公家人”之间有距离，他不想高攀，便拒绝了润叶，自己到山西找了乡村女子贺秀莲。这个选择显示出乡村婚恋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传统关系。
润叶不肯嫁给干部子弟李向前，但是听说婚事对他二叔田福军在县委的政治地位有利，无奈只好答应。婚后润叶仍然不爱丈夫，长期不同房，畸形婚姻维持很久。另一边，少安的农家老婆贤惠能干，不过想跟公婆分家，令少安苦闷。少安觉得“家”就是祖母、父母、苦命的姐姐，还有不争气的姐夫，也包括他读书的弟弟和妹妹，可是秀莲认为“家”就是他们夫妻。是否要分家，显示出传统乡土价值观所面临的新时代的挑战和考验。
少安在双水村第一个提出土地应该承包，他认为大家之所以穷，是因为搅和在一起，只要分开做，就会有出路。他在小说第一部里受到批判。1977年以后形势转变，他通过运砖制砖，最早致富。少安吃得起苦，为人正直、胆大心细，的确有点像梁生宝，不过梁生宝是搞合作社，孙少安是拆合作社。路遥和柳青都是陕西作家，都写了1949年后体现中国农村面貌的重要作品。《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26章，有个老作家黑白，见到田福军就抱怨，说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黑白说“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这时田福军（也代表路遥）安慰老作家说，你当初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
大概这也是路遥想对柳青说的话：当年你写《创业史》，虽然今天看来有荒谬之处，但你还是真诚的。
《平凡的世界》里的“官场”充满乡土本色，长的篇幅反复渲染在中央任顾问的老同志的回乡，小的细节也不回避如省委干部田福军仍喜欢抠脚。各级干部都有自己的乡亲关系网络。田润叶的婚姻之所以关联她叔叔的政治地位，也是因为“官场”里的人伦因素。到第二部，政策发生变化，但是官员各有自己仕途，并不必然与路线斗争有关。田福军一度被调到省里“挂”起来，但他认识上级组织部长，又获省委书记乔伯年信任，就升为黄原地区的行署专员，之后是地委书记。他做专员时，和原来的上级苗凯平起平坐。后来苗凯调走，他任地委书记。到第三部，田福军升为省委副书记兼省会的市委书记——“好干部”一路升迁，代表正确路线占主导。但是他在县革委会的战友张有智，后来只是县委书记，一直闹情绪，工作没热情。因为同级同事升到省委，自己还在县里，差了两三级。因为是老战友，田福军一直没有撤换张有智。小说叙事者写到这里，专门责怪田福军，“因为你不撤张有智，原西县的工作就打不开”。小说里的其他官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升迁。
《平凡的世界》写乡镇“官场”还有几个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
第一，虽有路线斗争背景，但干部形象并非黑白分明，善恶对立。比如冯世宽，路线转，政绩也转，曾经是很“左”的县革委会主任，后来到地委，做了田福军的副手，却也能放下个人恩怨。“造反派”周文龙，当初严厉推行“劳教”，后来经过学习，成为原西县县长，工作踏实，做出很多成绩。原来公社副主任徐治功，和双水村寡妇王彩娥有染，事情掩盖过去以后，继续做闲官。小说三部，绝大多数干部，或快或慢都在升迁，且可以跨越政治、经济、文化不同领域做官，真正受惩罚往下跌的官员只有一个暗地告状的高凤阁，后因城市防洪工作出差错被免职。
改革前后，路线和旗帜换了，干部们工作照做，升迁照常，而且常常被跨领域任命。这是小说里所描写的“官场”现象。
第二，小说写“文革”结束，有一度农村基层党组织“空闲”。下面很多矛盾，干部坐着下棋。双水村党支部几年才开一次会（他们一开会，村民就紧张）。有一个特定时期，党在农村基层的权力好像有点被削弱。
第三，这个“削弱”，只是“好像”。“文革”名为反体制，其实对社会全面管控。地上种什么，怎么种，卖老鼠药，男女之事，什么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队公社撤销，“阶级斗争”会改为“夸富”会。假设小说细节全部属实，读者会有疑问：到底是孙少安他们推动了田福军层层上升，还是田福军们容忍，放手让孙少安们劳动致富呢？《平凡的世界》，用一个关键历史时段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中国问题。
三、“乡下人”孙少平进城
小说第一男主角其实是少安的弟弟少平。少平高中毕业曾借队长哥哥的光回村教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少平不肯种田，执意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少平并不清楚自己进城的具体目的，只是读了书，好幻想，觉得乡村天地太小，想去见识、尝试更多。从外表和身份看，少平只是一个普通揽工汉，和蹲在大城市路边等待被雇用的打工者们一样，身无分文，有时无处睡觉。很长一段时间，少平帮不同的建筑工地做苦工，搬石头，背上皮肤裂开，流血，结疤，再受伤，一天也就挣两块钱的工资。在小说第一部，少平是一个好幻想的文学青年，到第二部，就变成了一个没时间思考的苦力了。这一时期，双水村很多乡亲的生活境遇都在改善，大队、公社、县城、地委各级干部不断升迁。但小说转一圈回到主角少平处，他还是在不同工地做苦力，靠打工维持最低的城市生活水平，还要帮助读高中的妹妹兰香，同时还一直维持着与中学同学田晓霞的精神友谊。报社记者田晓霞是田福军的女儿，聪明、开朗、有气质、有思想，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睡在建筑工地、点蜡烛读《红与黑》的小伙子。
