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写作30年】邱华栋 || 徐坤论

一

我一直都没有直接地与徐坤谈论过她的创作“发生学”，我们是在90年代后半期，因某些出版社策划组织“新生代丛书”事宜而相识，当时我们都是文学青年，不就是因为爱好文学而开始写作，这才成为互相见证了二三十年的文坛老友吗？

因此，当清华教授来电，约我写一篇徐坤印象记的时候，我胸有成竹。我们都在同一个现场，而且都被归属于当时的“新生代作家”——不论我主观如何想，这似乎在文学史家那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清华教授在手机那头爽朗地笑了。

可等我回头看徐坤的来时路，却意外发现，她的写作不仅仅是出于爱好，还有思想上的自觉。王尧教授2020年石破天惊地捧出一曲《民谣》，这是他相当长期的学院派理论准备决定的，相比之下，徐坤倒是更为感性，我想她是认为自己有话要说，而且必须要立马说。

徐坤的成名作在我看来应为其第一部中篇小说《白话》，彼时她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研究的是以印度文学为主的东方文化。但她放弃了论文写作，开始写作90年代初高知们下乡“锻炼”的故事。为什么叫“白话”呢？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们推行白话文，是为了将文言文简便化，便于传播新思想；徐坤写的90年代初期的白话运动，却只是一场小闹剧、小风波。一个在世纪初，一个在世纪末；一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知识分子义无反顾，担负起沉疴中国启蒙者之重任，一个是在话语分化之后，知识分子有点儿“找不着北”，迷惑、软弱等缺点逐渐暴露。下乡的硕士、博士们发起白话运动是为了主动“与大众打成一片”，但最后“白话”运动不了了之。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溃败，不是语言的溃败，而在于自我界定和文化身份的迷失，“我们是既结合不进去又抽身不出来的流浪一群”，“躁动的灵魂在原野上流浪”。

1993年是一个很玄乎的年份，这一年，对于文学“新生代”的说法渐渐冒头。在我印象里，广东、北京等地的流行乐坛冒出了“新生代”，通俗旋律风靡大江南北。文艺理论和评论界却也是在这一年，体会到理论的“失语”，以及古今学术合理继承与转化的困境。也就是说，新的经验被打开了，旧的经验虽然被从80年代递交过来，却好像不那么称手了。

徐坤是怎么反讽知识分子存在之困的呢？以前的知识分子腔调是之乎者也、仁义礼智信，现在的知识分子腔调是西方话语。徐坤在她的小说里大用术语，与此同时，又对此大加嘲弄。比如英文名是“屁特”（Peter），自我（ego）被她写作“伊狗”。徐坤讽刺的是将语言操弄成工具的知识分子人格面具。

90年代中期，当时还以学术为主业的徐坤写了《泰戈尔与中国文人》《泰戈尔在华影响的负面效应》等论文，讨论的是泰戈尔对于正处在新旧之交的中国青年的影响。印度文化属于东方文化，正如人所共知的，泰戈尔将东方文明说成是精神文明（与之对应的是西方创造的物质文明）。但徐坤认为，东方文化柔和、华丽、与世无争、大爱大美的一面，不能在风云激荡的时代解决文明的道路问题。徐坤啊，在她刚刚30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东方传统文明和西方后学等既有文化的反思者了。

这样一个学术态度严肃、思想清晰的学者，竟然一出手就成了文学现象。1988年，影视文化圈流行的说法是“王朔年”，那么在徐坤出手写小说的1993年，我将其“附会”为“徐坤年”，这是我们当时许多人的看法，在1993年的文学界发现徐坤真是惊喜。当时有一个说法，说徐坤是“女王朔”，但我估计徐坤听到这个肯定不乐意：为啥不把王朔叫作“男徐坤”呢？但谁让人家出名早呢。这种比较，更说明了徐坤的小说风格幽默、诙谐，和当时风行的王朔有得一拼。就如王蒙对徐坤的评价：

虽为女流，堪称大“砍”；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吝），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1）

王蒙老爷子看人准，他这么评说是令人服气的。于是，徐坤她意气风发，她激情澎湃，而且她性格直率，敢于挑战。她的作品嬉笑怒骂中又饱含对理想状态的某种期许，这其实是学人的底色，永远吃亏上当，但永远愿意相信下一次“希望”的降临。《白话》之后，她还发表了一系列极有特点的中短篇小说，妙趣横生、情感丰沛、收放自如，《呓语》《先锋》《热狗》《斯人》《梵歌》《鸟粪》《屁主》等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小说纷纷出笼，令人目不暇接。

