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情缘》：（15）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排球场上的浪漫
刚刚来到中国时我心中还有一丝纠结，不是因为身处陌生之地，更多的是因为想念朋友、想念尼大、想念家。最初几天，我经常在唐宋诗词中寻找慰藉，心情随着李白的“但愿长醉不复醒”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起起伏伏。
很高兴你在北京一切都好。我知道你在离开印度前是克服了很大阻力才决定去北京继续深造。因此，我绝对相信你将战胜现在或未来的各种困难，继续前进。
正是叶书君教授的鼓励让我重新觉悟并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印中研究当中去。也是她的这番鼓励使我在了解从远古到现代依然散发光芒的中国文明智慧的过程中发现了乐趣。这让我想起泰戈尔的话：
在文明之火第一次被点燃的古希腊火种已经熄灭……但是，在中国和印度，以社会和一个人的精神理想为基础的文明依然生生不息。
我擦掉了抄写在房间墙壁上的李白和李煜的诗句，打算就像一朵浮云般掠过中国广袤的地平线，去探寻那不计其数的被中华文明灯火照亮的人和地方。
谭中教授希望我能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在当时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始招收外籍学生攻读硕士，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和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我决定试一试。尽管我有很多科目都是和中国学生一起上课，但还是全心全意地准备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我报考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因此除中国近现代史外，还要参加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考试。那个时候外籍学生可以免试中国政治和英语。为1992年2月16日至17日举行考试我做了精心准备，还做了前几年的试卷。我的老师们还有在中国新结识的朋友们都从各个方面给我鼓励。我在延安的朋友严玲写信说，
关于学习，是否有人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有良知和恒心？刻苦努力，经常复习，永葆动力，竭尽全力才是起关键作用的。做到这些，如果一个人还是不合格，也没什么遗憾了。我希望你可以克服困难。
这些的确是鼓励人心的话语，但是还有一条暖心的建议是，即使做不到这些我也不必太伤心。我相信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可惜在几乎所有60分及格的试卷中我都差了几分。我并不灰心，但是我的老师们认为校方让我和中国学生同样竞争是不公平的。大概15年之后谭中教授在深圳参加完一场关于印度和中国的会议后给我写了封信：
我真的很高兴在深圳与你和拉维尼在一起，虽然时间并不长。你的出现让会议令人难忘。郁龙余教授及其他参会人员对你流利的汉语印象非常深刻。我告诉郁教授你在北京大学获得一个真正的中文硕士学位的故事。他认为北京大学对你要求太苛刻了。顺便说一下，根据我的建议，让政府决定送你和苏丹西去中国学习四年取得硕士学位的人是当时外交部的联合秘书，也是现在的印度驻中国大使，尼鲁帕玛•拉奥女士。下一次你遇到她，应该特别感谢并告诉她你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尽管北京大学对于寻求进入学位课程的外国人采取“难度偏大”的方法，我对此没有任何的怨言。相反，我渐渐相信这所大学的学术活力和标准，难怪它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非常骄傲成为它的一名校友。在北京大学又待了一年后，我决定回到尼大，这样能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研究。同时，我在排球场内外结交了许多中国和日本朋友。其中之一是王瑶，一名在西语系学德语的学生。
排球场上的浪漫
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是一名排球迷。因此当我来到北京大学，发现中国学生在勺园对面的排球场打球，立刻手痒难耐。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于各系的中国学生，除了一名看起来和中国学生差别不大的日本女孩。后来我发现她是一名“会员”，因为她有一位中国男朋友。刚开始我只是做一个旁观者，但是难抵诱惑，于是问伙伴们我能否加入。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不喜欢我的加入，但同时还是出于礼貌回答“可以”。由于我没有任何语言障碍，慢慢地他们也接受我成为一名“会员”。正是在这里，我遇到了王瑶，一位出色的球员，喜欢打二号位置。一次热身练习时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国人？”我让她猜一猜？她说“是巴基斯坦？”我有些惊讶，但是能理解问题所在。印中关系在中断三十多年后刚刚恢复没几年，中国公众意识中对印度的熟悉度几乎为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印度人很少。达莫达尔•潘达和尼兰• 内吉离开后，在整个北京大学就只有我一个印度学生了。