艰辛的体力劳动与艰深的文艺探索同时并存在一个身体里，这就要求其肉体与精神两方面都要有超越常人的毅力，这很像枕着《资本论》睡觉的劳改犯章永璘，或者是杰克·伦敦笔下的水手作家马丁·伊登。这是“乡下人进城”与“城里人下乡”的一个交叉点。马丁·伊登是为了爱情向上爬，身处下贱心比天高；章永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进城做苦工背石头同时读艾特玛托夫的孙少平，到底是哪一种人？
《平凡的世界》，除了少安、少平兄弟的婚恋线索外，还写了同辈同学当中其他几对男女的关系变化。田润叶坚决不同丈夫李向前同居，直到有一天，伤心的李向前喝酒出了车祸，腿断残疾，润叶反而回心转意。在高中时期甩了少平转爱富家子的郝红梅，因为偷手帕被人揭发，也被男友抛弃，匆忙嫁人后丈夫又意外身亡。某天，她背着孩子在街边卖小吃谋生，遇上了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没想到润生倒是一心一意爱上了这个苦命寡妇，不顾精明父亲反对，最后成婚。《平凡的世界》里有很多故事，违反故事常规，却遵循世界常理。
路遥写小说，很有政治锋芒，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政治正确，十分坚定。但小说又通过无数写实细节，写出了“文革”与“文革”后农村的变与不变。
改革开放以后，双水村有个“神汉”刘玉升，装神弄鬼，一度很得人心。已经发家致富的少安反省双水村的历史时说，以前最神气的是地主；之后，最有威望的是教书的金老先生；之后几十年，最有权力的是村支书田福堂；再下来，难道现在人们最相信刘玉升？想到这里，孙少安就把本来要投资拍“三国”的钱，重修了双水村的学校。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农村发展的理想。
四、怎么评论《平凡的世界》的结尾？
孙少平到煤矿后每天下井，从农民身份转为工人身份，劳动强度一点没有减少，危险度反而增加。少平认识了一个善良的班长，班长和他的老婆小孩都对他很好。后来班长因公身亡，少平就和班长老婆小孩互相照顾，像家人一样。
晓霞之前曾到煤矿看望少平，省城美女记者被众多矿工围观，这个情景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少平的虚荣心，当然，也促进了两人关系的发展。
但是小说结尾出人意料。首先是晓霞在采访洪水灾难时牺牲。田福军书记就把矿工孙少平叫去，交给他三本女儿的日记，记载她和少平的爱情。之后，少平受工伤，眼睛、脸部受伤严重，被送到省城急救。妹妹和未来的妹夫说可以由省委副书记下调令，把少平调回省城，可少平拒绝了。又有医学院女生金秀——朋友金波的妹妹，此时向少平表达爱意，少平也婉拒了。最后，脸部严重受损破相的孙少平回到了他热爱的煤矿。
应该怎么理解，怎么评论这个结尾？
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文学语言并无特别之处，基本上是当代白话，偶然夹一些当地方言，如“烂包”“言传”等，根据上下文也读得懂。小说里的抒情段落，有点渲染过度。叙事特点，是虚拟叙述者与读者之间有对话，如一个人物出现什么事情，小说就写：我们认识的这个人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你们怎么看他，等等，好像作者跟读者在议论小说里的人物。总体上，人们不会特别注意这部小说的技巧，其艺术成就主要在主题结构、大量细节，以及小说结尾。
从艺术上看，这个结尾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使少平成为一个性格有发展有变化的人物。其他人物命运、场景变化，性格特征不变，只有少平在第一部里是文学青年，第二部委屈地身处底层，发展到第三部境界升华，拒绝向上，坚守底层。不管读者是不是理解、相信或认同主人公最后的选择，小说的确想刻画主人公的性格转化，同时也理想化了“乡下人进城”的主题意义。
如果觉得这个理想主义结尾有点虚幻，甚至做作，作家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假如晓霞不死，最终少平受伤或者有成就而回城结婚，人们难免会怀疑少平的“于连气质”——他与高干子女的恋爱是否早有功利布局？是否有意无意给他带来了利益和退路？
假如晓霞还是牺牲，但少平在煤矿有特别贡献，如发明创造之类，再顺理成章回城，与妹妹、妹夫团聚，或者回到双水村，然后再被委以重任之类，那么这时候，少平不也像章永璘一样吗？最后也到铺着红地毯的会堂，向黄土高原表示感谢？这不就又在模仿“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情怀？
如果既不想让少平成为马丁·伊登或者于连般的理直气壮的个人奋斗者，又不想少平有意无意重复读书人落难而后承担重任的传统，那还能怎么办呢？
路遥小说整体十分写实，结尾却相当浪漫：拒绝城市，回到煤矿；放弃升迁，回到底层。这是一种令人悲欣交集的理想主义做法。
青年读者不妨续写《平凡的世界》，想象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假如你是少平，接下来会怎么选择，怎么生活，然后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平凡的世界》需要一个不平凡的结尾。
有人认为“文革”时期是中国乡土社会秩序崩塌的时期。“文革”后，农民进城经商，也有人将其看作是乡土经济系统的瓦解。但最后，进城的农民又要回到底层。《平凡的世界》是否想告诉人们，乡土理想即使进入城市却依然存在？
注释：
（1）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花城》1986年第6期。除特別说明，以下该小说引文皆出自此处。
（2）见史铁生：《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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