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俊 || 《北纬四十度》：消失的“右北平”人致敬《史记》的写作——陈福民的情感与体感、情思与心思、向度与深广度

一

文如其人，见字如面。福民兄就站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读《北纬四十度》过程中的直观感受。我太熟悉它的作者陈福民了，虽然我们彼此在最近的30多年里并未经常见面。不过，年轻时候的记忆印迹是永远不会改变和消磨的。可以说，《北纬四十度》的每句话，都让我重温福民兄在上海读书时对我、对我们说话的语气和语调。最近的30多年，我们的见面又使这种语气和语调在不断地加强。终于，在《北纬四十度》里有了全新而完整的书面语的文体表达。或许别人是在读一本书，读文字，读句子，读段落，读文章，读历史，读人物，读思想，我首先是在读福民兄的语气和语调，还有他的姿势和神态——他就在我的面前，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北纬四十度》就像是一个久违而从未远去、伸手即握的熟悉老友。这使我首先就从感性上接受、进入、亲近了这部书。这部新书给我的是一种老友话旧的感觉和体验。福民兄写的是历史，我陷入的是我们自身和彼此的过往生命。我们的个体和他所写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无关，但他的书写方式，他的书写语调和语气，决定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历史的情境。跟随福民兄置身“北纬40度”，我不是在遥想历史，而是遥想那几年福民兄自驾一路向西，仿佛踏入了时间通道，穿越了时空之旅的神秘幻境，经历了跨世纪的自然绵延，不断置换着身体和想象的所在。每天，几乎就是每天，他都返身成为少年，但又像成熟的中年驻足冥思，某一天他想要休息一下了，《北纬四十度》也就暂告一段落——我把这部书视为一部仍在进行中的写作，仍是福民兄正在进行中的一场生命之旅，而不是大功告成的完成或结束之书。他的生命在其中延续，首先是他把自己的身体也投放进去了。

应该说没读之前，读完之后，我都没有想到，福民兄写出了这样一部书。越是熟悉，就越是意外。以我对福民兄的了解，他本是擅长理论和思辨的文学批评家，但他与一般学院的批评家不同的特点在于，他的理论和思辨灌注了饱满的感性、日常体验、生命想象的个体性精神色彩。他不是一个因理论和思辨而迟滞甚至阉割了鲜活实践冲动和现实关注情怀的纸上论文述学的写作者。即使不写作，他也是一个在场的批评家。但这部书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确定性的文字符号的系统文本，而是无穷辽远、无限宽广的历史和远方，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阔大而幽隐的深海潜流，是战争、流血、死亡的极致所构成的废墟，是无数灵魂出窍的先哲苦行之后醒悟到的形而上的玄幻世界。他的文学书写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巨大限制，他作为批评家的特质和精神也同样被历史所唤醒。他首先是用身体的践行丈量了历史，用文学的手法还原也升华了历史。就如后来我们也知道的，他曾无数次从南至北再从北到南，无限接近着北纬40度，往返徘徊，远近流连，历史书写和他的文学批评家的秉性一样，他不断地在用身体践行的方式，仪式化、符号化地进行着文化、历史、人性和政治的咀嚼式的写作想象。这些时候，他就站在了历史演进的每一个现场。他化身为历史的在场者。这种面向历史的姿态和文学批评家的身影重合了。在他之前，也许还有其他相似的文史写作者，但我想只举出一个人来吧，就是司马迁。你以为司马迁只是一个史家吗？我以为司马迁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文体家、一个文章家、一个文史无界的写作者，最是一个怀有超越俗世生命束缚、背负极致使命的写作者。因为生命与写作、与文学、与历史的深刻关联，司马迁开创了写作者和书写方式的历史；狭义地说，他因此成为第一个因文学书写而成就一种文化传统的伟大史家。显然，他首先是一个生命的践行者，他用生命的践行承担了、履行了一个文史写作者的使命。当然这在一般意义上就是一个悲剧。对司马迁来说，他的生命践行始于一个悲剧，就是他所遭遇的宫刑。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拯救司马迁的是写作，而且，只有文史写作才能成为他的终极支撑力量。你读过了《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就会格外明白了。《史记》蕴藏有生命践行在文史书写中的顽强力量。《北纬四十度》引证《史记》文字甚多，甚至福民兄也有胆气要和司马迁不时商榷、究诘，但《史记》同样构成了《北纬四十度》的最强大后盾。福民兄想写出的是一部充分靠近，或者说虔诚致敬《史记》的文化史书。这注定不能是纸上谈兵的写作，一定要是身体力行的写作。现在再度理解了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在清水里泡三遍，血水里煮三遍，碱水里浸三遍，人就彻底干净了”这些话的丰富含义。身体的苦难是一种喻示。在宗教的或政治的指涉以外，身体的苦难践行有其特定的精神寓意，践行本身就具有精神意义，具有精神价值的预期。我们应该明白福民兄不断出现在北纬40度的历史空间，他的践行和书写指向哪里，又意味着什么。