徐坤横空出世，她用虚构的潇洒言说，突破了学院派严整风格的桎梏，总而言之，就这样，她任性地放弃了“读万卷书，行零里路”的书斋风格，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旅程。

二

徐坤一直是短发，戴一副不断变换样式的眼镜，仔细看，她的短发讲究，总需要及时修理，打扮得利落而入时。她酒量大、酒品好，任何时候都是体面地坐在那里，比男子更有气魄，谈笑风生，绝不像有的人酒后失仪，激动话多。但她也有一颗女性的敏锐的心。同样是90年代的写作女性，为何她没有被冠以美女作家的“头衔”，没有被贴上“身体”“私人”标签呢？她的写作在文学史的某种界定中是不清晰的，却是她自己的独一份儿。我个人猜测，可能是因为她文字里的性别自觉发生于知识分子自觉之后，或者具体一点说，是颠覆了男性知识精英中心的，发生于女性知识分子反思中的女性主义写作。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对于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觉醒和发展是一个天赐的良机。在理论家还在做理论总结的时候，徐坤就双管齐下，在创作的同时理论化。也许她更先锋一点，就像她的小说，女性主义的、男性话语的，性别的掺杂让她的文字雌雄同体。无论是女性语言的讲述，还是女性借用男性的讲述，徐坤都可以做到切换自由，因为她的精神气质是中性化的——虽然现在我也不能轻易地下一个不公正的断语，哪一种性别就应该如何。这个学者的徐坤，在世纪末出版了女性主义文学论著《双调夜行船》。书名的来源大概和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有关：

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如果说陈染和林白激活了女性的感官，让男人们听到了“怨女幽魂的私语”（邓晓芒语），并感到莫名的精神韧性，那么徐坤简直是阔大而“刁钻”了，她写起了男人的游戏：足球。徐坤用另一种方式有效激活了女性知识分子的写作，其先锋姿态、学者风度因为有了女性视角的叠加而显得那么惊心动魄，非凡无比。看呐，只有徐坤能写出《狗日的足球》。

她记得人背后他可从来都是“宝贝儿”长“宝贝儿”短的，现在在足球的激励鼓舞下，当着一大帮球迷弟兄的面，他竟然管她叫起“老婆”来了，无外乎就是想表示一种牛皮哄哄的版权所有不许翻印违者必究，挺大言不惭厚颜无耻的。柳莺想足球这东西看来是挺壮人胆儿的。（2）

这样的作品是徐坤式的宣言，泼辣机智。还记得1985年刘心武写出了《5.19长镜头》，记录当年那个嘈杂的黑色现场和中国球迷心中永远的伤心事。徐坤呢，在1996年写了一位女性“伪球迷”头一回到球场上身临其境的糟糕体验，借由冷眼旁观男人们的看球，消解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无意识，而且她并不单独批判男人，她同样写到了这一点，人们——无论男女，只不过是在利用狂欢的时机，释放自己内部“非人”的部分，但是“非人”的语言正儿八经是男性化的。她实在太聪明了，她要用天赋智慧去破译男权文明史，她犯不着直接对抗蛮横，而是用荒诞去消解它。

小说《厨房》一出手便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当同时代的女性认为自己卧室既是禁锢，同时也是自由的时候，徐坤挖掘了另一个女人的空间：厨房。她无情地宣布女人只要想在哪里赢就一定会在哪里输，即便这个战场是如此烟熏火燎，古老而无趣。接着，她的《遭遇爱情》《女娲》《小青是一条鱼》等作品，都将世纪相交、千年之变的中国女性新状态做了一个定格式的观照。

“狗日的”可能是她唯一知道的与女性无关的粗语。狗日的粮食。狗日的足球。狗日的国安。狗日的马拉多纳。她在心里默默的说着，但是仍旧张不开口。

……

她默默咽干了她屈辱的眼泪，在无法言传的哀伤中，闭上眼睛，以一种痛楚的决绝，拼命吹起了胸前的小喇叭。

“呜哇——”（3）

这“呜哇——”的小喇叭声，的确刺耳，而且余音犹绕梁。

三

大概是在世纪之交吧，为了专心进行文学创作，徐坤从中国社科院调到了北京作家协会。2002年，她参加了中国作协所属的鲁迅文学院第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学习。关于在鲁院高研班的学习，她有如下的回忆：