渐渐地我在排球场上赢得了中国朋友们的信任，成为一名“会员”。我参加了一些球员组织的场内外活动，例如在颐和园划船。偶尔我会和伙伴们在五号楼吃饭，那里的晚餐时间到晚上七点。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没有看到王瑶，我也没仔细考虑过她问我的问题。一次，在另一场热身练习中，我打排球有些猛，她的前臂屈肌被撞红了。她痛得大叫，并且向我投来蔑视的眼神。我立刻道歉，尽力解释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她把头扭向了另一边。这件事发生在秋天，生活一如既往。那时一些球员总问我：“你怎么看王瑶？”我常说：“她就像其她女孩一样。”我记得第二年早些时候在勺园遇到她，她评价我的发型“真难看！”我只是笑了笑就继续去上课了。我对王瑶的看法是在1992年4月21日彻底改变的。
那天，排球比赛后她走向我，问能不能到我的宿舍洗澡。我认为她一定是在开玩笑，因为中国学生是有他们自己的公共浴室的。或许是由于苛刻的时间限制和拥挤的空间，她请我帮忙，我愉快地答应了。洗完澡后，我陪她去未名湖畔的一个裁缝那里。我相信就是从那开始我们成为朋友的。那时候，并且我相信现在也是如此，大部分中国女孩在热切寻找来自西方国家的白人，尤其是美国人。它是一个新的身份象征也是一条通往西方国家的捷径，这是当时许多中国年轻人所渴望的。一些人甚至付钱请外国人提供假结婚证书，而这些外国人乐得其所。而如果一个中国女孩被发现和一个来自于南亚的小伙子有染，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南亚被认为是落后的、贫穷的、封建的。并且，女孩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喜欢深色或棕色皮肤，更不用说来自非洲国家的黑人。虽然有一些大胆的中国女孩和非洲学生交往，但是女孩和男孩很难在宿舍楼一层的登记处或外边的旅馆登记。但是，日本或西方女孩同非洲或南亚学生交往是常见的。几个日本女孩也表现出对我的兴趣。事实上，她们其中的一个，聪美，爱上了我。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十分俊俏，思维与我在校园里接触过的许多其他日本女孩不同。我们的确一起去过中国的一些地方，但是这段关系并没有开花结果。
我相信现在在中国这个问题还是一样。在与中国朋友的讨论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个人告诉我是由于中国女孩的劣势情结；另一个人认为完全是经济原因；还有一位中国女士提出西方男人比中国男人更阳刚的看法。不管怎样，只要瑶没有和一个南亚人有什么关系，我是不会被这些争论困扰的。
情感无界限
由于是亲眼所见，当瑶走进我的生活时我感到很诧异。时机非常微妙，因为她即将大学毕业，并且已经选择了几个月后去中国国际旅行社（CITS）工作。我知道定期见面会很难，所以我们充分利用一切有限时间，而很少或不去考虑未来。我发现瑶高度自律、聪明、热心、有爱心，有时候也非常冲动，但是忘记争吵吧，因为很快这些就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她出生在一个筒子楼里，并在那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名高级电信工程师，母亲是一位体育学院的校长。虽然两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母亲拥有更多的荣誉称号，比如劳模、杰出的共产党员以及三八红旗手等。筒子楼设施完备，包括一个游泳池和孩子们的幼儿园。一层居民有共同的厨房，共同的卫生间和淋浴房。她告诉我群居的一些特点，比如孩子们一起玩耍，老人们下围棋（中国象棋）很好找到对手和旁观者，人们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和谐相处，互帮互助。但是也有弊端，像闲言碎语和不怎么顾及其他人隐私，并且喜欢询问其他人在做什么。毫无疑问，瑶继承了群居的好品质。从幼儿园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再到现在的北京大学，她很幸运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她的记忆里没有重创中国的“三年饥荒”（1959—1961），除了一些亲戚确实在饥荒时来向她的父亲寻求帮助。和所有孩子一样，她深受父母影响，对毛主席的评价很高，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对日本人的深恶痛绝，因为她家曾经是抗战时日本焦土政策的受害者。日本人烧毁他们的村庄，抢夺村民们的粮食和财产，甚至砍了她父亲一位小舅子的头。因此，不难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那种痛恨。事实上，在我和一些日本学生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看到1938年日本人在南京实施的恐怖活动和战争犯罪，一个日本女孩崩溃了，另一个悲痛欲绝。她说她从来不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黑暗一面，从那以后感到十分悔恨和歉疚。
瑶的父母接受过良好教育，能够理智地思考问题。我觉得他们很开明，但是他们的确警告过女儿跨国婚姻会产生难以预料的问题，尤其是和南亚人。第一，社会封建，女人没有地位。由于“男人比女人优越”的观念，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还有杀害女婴、女孩的教育等问题。第二，安全很成问题。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被认为是非常混乱的，除了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外，法律和秩序也是一个问题。总之，民间对立在次大陆一触即发。第三也是更重要的，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仇恨以及1962年冲突，印度与中国彼此怀疑，迎娶一位敌人阵营里的女儿绝对是一种危险行为。最后，即使在第三国定居，人们相信中国人与印度人在那里也会受到蔑视和歧视。因此，跨国婚姻，尤其是和一个南亚人结婚，必须被阻止。虽然这种分析有现实的成分，但是，把整个南亚或印度看做是封建的，是恐怖主义、叛乱或社会动荡的温床，是对印度现状或整个南亚的一种严重误解。我记得瑶问她的父亲：“爸爸，你说情感有没有界限？”我必须承认她父母除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外从未给她任何过度的限制或压力。我总是告诉瑶这是她父母真正的关心。