《史记》书影

不妨概而言之，因为身体力行，他获得并强化了对北纬40度的历史体感度。在北纬40度，时间成为一种使他体验和沉坠于身体感动的恍若有形的媒介。他的情感内容有了对话和寄托的对象，倾泻而出。历史体感度的充沛和饱满，带来了文气的充沛和饱满，带来了文脉的贯通和流畅。文以气为主。《北纬四十度》长近30万字，篇篇生气灌注，沉郁深厚，龙腾虎跃，意气风发，篇篇因专情之深、专情至深而为逝去的历史笼罩上了全副的情感。福民兄投注的是自己的生命热度。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已经倾己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给了笔下的文字。我读到、读出的是福民老友的身体发肤、心血肺腑。但是，我很有点害怕这种写作的极致，代价会太大。

二

也许，真正好的史家就应该是文学性书写的史家，从文学而抵达历史的真实，如司马迁。可惜世上再无史迁第二。“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终于还是成了绝响。文学性书写的含义就是书写者主观情感的灌注，使得历史更加动人入心。历史具有了人性，才能在精神层面上实现更高的真实性。这种主观情感的生成及获得，则无不源于践行的体验和认知。可以说，唯有身体力行才能获得真实切身的体感度，情感的蕴积勃发也就有了不竭的能量支持。情思之绵长，源自情感的真实激励；心思之细微，源自体感的强度激发。对于北纬40度的不断重返，具有着历史寻找、精神确证、价值重见、自我审视的动机和意义。《北纬四十度》不完全是一部关于历史的文化书写之作。一如《史记》绝非仅是所谓史著而已。

看得出、读得出《北纬四十度》的初心所图甚大、甚深、甚广。上下超逾两千年，内外跨域全中国。而其核心在于揭示北纬40度的历史现场如何决定性地影响、演绎、创造了所谓中国和中华的文化与文明。《北纬四十度》叙述和书写的对象，当然主要是其中的人，帝王、英雄、女人，包括围绕着这些人物的风物及一切。就这样，北纬40度从一个地理概念，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概念。作为地理概念的北纬40度，如何拥有了一种混以民族的生命孕育及其精神心性锻造的含义？——这一种魔咒般的缠绕机制，笼罩着由此南向的河套、河北以至长江流域，或向北越过了蒙古，直抵中亚腹地；东至辽东半岛，西达川藏高原。福民兄想把吾土吾民的大一统多元文明来由、文明根由、文明演进写出来。其中有我们的骄傲和痛苦，也有屈辱和顽强，同样会有险恶和丑陋。我们的光荣与不堪，都在北纬40度的不断拉锯中波澜兴替，交织缠绕。福民兄说：“就此，我提出‘北纬四十度’的跨界性文化概念，并围绕相关人物故事集中表现和探究了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历史关切。”（1）恐怕福民兄的这种历史关切将会是我们这最后一代人的执着和切问。传统何谓之问正趋向于虚幻。在这文化、历史、文明趋向终结的时刻，《北纬四十度》就是福民兄代表我们写下和留下的一部“史记”。它更近于《史记》的传统，而不是《资治通鉴》。因为《史记》多的是人间悲剧的审美情怀，而《资治通鉴》的旨趣应该更在政治实用的理性镜鉴。

《史记》的叙事美学基调倾向于宏大而悲壮，高亢激烈中深藏无限绵长的感怀神伤。这是从写作者个人、个体的情思和心性生发、升腾而出的宏大和悲壮，当然也是写作者个人、个体所陷落的隐幽神伤。《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之作，作为个体写作者的司马迁的伟大在此。同样，离开了福民兄的个人性和个体体验，也无从理解《北纬四十度》的情思所想、心思所系。我以为《北纬四十度》还只是福民兄在这个主题脉络上的开山之作，或许有一天他会写出自己的真正终篇来呼应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自序》抑或《报任安书》吧。现在以《遥想右北平》暂时作结，因为这更像是福民兄的一种诚挚而谦虚的倾诉与告白。