我的唯一一部作品灵感来自于鲁院的，就是毕业后的2003年，怀着无限思念和莫名的眷恋，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散文回忆文章《在鲁院那边》，发表在当年的《青年文学》杂志上。据说，后几期的鲁院学员每来必读，因为里边有一段详尽介绍了鲁院八里庄校园周边的饭馆分布情况，成为吃货必读宝典（哈哈哈）。（4）

此后，我们的文学交往逐渐增多，而她在文中体现的这种欢脱、快乐是延续至今的。但她的创作却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北京作家协会，她是职业作家，这段时间有十多年。对于徐坤来说，这种专业化的生活是创作上的深化、拓展和静水深流。她有更多的时间出更长的小说了，非虚构小说《沈阳啊沈阳》、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就是这个阶段完成的，这期间是她创作的高峰期。

中篇小说《沈阳啊沈阳》关注的是徐坤的家乡沈阳，描写的是在工人下岗分流这一真实的社会背景下，自家的亲戚和普通市民们的命运，在写实的背后透露出悲凉、无奈、惶惑等复杂的情愫，因此取名才会如此般咏叹调似的。小说把社会问题融入家庭伦理生活之中，从伦理情感的角度发现整个社会变化在家庭成员的关系和感情层面产生的细微变化，从而使作品更具生动感人、丰富深刻的艺术魅力。

2002年的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显示了她的新转向。此前她写作的“儒林”生活，文风泼辣，其实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他者，是被她打量、剖析和讽喻的人物，与自我生活的建构关系不大。但作为老朋友，我能察觉到，《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和她的生活经验有直接的关系，类似于一种双重自我的书写。小说的叙述时间跨度有十几年，细致描绘了女主人公从大学毕业到恋爱结婚、婚姻结束，再到继续追寻情感归宿的颠簸过程，呈现了内心之河的景象和与外部广阔现代生活的呼应。在她的笔下，个体生命的沉痛和自我疗救，是通过记忆呈现来完成的。这是女性在文学想象世界里的狂野与沉迷，在文字中的游戏与庄严，整体氛围蕴含了告别与怀念、救赎与迷茫、激愤与平静，让人动容。可以说，这是对过往的深情回眸，是给未来的一个生动留言，也是主人公不断追寻理想状态的灵魂造像。

《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书影

主人公对婚姻解体及其后的情感纠葛，找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她和他们原来都是病人，而病人和病人在一起，并不能够使对方痊愈，还会使对方的病症加重，所以必须要与健康的人来共建生活的穹顶。多年后，我重读这些文字，终于理解了这一点。徐坤对“病症”的书写，和所谓的国民性建构基本无关，而只是对于自我内心创伤的诊疗。小说的结尾，女主人公擦拭了内心阴影，告别了无望的感情，为再次重返生活的现场找到了有路灯的行走之路。在我写作《唯有大海不悲伤》和《普罗旺斯晚霞》等海外华人故事的时候，我关心的也是一个个需要寻找出口的中年男性，只不过我们笔下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疗愈之路。

我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特点，这在当年也是不曾被注意到的，那就是她的这几部小说，对于北京这座大城市的地理意义上的细节书写具有非常重要的记录意义。北京这座城市是小说主人公命运的庞大背景，北京因此成为潜在的另外一个主角，却隐身在人物活动的影子里。我想，很多年之后，这些文本会成为关于世纪之交的北京城与情感生活的一份调查书、一个鲜明的路标。

2004年，徐坤出版了长篇小说《爱你两周半》。与《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温暖的、长时段的叙述语调相比，这部小说的叙述语调泼辣、冷静，对人性毫不遮掩的剖析，对男女关系去掉遮蔽的呈现，让都市男女们呈现在聚光灯下，显露出尴尬和自私的可怜相，中年危机跃然纸上，人物形象在零度情感叙事下反而跳脱出来，读起来令人笑中带泪。