记得是在五、六月的时候，瑶把我介绍给她母亲。我们在大学南门对面海淀区的一个小餐馆见面，一起吃午饭。像是审问一样，我需要回答一连串问题，家庭、居住地、大学和未来目标。我诚实地回答所有问题；但是，说到未来，我自己并不确定，只能说我有可能从事印中关系事务或其他政府工作。既然政府工作被当成是“铁饭碗”、一生的保证，他们问我是不是能确定，对此我回答是“不知道”。我确信会追求学术事业，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毛泽东蔑称为“臭老九”，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他们的收入也很低微。北京大学的一位讲师告诉我，他每月工资只有80块，为买一辆心仪的自行车要攒好几个月钱。另外，印中关系方面的学术追求被认为带有高度政治性。瑶的母亲付了饭钱，然后我又回到了校园。
瑶的事情我也告诉了小妈和兄弟姐妹们。他们没有像瑶的父母那样分析跨国婚姻，但是几乎全体一致地认为一位在当地受教育的喜马偕尔邦女孩是才最佳选择。他们说乡里亲朋来求婚的人很多，如果我对当地女孩不感兴趣，他们建议最多找其他邦的某个女孩也可以。很难让他们相信印度各邦之间的差异和跨国差异几乎是一样的。不管怎样，我告诉他们别再为我做媒了，因为和未来妻子一起生活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们。另外，我告诉他们，谈论婚姻还为时过早。
撇开父母的建议，我和瑶继续在校园内外约会。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彼此的感受越来越强烈。我经常去31号楼，在那瑶和六个其她女孩共享多个上下铺。房间只适合睡觉闲聊，读书和做研究还是图书馆更合适。我听说她们也轮流打扫卫生。宿舍晚上十点半关门，必须及时回去，所以在那个时间总能看到女孩们或情侣们飞奔着跑回各自宿舍。记得有一次瑶错过了时间，我们决定在户外瑟瑟寒风中过夜。虽然我从宿舍里拿出来一条薄羊毛毯和一件套头衫，可是这些单薄衣物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直到早上我们才回到各自宿舍。幸运的是我们没有被那些拿着手电筒巡逻的校园保安发现，否则瑶的事业早就被毁了。保安对外国人比较宽容，但对中国学生特别严厉。他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哪个系的？系主任是谁？哪个楼的？这么晚你在外边干什么？”如果你和他们争论，他们会告诉你：“这是大学的规定！这是中国的规定，如果你违反规定，后果很严重！”有时候我会请求他们：“朋友！都是年轻人，请理解一下。”他们会变温和，警告说：“这次放过你，但是下不为例！”我记得1992年欧洲杯足球决赛时，一名中国学生和他的外国朋友偷偷溜进勺园时被校园保安打了一顿。幸运的是，我和瑶从未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漫步于未名湖边；有时在湖畔垂柳下的长椅上坐上几个小时；有时坐在湖心岛东岸的石舫上；有时在湖西岸的钟楼上；有时穿过通向花神庙和埃德加•斯诺墓的那些曲折窄径。这些闲庭漫步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当中。例如，我们会讨论这些地方曾经属于贪腐无度的乾隆宠臣和珅。思绪引领我们回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法国人甚至有更阴险的计划，他们想把紫禁城也付之一炬。我告诉瑶：“你知道吗，在中国也有印度士兵为英国效力，而且他们中有些人参与了1860年的联军，并且后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八国联军中也有印度士兵。”她很震惊，眯着眼睛看着我。我进一步向她解释，是英国人强迫印度士兵加入这场肮脏战争的，因为印度是他们的殖民地。而且，有像嘎达达尔辛格这样的士兵同情中国人民，并质疑他们是否应该参与这样的远征。埃德加·斯诺墓使我们回忆起共产党在陕西的根据地，以及在他1937年发表的经典著作《西行漫记》中如何介绍长征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的，包括在广泛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后将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领导人介绍给西方读者。瑶对这些历史事件并没有表现出很大兴趣，但仍然倾听我的讲述并且欣赏我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当她感到无聊时，我会谈论我的业余爱好，我对西方乡村歌曲以及慢摇滚的喜爱。后来，我用一位日本朋友从日本带来的双卡索尼收录机录下了一些最喜欢的歌曲给她听。其中我记得的一些歌曲有乔•库克的《冲上云霄》、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和《别着急》、罗德•斯图尔特的《就在今晚》、甲壳虫乐队的《金钱买不来我的爱情》、西蒙和加丰克尔演唱的《寂静之声》，还有很多其他歌曲。我也谈论一些在印度看过的西方和宝莱坞电影。在北大虽然有一个剧场，但是放映的电影很老套。我有一些外国专家朋友住在中苏友好时期修建的友谊宾馆，他们有时也邀请我们去看一些电影。