相比于史迁壮怀激烈的悲愤和藐视谤议的自许，《遥想右北平》在信仰、情感和使命自认上，都找到了或者说契合了《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的精神统绪。福民兄的生命情结就在其中。该书处处都有福民兄之“我”的在场，但只有在《遥想右北平》中的“我”才直截了当地与北纬40度有了天意宿命的关系——福民兄本就是北纬40度上右北平出生和成长的人。《遥想右北平》看上去是、实际也是写了古代燕国、燕长城等，更是写出了北纬40度上关乎近世文明命运的终极一战“乌兰布统之战”。北纬40度的传统历史演进方式就此终结。这也是右北平的光荣。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兴衰交替、艰难前行，直至今天。《北纬四十度》的一个宏大主题也在这层层叠叠的历史叙事后，喷薄而出：“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爱相杀的漫长历史中，所有的人都渐渐变成了中国人。”但是，并非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知识个体都有意识自觉为一个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承担。在《北纬四十度》的终篇里，我看到了这位老朋友如何从自己的出生地关怀到了辽阔的右北平、近在咫尺又须极目远眺的中原大地和全中国。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以右北平自况：“它向着华北大平原敞开了自己。”

《北纬四十度》书影

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它是我亲爱的故乡，是我的精神乐土。我一直想写一写右北平，写一写它的辽远与博大，也写一写它的清贫与忍耐。但它太朴实无华了，既不喧哗也不张扬，一直以来它都是沉默不语的。在历史的雨雪风霜中面貌沧桑表情淡定。它的贫苦与荒凉，铸就了它天性中的坚忍与平淡。它一如既往毫无存在感地存在着，到了后来，它连它那让人骄傲的称呼都失去了。它没有激动也没有抗议，像天道循环一样，安静有序。因此，它似乎是以自己的姿态昭示人们，它是不适合大声说出的。

它适合遥想。

显然，福民兄是把右北平充分完全地人格化了。我说他这是在“自况”。下面一段也是：

右北平始终只是右北平。它是孤独和唯一的，没有想象中的伙伴。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要独自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因此无暇自我关注。它的粗犷雄迈朴实无华甚至让它连一篇赞美的文字都不曾收到过。它的孤独因此不是文人式的骄傲和自我怜悯，没有多余的过度的抒情，而是一种已成习惯的沉默。

只有在写右北平时，我才最深切感受到这位老友全身心进入这片大地的历史血脉血统之深，浑然一体。缠绵、隐忍、自豪、坚毅，他把最高贵的性格、最纯粹的颜色赋予了右北平。他的笔触使我相信，只有一个深刻自觉到文化血脉血统使命的右北平人，才能写出《北纬四十度》这样的书。没有右北平，或许就不会有这本书。右北平的坚忍和伟大，庇护和造就了中原和中国。他从右北平审视中国，在中国发现右北平。右北平和中国，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维系和遭遇。在写作者的切身体验中，其情其心其实已经很接近《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的幽愤深广之境了。“一种已成习惯的沉默”，“它适合遥想”。于是，福民兄既是写作者和代言人，而人格化了的右北平也几乎兼有了司马迁的境遇。历史空间和人文精神，关联而下，如此直抵北纬40度的右北平和它的书写者的内心深处。

三

这是一部关于我们中国历史、民族和文化冲突融汇的文学史书。在历史、民族和文化的冲突、融汇的视域中，北纬40度因其独特的地域位置，如何承当、成为人类文明生长的关键枢纽，并因此造成了怎样的结果？这是北纬40度之为问题和福民兄思想观照的切问。具体的、有形的历史文化书写，在文学层面上可以诉诸修辞，但在内涵意义上需要有作者的理论回应。我想《北纬四十度》虽还只刚开始，全部的答案有待于它的续写，但文史书写的这样一条路径和方式，显然已经由福民兄成功开拓而成了。他成就了一种宏大叙事的文史书写示范。