2007年，徐坤又推出了长篇小说《野草根》。这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的作品，讲述主人公夏小禾、她母亲和大姨等几位女性，在一个父权社会中的隐秘生活和命运起伏。几位女性虽然不是生活中大树一般的存在，但她们像野草一样迎风而长，生机盎然，即使在遭遇大火之后也能劫后余生。小说传递了中国女性在父权社会夹缝中的生存和抗争，因此是徐坤作品中少见的“底层写作”。

2008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这一年徐坤的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也出版了。我想这部小说算是一部命题作文，是北京奥运会的献礼之作。文学史上以某次盛会为主题的小说有不少，像美国作家多克托罗的长篇小说《世界博览会》、村上春树关于悉尼奥运会的《悉尼，悉尼！》等作品，都是大型活动场景和集群结合的叙事作品。这不是问题，关键是命题作文如何写。《八月狂想曲》写了在宏伟的奥运会场馆建设、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无数凡人之间的纠葛，有利益也有理想，有欲望也有限制，一场盛会之下，千万人在升腾和降落。小说的文风明朗幽默，语言活泼俏皮，带有徐坤一贯的有趣风格。

四

回想起来，90年代中期，徐坤和我都是当时“崛起”于文坛的“新生代”作家群中的一员。被称为“新生代”作家的，还有毕飞宇、李洱、何顿、东西、朱文、韩东、述平、李冯等20几位。当时，编辑家李师东和北大教授陈晓明各自策划了一套丛书，李师东主编的那一套叫作“新生代作家丛书”，陈晓明主编的那一套叫作“晚生代作家丛书”，把我们这些人花插着囊括其中。徐坤和我这批当年二三十岁的作家，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贴上“新生代”标签的。一晃30年过去了，这些“新生代”也好，“晚生代”也罢，大都还在坚持写作，并且正在写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作品。而“新生代”这个词呢，则不断延伸、生长和扩展，不断有新的、更年轻的作家被纳入进来，以至于有了“永远的新生代”一说。

不过，我们这一代和历史关联比较弱，几乎都生于城市，父母多有稳定的收入，没有遭受太多坎坷，求学顺利，也许经历过青年时期的心灵摆荡，但在社会上都水到渠成地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坐标，总之是顺风顺水，性格里沉重的东西不太多，这可能是新生代的普遍心态。也是因为这种心态的放任，我们各自的写作是不围绕着某些共同的话题的，因此显得发散，说一句题外话，也许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常识，但却不是荣辱与共的群体。反思“新生代”，也就显得有些各自为政的意思。毕竟，“新生代”和“晚生代”是过渡性的指涉，没有谁永远新，也不是哪一种旧就不会再度袭来。

90年代有段时间，徐坤在《青年文学》杂志封二上开设“作家剪影”栏目，看图说话，以照片为证，配以犀利有趣的文字，这个小栏目传神地记录下了90年代文坛正在发生的事和有趣的人，其中她写过一篇关于我的印象记，叫作《新生代的小野猪》。那时的我才二三十岁，因为多年习武，她发现我的气质和一般的文人大不一样。当然，她还记录了一些我的“狂语”，比如我宣称要“后”文学史一下子。80年代，冯骥才、刘心武、李陀三位前辈围绕着《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展开了“风筝通信”，被称为“现代派的小风筝”。到“新生代”的我这里，怎么就变成“小野猪”了？

大约在2013年，徐坤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我们变成了同事，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有近两年的时间。这是徐坤编辑生涯的开始，于是乎，学者徐坤、作家徐坤从此认真地当起了编辑徐坤。2019年，徐坤调任《小说选刊》，独当一面，开始主持这份颇有影响的文学选刊。两年下来，这本杂志可以说风生水起，名家大作云集，发行量不断上升。发行量一直是我作为职业编辑的敏感点，因此我很清楚这背后她的每日奔忙是为了什么，徐坤的成绩不仅仅是为文学标准把关这么简单。

“新生代”会老去，但在徐坤的笔下，“新生代”留下了年轻时傲人的身姿，在她的小说内外，这样的传奇还在继续。

2021年11月29日晚

注释：

（1）王蒙：《后的以后是小说》，《读书》1995年第3期。

（2）（3）徐坤：《狗日的足球》，《山花》1996年第1期。

（4）李蔚超：《鲁院启思录》，第6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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