简单说，这是文学和历史的结合，但并非只用文学的手法表现历史而已。人常说文学为虚，历史究实。在历史书写中，虚位的文学好像也只有手段的作用吧。但如果再度返回《史记》的书写时代，看看它的书写者如何处理文史虚实的关系，就会发现没有文学的修辞就不会有作为史著的《史记》。更早一些，第一部“国史”、被奉为儒家经典的《春秋》，据说还经过了孔子之手，史著、史笔的最大关节其实就在文学的修辞。一字一词之用，才成就了所谓《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文学修辞产生的是政治评价和历史定论的终极后果。没有文学，何以成史？这时再看曹丕《典论·论文》中对最高境界的文章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非帝王上位者的权宜虚饰吧。他的来路也是《春秋》一脉，只或许更加重视治国理政的实用功能罢了。《史记》的杰出性则更胜一筹，福民兄对之已经再三确论。最突出的证据之一就是他对《李将军列传》在司马迁撰写《史记》动机上的体会和评价。

有“飞将军”之称的李广，用今天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战神”级别的“人设”。但福民兄提醒我们说，其实在最爱怜、最推崇李广的司马迁笔下，李广原来完全就是一个败军之将，而且是“常败将军”。最后直到老年，也是因临阵败战而含辱自杀。福民兄的提问是：

为这样一位败军之将树碑立传，而且写得如临其境，同情满纸，这种情况无论是在中国战争史还是中国历史的人物评价上，都是不同寻常的举动。而且《史记》纵贯上下三千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篇幅有限，名人巨多，能挤进这个行列里相当不容易。很多成就地位远在他之上的王侯勋臣，都只能合传并立，甚至还有四个人合传的例子。司马迁却能拿出篇幅和极大耐心为李广单独立传，这么做一定是有他自己充足的理由的。

这个问题说来并不是福民兄首发，寻找答案的方向就在作者司马迁的个人遭际和内心世界，最明显的具体线索也就在《报任安书》中。但这次阅读《北纬四十度》给了我一个新启发，或者说一个新说法，就是司马迁为李广单独立传的动因，主要也该是在文学根源上。文章著作的体式、法度乃至遣词造句、评价褒贬之义，实为作者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这在中国的文章文体传统上，可谓渊源有自。就文化传统而论，《李将军列传》之立，渊源还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如果说孔子将自己的个人意志注入进了《春秋》行文体式，司马迁通过《李将军列传》之立就是宣示了他的《史记》的文统和道统的伦理正义性。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和领悟这一文学行为的背后是写作者向政统和帝统坚持个人意志和价值观的态度与决心。无此用心动机，无此决绝的宣示，司马迁就没有必要含悲忍辱写《史记》。在此意义上，我甚至更要说，司马迁的《史记》之作，就他个人所面临和遭遇到的屈辱和压迫，远在孔子之上。司马迁《史记》成就的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最伟大的人格典范和文体典范。

伟大写作者的个人意志开启了历史及历史撰述的路向，历史撰著中的个人意志成为文学性的渊薮和枢纽。司马迁为李广动情动心了，决定性地影响到了《史记》的撰著。这在历史著述中会成为一种情感泛滥而导致的负担或累赘吗？很难评判。福民兄说：“不得不说，司马迁在倾注了无限同情给李广这个人物时，确实带有深刻的自我遭遇投射感，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今天再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感到太史公文学叙事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客观。”一个文学出身的历史写作者，怀有这种严肃自省的警醒和戒备，不惜生出了质疑太史公笔下过度“滥情”的批评，正可反证在文学和历史的书写关系中，所谓历史其实很虚幻，历史叙事的技巧、审美、意义、价值效应等文学性因素或方式，才是历史（叙事）的真正构成——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文学为体，历史为用”。历史因文学而动人，文学助历史而久远，绝非反之。倒是历史在叙事机制上产生了节制文学的作用，而不能得出文学为历史服务的结论。所以应该说司马迁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其次才是伟大的历史家，这更符合人物的历史实况。

福民兄用文学的方式颠覆（这个词有点重了）司马迁的文学叙事路径，同样是文学叙事，价值观已然有所不同，甚至颇为对立。这是福民兄在《失败者之歌》一章中有意落实的重要企图，而且他将之升华到了一种历史理性和传统文化人格的批判高度。他不惮于不敬和冒犯，这样再三陈词：

荣誉是太史公颁发的。《史记》这段画面感极强的生动文字（引者按：指李广兵败被单于生擒而脱逃反杀、归汉又被判罪的描述），显示了司马迁卓越的文学才华。……但事实上，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赢得“汉之飞将军”美名是在两年之后了，此时与其他将领相比，除了年纪大，并无特殊之处。而且，经过司马迁妙笔生花，人们记住了李广智勇双全、纵马驰归的雄姿，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其实是个全军覆灭的败将。（引者按：福民兄质疑、动摇了司马迁的文学企图和李广的历史形象。）

李广作为一代名将享有巨大声誉，司马迁当推首功。《史记·李将军列传》倾尽同情、并以很多生动传神细节刻画李广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并且还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和迫害……所有这些，都符合传统文人对于自我命运与社会关系的认定。他们从李广的不幸遭际中认出了自己，并将其发扬光大。（引者按：司马迁的胜利不仅在文学文字，更在文化心理上，首先是把他自己个人成功投射成了中国传统士夫的人格形象和命运。福民兄的历史还原和文化批判，实为文化心理和传统人格的诛心之论，文学颠覆倒为其次，或也无效——历史或能颠覆，谁能颠覆司马迁的文学？）

文学往往被称作“向失败者的灵魂致敬”的艺术。李广“失败”的一生被叙写为一种人格上的胜利和荣誉，始终为那些不如意的人生所接纳，为那些不如意的人们所惦记。《李将军列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种精神慰藉和观测人性的切口，成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失败者之歌。（引者按：在更高或抽象的意义上，文学是超越历史的，文学致敬的是超越性的精神，文学因此才成为世俗和政治的抗衡性力量。）

归根结底，通过历史叙事，福民兄归结于同情司马迁的文学。以《李将军列传》为代表的“失败者之歌”可谓《史记》中最为动人的篇章，福民兄的《失败者之歌》也成为他历史思考和价值判断的高点。而且，他对《李将军列传》的文本细读和多重阐释，正是《北纬四十度》的文学性书写方式的缩影。由此他和《史记》形成了对话关系，更与中国士大夫以及传统文化人格，包括伟大的司马迁本人，都应和、传递出了一种“同情的理解”心声，彰显出现代人格内涵的超越性理性价值思考。

如果说地域出身和早年的文史阅读诱发了福民兄关乎切身的思古幽情，那么成年后的阅历、感怀和思考，使得历史的向度获得了深广度的拓展。历史纪事只是知识写作的表象，历史深处才能见出人文的深广度。而进入历史深处的入口却是在当下的关怀和思考的理性。可以说北纬40度促发的民族、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历史性地熔铸成了今天的中国，后来右北平的消失似乎也是对北纬40度历史的终结；同样，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其实正又处在一种历史上的“北纬40度状态”的角力变局之中。国际地缘政治的较量已经将中国推进到了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史无前例的大关口。纵向的百余年来的历史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正以横向的现在进行时将我们整体性地卷入其中。它的深度和广度已经大大超出了北纬40度的范畴。今天的我们是否又正站到了“北纬40度”的周边？中国向何处去？世界走向何方？我以为这是福民兄撰述本书的最为深刻的现实情境和思想焦虑。历史上北纬40度的史实演绎本身相比之下早已经无足轻重，如何与世界相处于当下，并走向和平发展的未来，才是需要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以为可以把《北纬四十度》读作一部充满忧患意识、现实隐喻和言外之意的当代“三言”——喻世、警世、醒世。从北纬40度看取中国，从中国关怀世界，从中国的历史形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挑战和未来前景，这是《北纬四十度》的当下含义之最大者。福民兄以文学的态度、方式和想象，贯通了历史的未来。这些也是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种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历史散文等分明不同的旨趣、文心和文体形式的新创特点所在。福民兄的立意、站位和行文审美兼有了一种文章新制、写作新文体、拓新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开创性意义。技术上看，则是文学的修辞打通、提炼和润泽了思想，思想在修辞的美学中得以赋形而生动。

历史正在变局，远未终结。也许是一种漫长的终结。如果《北纬四十度》没有续篇，那将是莫大的遗憾。当初，司马迁的《史记》可谓一部“当代史”的侧影，写作者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的。对于福民老友的当代新《史记》我愿意拭目以待。

注释：

（1）陈福民：《自序》，《北纬四十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本文所引《北纬四十度》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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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   宁

审核：李桂玲

核发：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